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奥巴马 2012年美国大选尘埃落定。这是一次在美国的“困难时期”举行的“困难选举”，奥巴马大胜罗姆尼赢得连任。这个结果并不太令人惊讶，粗线条的解释是：此次选举，美国选民高度聚焦于谁能领导美国走出金融经济危机，真正实现复苏。相当一部分人对奥巴马首任表现感到失望，但并不反感他的为人，同时对“高富帅”、“变色龙”、“愤怒的保守派”罗姆尼缺少信心，倾向于给奥巴马再干四年的机会。
这个结果意味着，奥巴马推行四年的以扶助低中收入阶层为重要特征的中左路线在美国赢得了延续的权利，全世界解答财富分配难题的努力将因此受到重要影响。
进一步发掘经济复苏亮面，增（富人）税减赤，落实医保改革，重拾教育和移民政策改革，从而促成美国的“升级换代”，将是奥巴马第二任治国理政的主线。美国近年来推行的全球战略“再平衡”调整也将继续步步深化，对热点问题的处理亦可能显示出更多进取性。可以预见，选战之后，美国将再次走上调整求发展、变革保优势的路，这是美国每次陷入危机时都会发生的事。事实上，这一轮美国自我调整的潜力正通过高端制造业、智能产品研发、新能源和清洁能源、生物医药、航天等领域的生机表现出来。
但今后四年奥巴马能否如愿领导美国“继续前进”、“重塑美国梦”，仍着实存疑。本次大选揭示的美国自身问题是深重的，除财政赤字、金融失序、失业问题外，还有党争尖锐、政治撕裂，对外政策顾此失彼、首鼠两端。这是美国体制性、结构性弊端长期积累的集中爆发，不是哪个政党或哪任总统就能轻易解决的。即便奥巴马政府闯过“财政悬崖”（这几乎是可以肯定的），两党达成一定政治妥协，美国也不大可能用较短时间解决所面临的难题。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美国在短线上并不必然发生衰落，但作为一个超级大国之疲惫和跛脚，将成为常态。这样一个美国，是美国人需要正视和适应的。
在与本次大选伴生的美国国内思辩中，两个词非常抢眼和流行，一个是“毁灭性创造”，一个是“后美国时代”。前者是经济层面的，意指美国的金融、技术创新能力仍强，但已不能带动社会整体提升，不能给民众创造利益，这才是美国的最大危机。后者有着更广泛内涵，是精英阶层的自我鞭策之语，要义是美国面对内外挑战，必须超越党争政争，实施大战略，以永保“全球领导地位”，避免走向衰落。这两个词点中了当下“美国病”的要害，围绕它们的反思将贯穿未来四年的美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
对于奥巴马本人，有鉴于其执政地位的延续，进行更深入的观察和解读是必要的。四前年，奥巴马举着“变革”旗号以超高人气上台，却向选民交出一份差强人意的答卷，治理经济能力备受指摘，增税主张和“反华尔街”、“民粹主义”言论得罪富裕阶层，差点成了“卡特第二”。但由此认定他是弱势、失败的，则过于武断。客观而论，奥巴马首任推动美国经济复苏的政策方向并无大错，做成了医保改革这样的百年来历任美国总统想做却不敢做或者做不成的事，重整对外战略的基本路数亦符合美国当下实际。但奥巴马太想成就改变美国的理想，把太多精力用在立竿未必很快见影的事情上，那些急于得到就业机会、跳出房贷陷阱的美国公众对此并不买帐。第二任，奥巴马没了包袱，有了时间，说不定会焕发出不一样的光彩。
中美贸易大战打不起来
2012年美国大选围绕中国议题的鼓噪是比较严重的。就像过去若干年几乎每次大选都会发生的，一个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战略利益与美国不同的中国总要成为两党候选人借题发挥的靶子。随着中国日益强大，批评中国的焦点已从过去的人权、民主问题为主转向经济、战略问题，中国议题明显呈现由外交议题转变为美国国内政策问题的趋势。罗姆尼的败选给美国政客们一个教训：恣意批评中国，否定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不会创造选票。
同本次大选核心议题一样，奥巴马、罗姆尼批评中国的焦点也是经济。在美国经济仍处在困难期之际举行的本次大选，无论是奥巴马还是罗姆尼都必须直面选民的晦暗心态，也都开不出能让选民眼前为之一亮、信心为之一振的良方，转移视线、撩拨选民就成了他们共同的便捷之选。在谈及涉华贸易问题的大多数情况下，两人互相攻击，比着强硬。这是否意味着中美经济关系将会触礁？中国应自有把握。
中美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多年，近4600亿美元的年贸易额在单个国家间几乎无出其右的。根据美国官方的统计，2011年美国对华出口突破1000亿美元，而在奥巴马首次胜选的2008年不到700亿美元。用不了多久，中国就会成为美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中国借给美国的债务之巨也无出其右的。可以认为，中美经济关系既已大到同美国的经济、就业问题融为一体的程度，也就大到了美国人同样不能允许其倒、其毁、其大打出手的程度。撇开“选举语言”浮沫，有理由相信，挑起美中全面贸易战不大可能是奥巴马第二任期的选项。在贸易问题上对华强硬，美国付出的代价与中国一样多。
抱着零和思维不放没有出路
中国更应关注此次大选涉华言论背后反映出的深层次、长期性问题。
首先是经济上的。与横扫美欧的金融危机几乎同期发生的，是以制造业数字化、新能源普及化为主要特征的产业结构调整，全球技术要素和市场要素配置方式因此发生变化，美、中都已裹挟其中。美国趋势学家杰里米·里夫金将之冠名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美国和中国都强调出口的重要性，都在推升制造业、抢占新兴产业制高点，形成中美经济关系史上从未有过的重叠现象。中美经济关系正在超越已延续30多年的互补互需模式，向一种既高度相互依存又高度相互竞争的复杂形态转变。
面对转变，中国需要对中美经济摩擦的持续增多和常态化有所准备，也需要更加善于把握中美经济关系中的合作与竞争因素。这同样是美方必须回答好的命题。双方需要共同努力，明确竞争底线，拉高合作上限，把中美经济关系固定在互利双赢的轨道上，这符合两国利益，符合两国经济调整的需要。回顾近年来美中经贸摩擦的具体情况，从人民币汇率、市场准入、自主产品创新、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纷扰以及光伏产品争端可以看出，美国对华施压的本质一是维持美国企业进军中国市场的势头，二是促使中国经济从出口导向型向内需拉动型转变。仅从第二点上看，应当承认，尽管摩擦有时激烈，中美经济关系的转型方向与中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努力大体一致，中美双方都要尊重经济规律，对其中蕴含的合作机会抱有兴趣和信心。 再就是战略上的。中美能否确立新型战略关系，是已经摆在中美两国面前的历史性命题，比贸易问题宏大、重要得多。在奥巴马、罗姆尼的第三场电视辩论中，“中国崛起与明日世界”作为五辩题之一出现，开启了中国成为美国大选单项议题的先河。在这场终极之辩中，两党候选人不约而同地强调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也不约而同地在对华政策问题上采取了相对和缓、谨慎的态度。无论美国政要们内心是否喜欢中国，他们无法回避的事实是，今天的中国已不是1992年克林顿竞选时痛批老布什对华政策时的中国了。如何应对不断崛起且截然不同于苏联、欧洲和日本的中国，已成为美国处理对外关系的优先课题。对此，美国自己需要搞清楚、想明白，抱着零和思维不放没有出路。
中国则要坦然面对，不必在乎美国领导人对中国“赶上来”、“跑得比美国快”的忧患和焦虑，出现这种心态对长期占据世界头把交椅的美国很正常。不管情愿与否、承认与否，中国已被美国树为竞争的 “标靶”，不妨接受现实，当好这个“标靶”。中国能否走好自己的路，美国固然有重要影响，但归根结底还要看中国自己的作为。能被美国拿来自我激励，中国很荣耀。
中国也不必担心美国国内缺乏抵制邪恶对华战略倾向的力量。此次大选两党候选人对中国话题的频繁触及在美国社会激起讨论，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约瑟夫·奈、贝德等许多前政要、学者、媒体人以及智库、商业团体纷纷发表评述或报告，指出两党特别是共和党竞选班子中某些对中美关系仅知皮毛的顾问要挑起“新十字军东征”，让他们掌握对华政策话语权将严重伤害美国。这种高密度的自我“消毒”现象同样为美国历次大选所少见，表明美国国内反对美中为敌的认识既不孤单，也不弱势。
中国倒是有必要继续忧虑，美国对华决策圈内不同声音的交织和不同势力的拉扯会不会进一步导致美国对华政策的摇摆、信号的混乱，从而进一步恶化中美各自国内的语境，推高双方理性处理摩擦和矛盾的难度，增加中美关系发生“事故”、相互误判的风险。
未来四年对中美关系很关键
奥巴马首个任期的中美关系大体经历了一个先扬后抑的过程，不能简单以“好”或“坏”来评价。2009年奥巴马就职后，双方相向而行，用较短时间实现了中美关系平稳过渡。此后，两国高层保持密切接触，共筑有效的战略沟通框架，逐步明确了共建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定位和努力方向。两国在诸多领域的合作呈不断深化发展之势。但是，奥巴马政府在两件事上的作法严重伤害了中国的利益，损害了中美关系发展的势头和战略互信基础：一是奥巴马两次批准大规模对台湾军售计划，两次在白宫会见达赖喇嘛；二是在“战略东移”、“重返亚洲”的政策调整框架下，介入南海问题和中国与邻国的其他一些争议。这两件事正是中美战略矛盾在新时期有新发展的表现。
奥巴马连任有利于中美驾轻就熟地继续推进两国关系中的积极因素，包括优化、深化已在进行的战略对话。但仅此是不够的。今后四年既是美国自我调整和变革的关键期，也是中国转变发展方式和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期，因此还是新形势下中美重构战略上相互认知和适应的关键期。双方都要有足够的紧迫感和主动作为意识，在大的战略架构中多做有利中美互信的事，少做有损中美互信的事，同时妥善运筹各领域合作关系，进一步协调在国际问题上的利益关系，以确立一个稳定、可期的双边关系，而不是使中美关系变成一种冰火两重、总体互疑局部合作的碎片型关系，否则，就像一根反复抻拉的皮筋，质地再坚韧也终会断裂。
就美方而言，像“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这样的话在过去四年已说得够多，因此，切实尊重中国核心、重大利益和道路选择更显重要。
同时，美国推进亚太战略调整应有正确的聚焦，必须充分认识到中美在海上迎头相撞将意味着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失败，这种风险由于美方的原因过去两年多来正在增大，而中美并不必然迎头相撞。当前最紧迫的是，美方有必要与中方就东亚、东南亚方向的海上问题进行真正深入沟通，相互讲清战略意图，避免因有关问题引发的相互疑虑和不满继续发酵。双方也有必要就中东和伊朗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以期在各种可能的变局中保持中美合作因素，避免两国利益冲突。
2011年11月23日《纽约时报》发表《超级大国与新兴大国的关系：有时会有好结局》一文，呼吁中美走出“修昔底德陷阱”，避免陷入对抗导致双输。自此，“修昔底德陷阱”一词开始被关注中美关系的人密集引用。应当看到，美国不是斯巴达，中国不是古雅典，2500年前的两强争霸无法简单复制到当代，也不适用于中美关系的特质，但相互猜疑导致对抗和战争的教训亘古未变。今后四年中美各自的走向和中美关系的走向很可能决定国际形势的变化方向，两国能否走出一条新路，成就一种新型的、健康的大国关系，人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