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新疆生活了二十多年，出版了《新疆词典》、《植物传奇》等著作，可以说由一个江南人彻底变成了一个“新疆通”，你如何看待这一角色转换？ 我是盲流进疆的。到今年，已在新疆生活二十四年，超过在浙江的二十三年了。现在有“北漂”“海漂”“广漂”之说，其实在上个世纪80年代，像我这样的“盲流”（盲目流动的人）不在少数，兜里揣很少的一点钱，带着文凭、几本书，脑子一热，坐上汽车或绿皮火车就远走他乡了。有的去了西藏，有的到了新疆，不像今天的青年，大多向往北京、上海。那时远行边疆，是一种青春期行为，即背井离乡的冲动和渴望，无疑也与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氛围有关。但“盲流”不是逐梦者，确切地说是被梦、被故乡驱赶的人，是在颠沛流离中与远方结合的人。
在1980年代中后期，像我这样盲流进疆的青年不在少数，诗人中就有杨子、北野等，后来他们陆续离开了新疆。几乎与我同时到达新疆的两位浙江朋友，一位到新疆后老流鼻血，另一位认为牛羊是臭的，所以没待一两年就逃回浙江去了。这说明，一个人要与远方结合是有难度的，首先你的身体得接受一方水土，然后才谈得上心灵的接纳、认同。当你的身体排斥某个地方时，所有的热爱、深入、持久就不成立了。在这一点上，我比两位浙江朋友要强一些，所以一待就是二十多年，从“闯入者”变成了“筑居者”。
故乡养育我们的身心，他乡强健我们的魂魄。我爱西域，爱江南，爱地域的两极。我的爱有些手忙脚乱、左顾右盼，像俄罗斯的双头鹰，向东看，又向北望。我的爱有点一厢情愿，从不发问：这就是我的两个故乡吗？这是我扎根的两片土地还是我迷失的两个梦境？我在诗中写过“异乡人”，他是“他乡的隐形人和故乡的陌生人”，像一只皮球，被两只野蛮的脚踢来踢去。毫无疑问，我是一个有裂痕的人，裂痕的两边分别是西域和江南，而写作，是修补裂痕的一种方式，也可能是最为有效的一种方式。我写过大量与“地域两极”有关的诗作，是为了打通地域和空间，寻找一种隐匿的普遍性：普遍的人性。从地域出发的诗，恰恰是从心灵和困境出发的。
从《在瞬间逗留》到《我的尘土我的坦途》《新疆诗章》，再到今年要出版的维汉双语版《沈苇诗选》，诗歌是我创作的主线，散文和评论是副线。我只能算一个业余散文作者，所以写了《新疆词典》《植物传奇》《喀什噶尔》等散文随笔类作品。我更愿将散文当作诗歌的变体来写。自从与新疆相遇的第一个瞬间起，我就在问自己：在这片土地上，除了写诗，我又能做些什么呢？我尊崇里尔克所说的，穷己一生，写出十行好诗。
在西部写作，有没有“旁观者”或者“他者”的心态？
这种心态从不强烈，从未形成对我的困扰。一方面，大概与我随遇而安的性格有关。另一方面，作为一名移民、一个外来者，关涉到身份的重建。写作就是一种重建方式和重建过程，因为写作作为持续的仪式，是与一片新土地的“象征交换”。在持续的“象征交换”中，一个人往往不是“旁观”了，“他者”了，而可能越陷越深了。的确，他乡有时会成为一个迷人的陷阱。此外，因为丝绸之路，西域在历史上是一个大地方，一个见大世面的地方，想想盛唐帛道，走在这条道上的各色人等，是何等的国际化啊。有人把新疆比作一块海绵，它所吸纳的东西是远远超过我们想象的。新疆吸纳了四大文明，也吸纳了各色各样的外来者。这片土地，对外来者历来是见怪不怪的。
阿摩司·奥兹说：“你身在哪里，哪里就是世界中心。”游牧人、漂泊者、流浪汉等，都是不断迁移自己“世界中心”的人。有时，我们会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产生陌生感，而在远方，在他乡，在某些特殊的情境中，会突然产生似曾相识、重回故里之感。这种体验我相信每个人都有。
关于“他者”和“旁观者”，我的看法是：自我永远是一个他者（上帝是最伟大的他者），但必须成为一个“他者自我化”的他者。我没有成为新疆和西部的旁观者，却成了这样一个旁观者：置身边疆，旁观潮流，看到了热闹、拥挤的“中心”———边缘的边缘、边疆的边疆。
谈谈你心目中的“西部”与“西部文学”概念。
这个问题需要一部巨著或一篇宏文来回答。我只能简要谈一下。
统摄在“西部”这一概念之下的是西部独特的地理与人文、历史与传统、族群与信仰。西部最宝贵的地方是它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差异性，也即我们经常强调的“多元一体”，这种差异性是中国东部地区难于匹敌的，只要简单对照一下一位唱信天游的陕北汉子和一位走婚的摩梭族男人的生活习性，对照一下塔里木盆地与四川盆地的迥异气候，对照一下天山与梅里雪山的动植物分布，这种差异性就不言自明了。去向青藏高原，置身“世界的肚脐”帕米尔，阅读《山海经》，追溯昆仑神话……西部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种精神向度。西部是精神的物化，是一门心灵的地理学。还有一点，由于东西部的生活差距，由于族群和信仰的多样化，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存在“西部问题”，无论中国西部还是美国、乌克兰等国的西部，这是西部生活中令人头疼但必须面对的地方。
《易经》上说，西从秋、从羊、从口，分别指的是西部的肃杀性、游牧与漂泊、以及歌咏般的感性色彩。从从前的荒远之地，到上个世纪初的西部探险热，再到新世纪以来中国最具魅力的旅游目的地，西部正在经历一个被审美化、被消费的过程。今日西部，更像一种“被”，它的主体性并未足够显现。
“西部文学”同样是“被”的产物。不存在一个大一统的、铁板一块的“西部”，同样不存在一种抽象的、可以概述的“西部文学”。“西部文学”的确应该打一个引号，是一个值得警惕的概念，它的诞生，与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西部开发热有关，与内地评论界的偷懒行为、西部作家自觉的边缘化等等有关。“西部文学”的符号化、标签化，造成了风格的趋同和审美的僵化。“西部文学”倘要真正成立并存在下去，必须强化它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还原具体的写作者，回到鲜活的有生命力的文本。更重要的，是在地域差异、个性差异和风格差异中寻找并抵达普遍的人性。殊不知，“西部文学”还包含了那么多被遮蔽了的“少数民族文学”。我想，昌耀的全部诗歌、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周涛的《山岳山岳丛林丛林》、张承志的《心灵史》、宁肯的《天·藏》等作品，都很难简单地用“西部文学”来概述。
就我个人而言，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西部诗人”，我只是一个此时此刻生活在西部的诗人；我不想写出所谓的“西部诗”，只想写下几首或几行好诗。
你是否注意到，1980年代崛起的西部文学中，无论是西藏的马丽华、魏志远，青海的昌耀，还是新疆的周涛、杨牧、章德益等作家，好像也是“外来者”啊。
是的，他们都是外来者，是移民诗人。“移民”与“土著”，他们的文化背景、随身携带的文化积淀和音讯，是有差异的。就文学而言，“移民”在差异性中建设自己的故乡，拥有观察世界的多重目光，而“土著”，将根一样的目光扎进了先人的大地。“移民”善于抬头眺望，目光有些飘忽；“土著”善于低头挖掘，有时会画地为牢。他们的发现总是有所不同的。当一位“移民”在更新自己的经验和思考时，一个“土著”可能正抱着自己的经验主义在呼呼大睡。
谢有顺在观察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时说过一番公道话：小说最热闹，散文能扬名，剧本会得到资助，诗歌最边缘、最独立，但最有成就。我认为，这个观点同样适用于“西部文学”。一个昌耀，足以放翻十个小说家。
目前在西部写作大军里，西部诗歌、西部散文影响深远。这是得力于人文地理之力，还是作家具有一种认识世界的不同切入角度？
我想，这两个因素都存在，但具体情况有些复杂。人文地理之力需要转化为作家的内心之力，否则就变成了“中国国家地理”、“华夏地理”，文学毕竟是原创性的，如果一位作家只热衷于对地域资源的贩卖，最终会被这种“人文地理”淹没，丧失自己的主体性。一个作家蜕化为一个人文地理写手，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情。
散文是自由的文体，它的自由性很符合西部大地上散漫、随意、即兴的生存气质。当然，传统中的文人散文是另一回事，它们更接近“智慧的老年文体”。至于诗歌，它是西部最深远的传统、最强劲的血脉。西部地区的三大史诗《江格尔》《玛纳斯》《格萨尔王》都是用诗的方式在讲一个长长的故事，哈萨克的达斯坦（叙事诗）也是。西部、旷野、大荒……意味着叙事资源的匮乏、抒情资源的丰沛。旷野令人无语，讲不出一个完整的故事，但与此同时，诗的激情、诗的强劲想象力诞生了。“旷野想象”是诗的极致、人文的极致。想想看，《圣经》《古兰经》都是诞生在旷野上的，它们是散文，也是诗。
生活在西部的诗人是有福的，能得到诗性地理和诗性传统的双重加持。
你来过成都多次，对这座城市印象如何？
我两次到过成都，都是途径天府去西藏。我喜欢成都，喜欢它的美食，它的市井气息，也许是盆地的“封闭性”使然，成都这座城市相对完整地保有自己的人文气场，这是随处可以感受到的。我也喜欢成都人爽直、痛快的性格，没有太多曲里拐弯的小心眼。一次与成都诗友聚餐后，夜游锦里老街，印象颇深。我突然发现了另一个成都：一个深夜里光影交错、生机勃勃的成都，不是情色与颓废，而是发自城市体内的真正活力。光影朦胧中，每一个迎面走来的人都是那么好看，他们的面影多么漂亮啊。我对同游的耿占春、蒋蓝夫妇说：如果中国人都有了这种脸色，说明这个国家的幸福指数真的提高了。
如何看待成都文学中诗人辈出而小说、散文落伍的现状？是否有更深的因素？
记得一位成都朋友说过，蜀人的特点是享乐与革命。就我接触和阅读的当代成都诗人来说，他们大多具有“自我革命”的特点，也即一种自我变革的倾向，具体来说是重于探索、变革写作方式、文体多样化，以及现实生活中职业角色转换很快等，这些，成都诗人是超强的。就“自我革命”而言，诗歌是一把利器，而小说、散文即使不是钝器，也好像有些不太好使唤的样子。更深层面的因素我一时难于说清。
就西部领域的文学杂志而言，无论是老牌的《山花》《延河》，还是新锐的《黄河文学》，你主编的《西部》目前影响力日益深远，这很不容易。有人认为，中国期刊非“北上广”而不可为。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北上广”文学期刊位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带，占尽了天时地利，它们有知名度，能辐射全国，有的已不愁发行。但它们容易陷入惯性办刊，几十年一副老面孔，同样面临着严峻的自我挑战。相比之下，在边疆地区要做好一份文学期刊更加艰辛、更加困难，目前国内省级文学期刊的发行量大多在一千份左右，有的已下滑至两三百份。当然，有难度才有挑战的激情和乐趣。就中国西部十二个省区来说，上个世纪90年代是西南文学期刊的黄金季，《大家》《山花》等都办得挺不错，但近几年，西北地区的文学期刊在崛起，郭文斌主编的《黄河文学》、阎安主编的《延河》都是不错的文学杂志，这个西北方阵中自然包括了改版后的《西部》。有趣的是，我们三位都是诗人办刊，而且是办综合性文学期刊。
《西部》改版两年多，发行量从数百份上升到数千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受到了一些好评。我觉得办刊理念是期刊之魂，这个问题解决了，余下的就是技术性问题了。《西部》改版时，我提出“做一份拒绝去废品收购站的文学杂志”，也就是说，要让读到的人舍不得淘汰它，使之值得收藏。我们的办刊追求是：将地方性与国际化结合起来，打破文学的边界，放大文学的概念。所以《西部》的栏目设置与常规文学刊物小说、诗歌、散文、评论四大块的模式是不同的，是融汇了人文、史地、跨文体和世界小语种文学的设置。对《西部》而言，仅有一流是不够的，还必须从一流中跳出来。《西部》还做得远远不够，还需继续努力。
坦率地讲，现在不是办文学期刊的好时候。由于互联网的冲击、人们阅读习惯的迅速改变以及全面娱乐化风尚，纯文学已在“垂死挣扎”，文学期刊只是在陪着纯文学一起“垂死挣扎”而已。文学期刊与纯文学，这是地地道道的“难兄难弟”关系，也是“最后的莫希干人”之间的关系。“垂死”而“挣扎”，似乎有了一点悲壮意味。“挣扎”当然不是好事，但也不是什么坏事。关键要看谁挣扎得持久、有力、漂亮。唉，这就是纯文学和文学期刊的现状。
国内的一些文学奖的评奖机制与公正性曾经引起广泛热议，你如何看待《西部》文学奖的评选？
第一届西部文学奖是改版前的2009年评选、颁发的。今年评选第二届时，做了很大的调整。譬如内地与新疆的名额大约相等，更加注重全国性，更加关注西部地区的作家与作品；除小说奖、诗歌奖、散文奖和评论奖之外，还增设了FIFTH奖（第五个奖），奖给剧本、童话、纪实文学等体裁的作品。西部文学奖从明年开始，将每年评选一次，它是《西部》的期刊奖，也是新疆打造的首个全国性文学奖。
一个文学奖的评选，需要好的评选制度来保障，需要全体评委的鉴赏水准和公道之心。这次西部文学奖的评选，是《西部》改版后的第一届，从评出的获奖作家、作品来看，总体实力是蛮强的。我们采用了全体编辑海选和栏目主持推荐相结合的方式，来确定初选名单和篇目。由九人评委会对提名篇目进行逐一讨论，最后进行投票表决。评选方式是否科学，我们会结合社会反馈，进一步调整、完善。
第二届西部文学奖的颁奖典礼将于本月底在伊犁举行。祝贺蒋蓝兄获得散文奖。也要祝贺四川籍的批评家敬文东获得小说奖。文东的小说《韦小宝自述》近十年未能发表，《西部》不但发了，还高票获了奖。
目前很多作家几乎是不读书的，他们忙于写作与开会，至多看点东西“抱佛脚”。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博尔赫斯说：“我首先是一个读者，其次才是一个作者。”当一个作家选择写作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时，他同时选择了阅读为人生的基本所需。一个只写作不读书的作家是一个反面的貔貅———只出不进，而且是瘸腿的貔貅，不会走得太远。令人欣慰的是，我认识的诗人和作家，是鲜有不读书的。
推荐访问:答蒋蓝十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