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９页。）理论的彻底性是理论的生命线和力量源泉。毋庸讳言，即便在社会主义实践取得了巨大成就的中国，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淡漠和由此产生的理论信仰危机也决非个别现象。这种状况产生的一个因素在于，我们在真正创新基础上确保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彻底性的努力还远远不够。
理论研究不彻底的症候
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始终保持其彻底性的本色，应具备科学性、开放性、现实性和民族性等特点。现在有一些人不太认同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是因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还不够彻底。
第一，理论研究的经院化倾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终使命是为人民群众的实践服务。因而，务实的理论研究，应化难为易，并给深刻的理论赋予生动的形式。可是，现在一个严峻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经院化倾向日盛，一些论著讨论的主题及推论过程完全是抽象概念的演绎，沉缅于纯思辨、纯逻辑分析的形而上的玄思中，讨论的问题也多是脱离实际和无内容的纯形式，为研究而研究，为解构而解构，把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用现代西方艰涩的哲学话语解读得连专业学者都不知所云，就更不用说普通大众了。理论研究的经院化与理论的彻底性是背道而驰的，最终必将扼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机。这不禁使我们想起当年毛泽东的告诫：“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版，第５００页。）
第二，理论与实践呈现两极分离的趋势。这种分离主要表现在：其一，原有理论对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不可能一一有现成的答案，而我们的理论研究则显得滞后和缺乏前瞻性，因而常常不能正确指导实践。早在１９８９年，邓小平就曾遗憾地反思说：“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了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理论没有突破，就谈不上发展，而不在发展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在窒息其生命活力。“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４７页。）邓小平不是为了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论断而去进行社会主义的实践，而是为了推进社会主义的实践去运用马克思主义。这种唯实而不唯书的与时俱进精神和创新品格，值得理论工作者继承和发扬。其二，一些党员干部理论上的表率作用发挥不够。一些人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淡漠心理，原因除了教育中大面积的乃至低水平的强制灌输和重复灌输所产生的逆反心理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一些党员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仰不坚定甚至就根本不信仰，言行不一，学马列仅仅成了其手中谋取个人私利的敲门砖。这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极其不好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不只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它还是一个合理的价值体系。我们的党员干部理应是马克思主义价值理想的最坚定的信仰者和践行者。但一些干部一面扛着马克思主义大旗，唱着为人民服务的高调，一面却肆意谋取个人之私。这极大地玷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纯洁性，严重地削弱了它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因而，人们对那些借用马克思主义来伪装自己的人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厌恶和鄙夷，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
第三，人为界定与划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与评价上，存在着两种相反的偏向：其一，传统保守的盲从论。一些人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的思想之间划开一道鸿沟，大凡引经据典，皆为马、恩、列、毛和邓等导师或领袖们的思想观点，间或出现其他人的言论也多为批判的对象，人为地制造绝对真理与绝对谬误的二元对立的假象。毛泽东当年对这种一味地引经据典缺乏自己研究与思想的做法极为反感，他曾批评说：“我写文章，不大引马克思、列宁怎么说，报纸老引我的话，引来引去我就不舒服。”（转引自《邓小平文选》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１８页。）遗憾的是已过世的人只剩下永远沉默的文本，再也无法表达自己的不满和主张自己的权力了。唯其独尊很难说就是对其真正的尊重与信奉，因为这容易导致其封闭化、孤立化与僵化。科学的批判精神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马克思说：“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末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地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第４１６页。）不畏权贵、勇于自我解剖和自我否定是无私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独有的理论勇气和高贵品格。恩格斯从认识论的高度阐明了自我批判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他在批判杜林的绝对真理时说：“因为很可能我们还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十分轻蔑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４２６页。）面对马克思恩格斯上述的胸怀开阔、态度辩证和勇于自我否定的革命精神，我们理论界存在的一些教条式的固步自封现象当彻底地予以清除。
现在，仍有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着认识上的偏差甚至是错误。比如“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被某些人想当然地理解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真理”后，便使其带有了独断论的性质，这给坚持马克思主义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还有，一些“激进”的怀疑论者以实践的变化发展为借口，鼓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无用论―――在他们看来，能够给马克思主义以一个一般学术流派的地位已足够了，他们以研究西方世界的各种现代理论为时髦，并将其奉为圭臬，漠视、拒斥马克思主义。如果说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片面的话，那么，学术界的这种日益盛行的“西化”倾向又何尝不是一种片面呢？
理论研究不彻底源于缺乏创新
理论不彻底和不能说服人的总根源还在于理论缺乏创新。创新从形式和形态上看是新异的，从功能和价值上看是优异的。正是基于在知识经济的大背景下，能否创新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同时也鉴于意识形态领域里教条之风尤盛，江泽民将创新提升到了民族魂的高度：“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９２页。）江泽民将创新分为科技创新、体制创新和理论创新等三个基本方面。目前，理论创新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方面建树最少。我们在返本与开新两方面都做得还不够。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研究之所以创新不力，主要不在于缺少外部条件，而是我们一些理论工作者自身的问题。
第一，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神圣化、神秘化。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学术思潮，而是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作为拯救中华和振兴中华的思想武器、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因而它和政治思想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坚持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武装群众，组织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阐发、创新和实际运用，就成为共产党实现工人阶级思想领导权的具体体现。本来这一过程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可是在实际操作中极易形成领导出思想、群众出行动这样一种主体分离的情况，并从中就产生一种错觉，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权、创新权似乎只属于党的领导者，而与普通党员、普通群众无缘。也正因为如此，我国理论界有这样一种误区，就是有些理论工作者不是真正地面对群众、面对实践、面对现实生活，而是热衷于“上层动向”，窥测政治风向，将安危荣辱寄于某些领导人的“授意”，因此而“折戟沉沙”者决非寥寥。还有一些理论工作者只是在“照着说”，“顺着说”，炒冷饭，做些并无新意的注解式的扩充―――充其量是“解释学范围内的创新”，甚至其中还不乏令人生厌的“媚语”。当然，一些理论工作者对创新的畏难也许另有隐情，这就是明哲保身，缺乏坚持真理的无私无畏的勇于探索的精神。正如有学者所分析的：“理论上的创新，起初常被认作是‘异端邪说’，这不仅是因为它要突破的原有理论往往来自某个权威，还因为原有的理论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已积淀为某种集体无意识而遮盖了绝大多数人的头脑。所以，不具备勇于探索的精神，就会被‘异端邪说’的帽子而吓倒，就会屈从于权威和大多数人奉行的传统而使理论创新遭到窒息。”（陈卫平：《创新：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品格》，《学术界》１９９８年第５期。）
第二，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一元性与坚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混为一谈。这里进一步关涉到在什么层次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有人主张将马克思主义进行分类并因此采取不同的态度，即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知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前者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这一层次上的马克思主义是为最底层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辩护和呐喊的，在中国坚持它就是坚持以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而作为知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它又是由一系列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所构成，必须倾听实践的呼声，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修正和发展。这种界划有一定道理，也为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寻找了一个突破口。但一旦进入实际操作领域，将同一个马克思主义人为地一分为二割裂的做法，就会陷入坚持和创新难以两全的悖谬。坚持马克思主义，无条件地照搬其文本条条是不行的（这一点早在上一世纪３０年代就被毛泽东所批判）。我们认为，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世界观和价值观。马克思主义以实践为基础的革命性和科学性是其本质特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其世界观的根本要求；为人民谋福利是其基本的价值导向。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性是后二者的哲学理论基础。
第三，理论工作者理论研究动机的狭隘个人功利性。市场经济体制易凸显个人本位和强化个人功利意识，这种倾向一旦渗透到文化理论领域，其对知识分子品格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更是不可低估。“治学不作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王元化语）当为知识分子的座右铭，而如今一些人著书立说已不再具有神圣的使命感，主要不是出于某种社会责任，用自己的睿智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人民的根本利益去启迪人民，为人民的疾苦去呐喊和辩护，而是将学问辱降为谋生的“技艺”和捞取个人功名的高妙手段。当然，理论研究中的个人功利意识恶性膨胀，并非仅是由于个人品质上的瑕疵，它与现实中的一些急功近利和过分形式化的价值评价也不无关联。
综上所述，只有一个具有彻底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为人民大众所信仰和践行，而彻底性的理论应当具有科学性、开放性、民族性、现实性与生动性等特征，在理论联系实际中，理论工作者的创新精神是永葆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根本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