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者大体可以分为两类：政治儒者和民间儒者。顾名思义，政治儒者是指那些辅助君侯将相依靠政治力量推行儒家治平思想的人，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再加之科举制的推动，政治儒者数不胜数。与此相对，在民间也有一些终生不仕，但却乐于传道推行德化的人，阳明先生的弟子王艮就是典型例子。
阳明先生是一代大儒，心学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他去世后，其徒分散四方，设立书院，举行会讲，招收学生，以讲学实践传播师说，王学遂风行海内，成为明代中晚期思想界的主流。在这一过程中，王艮和王畿贡献最大，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一》中说：“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即是指王艮及其创立的泰州学派，这段话既肯定了其对传播阳明学说的重要贡献，同时也说明王艮的思想并未拘泥于师说，而是在继承阳明学的基础上也发展出了自己的特色。嵇文甫在《晚明思想史论》中说：“泰州学派的开创者王心斋，是阳明门下最奇特的一个人物。”王艮38岁时才拜阳明先生为师，之前就已有自己的一套思想理论，即使拜于阳明门下也“时时不满其说”，经常与其师相互辩论，阳明先生很赞赏他“有疑便疑，可信便信，不为苟从”的态度，故将其名改为“艮”，又取《易·艮卦》“艮，止也”之义，命其字为汝止。在阳明先生的教导开化下，加上他自己长期的思考和实践，王艮逐渐构建出了一套诸如“淮南格物”、“百姓日用即道”、“大成之学”等颇具民间特色的思想体系，并开展了一系列平民教化实践活动。他立足社会，广设讲坛，组织社团，启迪“愚夫愚妇”，其门徒多为农夫、渔夫、陶匠、盐丁等贫苦大众。“入山林求会隐逸，过市井启发愚蒙”是王艮的讲学风格，他的讲学实践突破了传统教育的固有模式，为社会教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可取的途径。如果说阳明先生在政治层面上发扬了一个儒者的社会担当精神，那么王艮则在民间充分实践了儒者的社会责任。王艮一生不仕，将毕生精力投入在教化民众、启发“后觉”上，实为真正的民间大儒。
王艮之所以更热衷于在民间弘扬儒学，推行教化，并不是因为他没有从政的能力和机会，他曾多次谢绝御史、州守的推荐，原因在于：一则，他早年痛恶以八股为内容的科举制度，曾抨击当时知识界的不良风气说：“方今士大夫泪没于举业，沉酣于声利”，他不但自己不进仕途，其子王襞（也是泰州学派重要的代表人物）也未参加科举，可见其对当时科场的失望和反感；二则，王艮师友在政治仕途中的沉浮使他对朝廷丧失信任，并启发了其“明哲保身”的思想；三则，与王艮个人出身有很大关系，他出生于一个以制盐为业的手工业家庭，世代都是贫苦的灶户，这样的出身，使他自小就熟知下层人民生活状况的贫苦，身份的低贱，也就很容易萌发改变自己及同类人命运的想法。如此有两条途径：一是做官而成治人之人，改变社会地位，二是求道而成修心之人。当王艮对科举入仕没有兴趣之时就很自然转向了追求身心的自由，当时阳明心学已颇具影响，于是他拜阳明先生为师而学心学，他自己的心学思想也在这一历程之中慢慢萌芽并发展起来。
王艮以启发“后觉”为教化目的，以其“师道观”阐明民间社会教化的重要意义，这一“师道观”的教化内涵是以“百姓日用即道”引导民众明了道为何物，道存于何处，如何行道，王艮坚持有教无类的平等教化思想，运用乐教诱导、问答讨论、因材施教等灵活多样的教化方法，他周游各地，开坛讲学，组建社团，启明民心，倾毕生精力，发万民良知，体现了一个儒者的社会担当，值得后人敬仰钦佩！
儒者强烈的社会担当意识自孔孟至今绵延不断。几千年来，历代大儒通过不同的途径努力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有的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德政合一的途径，有的则是通过自下而上的民间传道的途径。一般意义上，儒者们更倾向于前者，即依靠政权的力量推行理想抱负，阻力小且效果明显，但是政治是变化无常的，古代社会朝代更替频繁，信息流通不畅，政治层面和群众层面间的隔膜太厚，而在民众中延续的文化样式则持续时间更久，影响更深刻。例如，中国近代在受西方侵略欺侮的背景下，精英阶层奋起抗争，自器物、制度、文化诸方面进行了多次批旧革新运动，但是这些思潮却对普通民众影响很小。对此章太炎说：中国古代学术，“自下倡之则日善，自上建立则日衰”，这是对数千年人文教育史的经验总结，因此良间平民教化实践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王艮就是古代社会中推广民间教化的楷模，是孔子教育精神的继承和发扬者。
作者：陕西省西安市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邮编7100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