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12年，华辰的影像拍卖已经进行了六年，今年的阵容仍然抢眼。“史上重要的摄影古籍善本”“民国摄影家原作”和“清末民初早期原版照片”等专题，将清末和民国的中国，从南京、杭州、大同、上海到北京、香港等地风情，牵引了出来。
在这些老照片中，我们能看到已经消失的风景、被遗忘的故事和曾经鲜活的人物。虽然它们都以某种方式留存在我们的血脉之中，但今天看来，面对它们时的陌生感是难言的。观看与获得这些已经不再存在的东西究竟有什么意义？也许是为了时时提醒我们别忘记自己来自何处，同时为我们走至某处时体悟的莫名感触提供注脚。摄影术记录的现实真实而又虚幻，但它为想象增添趣味，从而使生活更加丰厚。
百年之后，当后人能够通过摄影回顾我们今天所见过的风景，端详我们这一幅幅平凡到泥土里的面孔时，又会联想起什么来？
中国营造学社考察古建筑照片集
摄影_梁思成、刘敦桢等
拍摄时间_ 1932年－1939年成交价_ 69万元
（左组图）这组照片是梁思成、刘敦桢等在1932年－1939年中国营造学社期间，考察河北、山西、陕西、四川、山东、北京等地古建筑拍摄的资料照片。这些照片中的古建筑许多都是建筑史上首次拍摄，其中不少在“文革”期间被损毁，使得这些流传下来的照片弥足珍贵。建筑学家的身份，使得梁思成在拍摄时并不是“被动的旁观者”，而是努力要深入到建筑的内核中去。虽然是为了收集研究资料而拍摄，但拍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审美的愉悦。就像他在考察山西应县木塔后写给林徽因的信中所说：“回想在大同善化寺暮色里面向着塑像瞪目咋舌的情形，使我愉快得不愿忘记那一刹那人生稀有的、由审美本能所触发的悦感。尤其是同几个兴趣相同的人在同一个时候浸在那悦感里边。”
杭州风景长卷
摄影_佚名
拍摄时间_ 20世纪20年代成交价_ 1.38万元
（下图）此风景长卷拍摄了杭州净慈寺古刹入口的街道和周边风景。在长卷右侧，可清晰看到未倒塌前的雷峰塔。长卷所示为历来欣赏西湖景致的经典角度。清雍正《西湖志》卷三就有记录：“净慈寺北，有山自九曜峰来，逶迤起伏，为南屏之支脉。吴越王妃建塔于峰顶。每当夕阳西坠，塔影横空，此景最佳。”
照片拍摄于20世纪20年代，其中的空寂静谧，似乎独立于当时军阀混战的时代背景。这大概源于照片中的空无一人——不免使人联想，所谓历史、时代，不过如鲁迅所说，是人“在戏台上罢了，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有心演戏，还不如得空逛逛这良辰美景。
几年之后，雷峰塔的倒塌破坏了这幅景致的平衡，也打破了人心的平衡。清朝末年到民国初期，民间盛传雷峰塔砖具有“辟邪”“宜男”“利蚕”的特异功能，因而屡遭盗挖。“乡下人迷信那塔砖放在自己的家中，凡事都必平安，如意，逢凶化吉，于是这个也挖，那个也挖，挖之久久，便倒了。”
晚清词人陈曾寿在《八声甘州 镇残山风雨耐千年》中这样凭吊雷峰塔：“慰我湖居望眼，尽朝朝暮暮，咫尺神光。忍残年心事，寂寞礼空王。漫等闲、擎天梦了，任长空、鸦阵占茫茫。从今后，凭谁管领，万古斜阳。”
没了雷峰塔，长空望尽凄凉。但陈曾寿并不只是在言塔。有人将其解读为一种为清王朝、为中国文化的“殉情”，其中含义恰如王国维在1921年的无声沉湖。“此生早是无家客，休说行程归不归？”即使走在相同的景致里，人心也难免为时代的变迁牵动。晚清遗老看着空空的塔基，归鸟久旋无处落脚，心生的凄凉感，恐怕不是自己能够控制的。
庚子事变中烧毁的前门
摄影_佚名
拍摄时间_1906年成交价_ 3.45万元
1900年8月，正阳门城楼最终没能逃过再次被烧毁的命运——本来在当年6月，城楼有幸躲过一劫。义和团在大栅栏放火烧洋药铺的时候，只引燃了箭楼，未涉及城楼。没想到8月某日，八国联军英军中的某位印度士兵在城楼内做饭导致失火，烧掉了城楼的整个屋顶结构。
这已经是正阳门历史上第五次被烧毁。本来城楼失火也不算什么稀罕事，但在1900年，庚子赔款已经掏空了大清朝的国库，正阳门原来的建设图纸也在战火中被焚，这使得最后一次重建极为艰难。负责重建工程的袁世凯（时任直隶总督）和陈璧（时任顺天府尹）去各省化缘，勉强凑足银两和材料，又找来永定门的图纸，依样放大，最终历时四年，于1906年将新城楼建成——摄影术的进入恰好完整记录下了这一过程。短银少粮必然导致偷工减料。重建后的城楼廊柱不一样了：这可能是因为1900年时已经很难找到足够好的木料，为了保持（或者增加）承重，每根柱子两边被加了支撑。另外，由于借用了永定门的图纸，整个城楼的尺寸也发生了改变，城基也被重修了。总之，这次马马虎虎的重修使正阳门城楼大体上变了个样子。
然而发生改变的不仅是外观——义和团的一把火把整个前门都烧蔫了头。《都门纪变百咏》中写道：“大栅栏之火，金店炉房尽毁，京中银源顿竭。银号钱铺典肆，一律停闭，市面萧条，为从来所未有。”
日本艺妓
摄影_佚名
拍摄时间_19世纪70年代成交价_ 4600元
这张手工上色的日本艺妓照片拍摄于19世纪70年代，是一张经过摄影师设计的摆拍照。照片中的艺妓和其通常形象有所差异：这五个孩子看起来岁数在十二三岁上下，所着服饰并不华丽，衣服领口也很严实，而非像一般艺妓那样故意袒露脖颈。可以由此判断她们大概是尚处学徒阶段的“舞子”。照片注重展示艺妓的音乐修养——后排两个孩子手持三味线，前边三个则跪持手鼓。
虽然仍是学徒，观者已经难从她们脸上看到表情，只能察觉到呆板。艺妓通常在年老者的控制下集体居住，尽管收入颇丰，精神世界却极为空虚和封闭。
照片的出品人是来自奥匈帝国的旅行摄影师雷蒙·冯·斯蒂尔弗莱德男爵（Baron Raimund Von Stillfried）。1877年，意大利人菲利斯·比托（Felice Beato）把自己位于日本横滨的摄影工作室转让给了他。由于雷蒙·冯同时使用了自己和比托的底片，很多照片的作者已经混淆不清。
照片拍摄时的日本正经历明治维新，向现代化过渡，许多城市迎来了大批西方游客甚至移民。但是对大多数西方人来说，远东仍极为神秘。这种特性成为了卖点——事实上，这张照片就是在进行一种典型的文化展示，而雷蒙·冯本人则为日本旅游纪念品行业设定了新基准。
虽然在遥远距离之外，西方人正试图通过雷蒙·冯的照片体味真实远东文化的味道，但文化带来的冲击仍让他们表现得排斥和恐惧。1873年，雷蒙·冯曾试图将一个七间房的日本茶室运到维也纳参加世博会，同时参会的还将有三个日本茶女。但维也纳政府拒绝在现场搭建这一建筑，理由是“其中涉及日本可疑的卖淫业”。这次失败让雷蒙·冯几近破产地回到日本。
与此同时，在西方化的过程中，日本也经历着惊慌和抵抗。1856年，汤森·哈里斯（Townsend Harris）作为第一任美国总领事来到日本，促成了《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星条旗开始在日本国土上飘扬。对于这一状况，民众唯一的参考对象就是当时的中国——后者已经被强迫签署多部条约，并被强夺了香港。暗杀外国人成为了当时武士精神的新体现。直到19世纪70年代初，外国人上街都会佩戴武器，身在日本的外国人在投保人身保险时甚至要缴纳更高保费。在汤森卸任离开日本后，一个荒唐的谣言开始在日本传播——当日美谈判于1858年陷入僵局时，汤森在街上巧遇刚刚从澡堂出来的17岁艺妓阿吉。为了促成条约，日本政府强迫阿吉成为汤森的情妇，并在后者回国后流放了她。阿吉最终于1892年自杀——虽然事实一再证明，阿吉只是一个在汤森家干了三天活的女工。
袁克文新闻照
摄影_佚名
拍摄时间_1910年成交价_ 5750元
袁克文，别署寒云，袁世凯次子，人称民国四公子之一。
照片拍摄于20世纪10年代，袁寒云正处风华正茂之时。寒云是有名的昆曲票友，尤喜《千忠戮·惨睹》一曲。当时，寒云有“体消瘦，貌清癯，玉骨横秋，若不胜衣”之貌，装扮起《惨睹》曲中的建文帝，惟妙惟肖，风度翩翩。
寒云幼年聪慧受宠，一生荒诞不经，过的是让人羡慕的真名士生活。他一生只做过一回事，即担任前清法部秘书。有一次，部里派他到东华门大街去会同验尸，由于他不愿意看见那尸体的难看样子，就用墨把自己所戴的眼镜涂黑，糊里糊涂地走了个过场就算交了差事，但是回来以后还是大病了一场。袁世凯死后，寒云在上海生活窘迫，没钱了就靠给人写字赚几顿饭钱。1922年，他书兴甚豪，登报减润鬻书，一天写了40副对联，全部售罄。寒云一高兴，把挣来的钱全部买了名墨，又连写了100副对联酬谢友人。
袁寒云风流成性：他娶了六房太太，最后被他气走了四房。在天津时，他住在河北地纬路，但在租界里的国民饭店开了一个长期房间用来厮混。有的时候他回到家里，正房太太和仅存的一个姨奶奶总忍不住要和他吵，他却既不回嘴，也不辩解，只是哈哈大笑，笑完了扬长而去，继续过荒唐生活。寒云死时只有41岁，开吊时，据说有百名妓女系着白头绳前来哭奠守灵。
寒云为人疯狂，却并不糊涂。袁世凯称帝时，他态度十分消极，以致惹恼了大哥袁克定，几次三番上演了“相煎太急”的戏码。洪宪时，有一吴步蟾，因上书劝阻帝制而被一伙爪牙所难，几遭不测。吴步蟾怀抱祖传的《落水兰亭贴》到王式通处求售，恰好被前来拜访的寒云撞见。寒云听闻经过慨然说：“我愿意送你到天津，然后乘船回南。”他将《落水兰亭帖》留下，遂陪同吴一起赴前门车站。可是到了车站，寒云才发现自己竟然是囊空如洗，只好向仆从借了五元钱，买了一张车票送吴去了天津。吴步蟾安然抵家后便以村塾自隐，及至段祺瑞执政时，有京兆尹某人又邀请吴北上参政，吴坚辞不就，说：“我可没有第二个《落水兰亭帖》，再说，世上也没有第二个寒云公子。五元难得，一命难全，我再也不进京了。”
袁世凯死后，寒云再唱《千忠戮·惨睹》，竟让老师方地山潸然泪下。寒云已经唱透了词中手足相残的心境：“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四大皆空相，历尽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垒垒高山，滚滚长江，但见那寒云惨雾和愁织，受不尽苦雨凄风带怨长。雄城壮，看江山无恙，谁识我一瓢一笠到襄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