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满族说部蕴涵着丰富的叙事类型，其中，复仇主题是一个能够体现满族族群特色的叙事类型之一。我们通过对说部中复仇主题的分析和阐释，试图揭示被历史和文本所遮蔽的满族民众特殊的文化个性和精神气质，多角度展现历史进程中满族民众丰富而富有张力的精神世界。
关键词：满族说部 复仇主题 阐释
满族说部是满族民间文学的集大成之作，是迄今发现的满族民众口承叙事文学的最高成就，是蕴涵丰富的民间文学宝库，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本文试从文本的角度对满族说部进行解读与阐释，通过主题分析，探究满族说部文本的深层意蕴，把脉满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特质，开启满族文学研究的另一扇窗口。
满族说部的主题是多重性的，蕴涵着非常丰富的叙事类型。复仇主题是其中一个突出的主题类型，也是能够体现族群特色的叙事模式之一。复仇是人类历史上非常普遍的现象，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东方还是西方，复仇一直是重要的文学主题，从古希腊的神话《安提格涅》、《赫库帕》到中国古代的复仇故事，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到西方的基督山伯爵复仇等，不胜枚举。然而复仇主题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以及不同文化空间表现出目的、功能和类型的差异性，其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也有差异。王立曾指出，复仇主题统摄下的文学作品“为不同民族的文化心态与审美情趣的一个个窗口，它们建构并透露出各自民族的文化精神与价值取向。”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满族文化在历史演进中，有着自身特殊的文化魅力，从复仇主题这个小小的“窗口”或许可以揭示被历史和文本所遮蔽的满族民众独特的文化个性和精神气质，展现出满族民众丰满而富有张力的精神世界。
复仇本能：北方生境之下的文化原生形态
在满族早期社会，复仇是贯穿于满族社会生活的普遍现象，正是在个体的血亲复仇、部落复仇和连绵的征战中，完成了部落之间的兼并和统一，形成了满族的民族共同体以及国家政权。在满族的历史发展中，复仇的原始力量不仅是民族从分散走向统一的内在动力，也是形成满族民族个性的重要基础。在现已出版的满族说部中，我们就可以从中感受到刀光剑影所折射出的满族民众及其先民们浓烈的爱恨情仇。
在满族说部中，复仇主题散见于各个说部文本，《女真谱评》、《恩切布库》、《扈伦传奇》、《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红罗女三打契丹》等说部中都有大量的复仇情节，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说部是围绕着世代循环的复仇铺展开的浩瀚历史长卷。复仇是满族说部多重叙事主题中不容忽视的一条脉络。例如，《女真谱评》讲述了女真部崛起过程中与各部落之间的复仇与战争，展现了女真人反抗契丹压迫与奴役的不屈抗争；《扈伦传奇》描绘了哈达、乌拉、叶赫、辉发四部之间由于冲突和仇恨引发连绵不绝的征战，最终走向衰败、灭亡的波澜壮阔的战争图景；《恩切布库》讲述了在原始部落时期，恩切布库带领部落逐步走向文明的过程，她一方面向族人传递先进的工具制作技艺和生产知识，确立部落的规范制度，另一方面用自己高尚的人格，大公无私的精神化解了部落仇恨，使复仇从野蛮走向文明；《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叙述了蒙古族与女真族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仇恨与和解的故事，叙说了雪妃娘娘一生的伟绩与传奇；《红罗女三打契丹》讲述的是女真先世韎鞨人的复仇故事，民族英雄红罗女凭借高超的武艺和超凡的智慧杀仇敌、报父仇、杀奸佞、报夫仇，三破契丹大军，挽救了渤海国，最终殉情而死。
复仇是人类对强加于自身的外部力量的应激反应，是一种本能的反抗方式，也是具有精神属性的特殊行为。复仇意识在满族民族性格中的凸显，揭示了满族民族精神的一个侧面。这种精神特征的产生离不开族群生存的自然环境，按照生态人类学的观点，人类社会和文化的特点可以由它们所处的环境来解释，强调环境是决定人类社会和文化特点的决定性因素。这种观点虽有失偏颇，但是，环境对不同人类群体心理和性格的模塑与影响已经成为很多学者的共识。在中外历史上，类似的观点也有很多。黑格尔认为：“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水势使人和，山势使人离”。法国历史学家丹纳认为，一个民族会永远留着他乡土的痕迹，尤其当他处于未开化的阶段时，只能受环境的包围、陶冶、熔铸；他的头脑会像一块完全软和而富于伸缩性的黏土，会尽量向自然界屈服，听凭搓捏，不能抵抗外界的压力。从某种程度上看，文化的生成，正是自然界的结构留在民族精神上的印记。
纵观满族的社会和文化发展进程，不难看出，满族的生计方式、生活习俗、思维观念等都与所处的自然生境密切相关。
满族及其先民地处北方高寒之地，生存境况十分恶劣。在与自然环境抗争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北方特色的民族性格，即“身体强壮魁伟，沉默罕言，勤奋、吃苦、耐劳，有坚强的意志和韧性，能够承受困难和打击，能够抵抗各种外在侵扰。”渔猎、狩猎的生计方式也形成了不同于农耕文化的群体心理特征，“数不清的血腥厮杀，铸就了满族先民及其后裔勇敢、坚强、彪悍、善战的群体性格，这种群体性格不仅体现在日常的狩猎生产活动之中，也显见于满族共同体内部各部落之间的征战以及对临近民族的掠夺与伐讨战争中。”《新唐书》记载：（靺鞨）人劲健，善步战，常能患它部。俗编发，缀野豕牙，插雉尾为冠饰，自别于诸部。性忍悍，善射猎，无忧戚，贵壮贱老。”《松漠纪闻》中有“渤海男子多智谋，骁勇出他国右，至有三人渤海当一虎之语”的谚语流传。
艰苦的自然环境和长期的征战，使满族先民们形成了崇尚武力、勇猛彪悍、勇于战斗、性喜报复的性格特征。据《建州见闻录》记载，满族人家“女子执鞭驰马，不异于男。十余岁儿童，亦能佩弓箭驰逐……出兵之时，无不欢乐，其妻子亦皆喜乐，惟以多得财物为愿。如军卒家有奴四、五人，皆争偕赴，专为抢掠故也。”“出兵之际人皆习惯，俱欣然相与曰：‘去抢西边’”。《朝鲜实录》记女真之俗：“勇于战斗，喜与报复，一与作隙，累世不忘。”又大量记载了散居牡丹、绥芬河流域的“兀狄哈”女真（野人女真）与南边的斡朵里、兀良哈诸族是“往来相掠，无岁无之”的世仇。《朝鲜实录》又记：女真人自相掳掠，“其被耗者，亦必报复，依数征还而后已也。” 生活环境的恶劣，强化了对武力的崇拜，使解决矛盾与纷争的手段简单而极端。在满族说部《扈伦传奇》中，我们看到了部落征战中连绵不绝的杀戮与复仇，扈伦部、乌拉部、哈达部和叶赫部是明朝时期曾经称雄一时的海西女真部落，在女真兼并过程中，海西四部分崩离析、相互倾轧，多年仇杀不断，“只为一己怀私忿，引得几代成世仇！”《扈伦传奇》展现的就是一部女真部落征战、兼并年代的杀戮与复仇史。他们严格恪守着血亲复仇的原始习俗，复仇成为征战和兼并的重要理由。例如，哈达部的旺济外兰擒获了叶赫部头领祝孔格，本想赦免他，但是“一想到他是害死阿玛的同谋，今日拿住不为阿玛报仇，便是不孝之人，祖宗神灵不会答应，死后也无颜去见先人。”旺济外兰于是逼迫祝孔格自杀。从此，仇恨的种子不断生根发芽。叶赫部祝孔格的后人常怀复仇之心，“既恨明朝，又恨哈达，无日不想收复失地，讨还敕书，为父祖报仇。”甚至“做梦都想报此深仇大恨”。“事情已过三四代了，叶赫人还念念不忘，不用说，旺济外兰杀死祝孔格，万汗又斩杀太杵，他们对哈达的仇恨更不会忘了。”
《红罗女三打契丹》中保留着各种原始复仇形式。如杀父之仇，开篇“将军之死”中，契丹可汗率万余狼兵猛攻渤海国山城，红罗女父亲敖东将军是渤海国的大将军，奉命迎敌，在两军厮杀之中，杀死一名契丹小将，不料这名小将正是契丹王子，契丹可汗为了报杀子之仇，派人暗杀了敖东将军，敖东将军临死时，告诉夫人“一定把宝弓转呈国王，让渤海的勇士为我报仇！”小奥都（红罗女）伏在父亲身旁哭喊：“阿玛啊阿玛，是谁害了你，你告诉我，我为你报仇！”。长白圣母将小奥都收去学艺，敖东将军的夫人不舍之余也宽慰自己：“自己拉扯女儿过活，原是指望等她长大了为父报仇，如今女儿被神仙收去，报仇雪恨已指日可待，正应高兴才对，何必悲叹自己孑然一身了呢？”敖东将军之死为后来红罗女的故事留下了伏笔。红罗女长大成人之后，学成了武艺和神功，终于用阿玛留下的宝弓和三支箭，杀死了杀父仇人耶律黑，报了父仇。
在红罗女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女真先民粟末靺鞨的血亲复仇意识是根深蒂固的，故事最终以杀父之仇、杀夫之仇得报作为结局，并且复仇这条“主线”一直推动着故事情节向前发展。据介绍，红罗女故事在镜泊湖一带流传很广，异文很多，多以歌颂红罗女对爱情的忠贞为主。傅英仁讲述的《红罗女三打契丹》情节更为丰富完整，其中复仇情节的反复出现，无意中暴露了满族民众“勇于战斗，喜与报复，一与作隙，累世不忘”豪爽不驯的文化传统和集体无意识，体现了满族精神世界的“根”性特征。
自尊与自强：民族精神的心理支撑
民族精神的形成不仅与一定的地域环境和自然生境有密切的联系，也与民族特殊的历史境遇息息相关。满族先民长期生活在东北高寒地区，自然条件恶劣，为了生存满族先民形成了坚韧的精神和刚猛的性格。同时，由于满族社会长期处于原始社会的发展阶段，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落后于周边地区，历史上长期处于内外交困之中。在内部，长期的分裂造成了各部落连年征战，仇杀不断。在外部，周边的蒙古、朝鲜、契丹、中原政权等在不同时期均对满族先民部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在长期的内忧外患之下，满族先民始终保持着自尊与自强的民族精神，这种自尊与自强的民族精神也成为反抗强权、反抗压迫、报仇雪恨、争取自由的精神动力。《女真谱评》讲述的是完颜部部落英雄的系列传说。在这些系列传说中，通过对英雄传奇经历的讲述，大力彰显了女真族的民族自尊和复仇精神。《女真谱评》中“阿骨打大闹宁江州”一回最具代表性，辽朝的契丹人在宁江州的榷场上欺行霸市，欺负女真人，还向女真人抢掠海东青，如遇反抗就杀，这激怒了女真的英雄阿骨打，他发誓说：“不严惩辽朝鹰官，我女真人还咋生存呢？”“要为女真人争这口气，报仇雪恨，女真人永远不给他朝当奴隶！”“争口气”“永远不当奴隶”将满族先民性格中自尊与自强的刚烈性格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这种勇于反抗的复仇精神在史书中也有记载，辽朝统治者对女真征贡“海东青”和派驻“银牌天使”，对女真人“不胜其扰”，在江宁州的贸易，契丹人“低其值，且拘辱之”，“由是诸郡皆怨叛，潜附阿骨打，咸欲称兵以拒之。”
在辽、明两代，面对周边强于自己的对手，满族先民既不逆来顺受也不远遁他乡，而是直面强敌，勇敢沉着地应对，以自强无畏的精神战胜强敌。“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满族先民真正令敌手胆寒的或许不仅仅是骁勇善战的武力，更是自强与坚韧的民族精神。
满族先民对于尊严、自由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渴望，对于奴役、压迫表现出强烈的反抗，这种强烈的内心感受在满族说部文本中随处可见，由此所生发的一系列的外在表现，比如复仇、抗争构成了满族说部中的主要情节。从这个意义上说，自尊与自强是满族民众精神世界的重要心理支撑，并且借助于说部故事中的人物之口，表达了满族民众集体的心理诉求。
正如江帆所言：“满族早期恶劣的自然与社会生存环境铸造了满族生生不息世代相传的民族自强精神。面对诸多自然与人为制造的困难，满族从不退缩，也决不把希望寄托在不可预测的未来上，始终以昂扬的民族斗志与现实主义态度靠自我奋斗把握民族的命运。”
由私到公：新价值观的形成与民族精神的提升
在满族说部不同的民间叙事文本中，复仇主题既有共同的民族心理基础，也有不同时空下的差异呈现。满族说部中的复仇主题，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缩影，经历了从蛮野到文明、从狭隘到宽容、从一己之私到民族大义的历史演进。复仇主题的历史进化也凸显了满族民众价值观念中的集体无意识。
私仇观念是原始文化的遗留物，在文明的进化过程中，必将发生转变，以符合人类进步的需求。在这些说部中，最能够体现满族复仇主题的进化特征，体现从狭隘的一己之私走向公共的族群利益，从“私仇”走向“公仇”的是《红罗女三打契丹》。在《红罗女三打契丹》中，复仇方式和复仇态度已经发生了转变，原始的复仇处处打上了“文明”的烙印。战争与兼并使满族先民生活范围逐渐扩大，在扩张的过程中加速了与其他民族文化的融合，使满族先民也逐渐走出了蒙昧与野蛮，显现出文化的进化趋向，展示出了新的民族精神风貌。 红罗女与乌巴图受到大英士的陷害，流落到东海边胡苏里部落，在这里他们向部民们传授生产知识，帮助改进技术，同时还帮助他们化解了和临近部落萨哈林部之间的仇恨。红罗女对前来抢劫的萨哈林人不但没有严惩，反而说服部落首领宽恕他们。“要是伤害了他们的人，结下了仇，以后谁也不会过安宁的日子。”“我们都是棘韬人，何必互相残杀，伤了和气。我知道你们遭了灾害，生活艰难，如果需要帮助，我们可以送你们一些东西，何必动武！”
在红罗女的感召下，胡苏里部头领也慢慢转变了态度，她对萨哈林部首领萨哈说：“好兄弟，我们都是靺鞨人，又都是好邻居，互相之间应该友好相处，不能种下仇恨的种子，各部落都有规矩，要互相尊敬，再不能放纵手下胡来。”
在《红罗女三打契丹》中复仇的原始性、残酷性已经逐渐弱化，文化融合的特征凸显。在文化的融合过程中，不同文化模式加剧碰撞与激变，也孕育和发展了新的族群价值观念。细读文本中复仇动机和复仇形态的转变，可以看出新的族群价值观是怎样确立并产生影响的。
在《红罗女三打契丹》中，复仇的动机逐渐由“私仇”向“公仇”演进，复仇由一己的杀父之仇、杀夫之仇的动机，逐渐与族群的公共利益相联系。比如解决渤海与契丹的领土纷争、惩处叛国的奸佞、维护渤海政权的正统统治等成了红罗女复仇的最主要的动机。从个人的私仇出发，在集体的公共利益诉求中，复仇的合法性获得了新的命名。
此外，一己的私仇还与维护正统的伦理道德观联系在了一起。契丹国的大将耶律黑，是红罗女的杀父仇人，同时也是背叛师门、投靠异族的民族败类。惩处耶律黑不仅仅是红罗女的一己复仇行为，也是清算师门叛逆、族群敌人的道德行为。故事中是这样描述的：“这个一生追求富贵荣华，不惜背师叛祖，为害民众的民族败类，气绝身亡。红罗女用阿玛留下的宝弓和三支箭，报了国恨家仇。”渤海王侄子大英士，不仅是红罗女的杀夫仇人，同时长期以来觐觎王位，多次欲谋杀大钦茂，勾结契丹、杀害忠良，是渤海政权正统统治的极大威胁，红罗女杀死大英士时哭喊道：“乌巴图啊乌巴图，我的夫君，为妻今天替你报仇了。”接着又面向忽尔汗海说道“忽尔汗海啊忽尔汗海，今天我除掉玷污你的奸人了。”红罗女手刃大英士的复仇行为，已经远远超越了报一己私仇的狭隘，附加了正邪忠奸的道德评价，在此，复仇已经变成了维护封建正统秩序，正统的价值观的需要。
复仇主题的变化，必然要与特定的历史语境相联系，它的变化并非偶然，而是文化融合的产物。《红罗女三打契丹》充分体现了满族开放与包容的文化模式特征。开篇渤海王大钦茂宴请群臣，商讨渤海国的建业良策，刚归国的遣唐使指出渤海国欲强国，必须学习先进的文化，“今签约制度，通商聘使，酬答应对，国是日繁，如上不明天文地理，下不知纲纪人伦，何以同诸强并列周旋？故需多读诗书以知礼义。”
作为贵族的子弟，红罗女从小就“跟着大人识文断字，习礼学艺”，在长白圣母的培养下，不仅武艺高强，而且修得了“路遇不平，惩恶扬善”的德行。红罗女对两位民女的赞叹也体现了对儒家礼义思想的认同，“庶民百姓这样重品德、惜荣誉，可真了不起……她们这么小的年纪，皆知仁义，实在令人敬佩。”红罗女对待复仇的态度也充分体现了儒家文化的影响。在原始的复仇观念中，已经融入了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出世观，恪守妇德的贞洁观以及认同的封建正统秩序纲常观。
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是满族先民们能够迅速脱离原始落后的生计方式，走向农耕文化，进入封建社会的重要原因之一，进而也影响和锻造着满族的民族性格，构成了满族特殊的文化模式。
复仇主题在满族说部文本中是复杂的文化现象，它既保留了大量的原始文化的遗存，又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了文明进化的特征，但无论是具有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的“窝车库乌勒本”，还是带有明显封建文化特征的“包衣乌勒本”、“巴图鲁乌勒本”、“给孙乌春乌勒本”，复仇主题都或显或隐地存在与文本之中，归根结底，这是满族特殊的多元文化模式的表现。这是一种“新生民族的文化特征。它是一种不同类型文化共同存在于一个统一体之中，其中不乏很浓重的原始文化样态，同时又展示了向文明转向的强烈态势。其既有人类文明发展初期的、近乎自然的狩猎、渔猎与采集文化类型，同时也有更进一步的农耕文化。”因此，在满族说部复仇主题中，我们既能看到原始文化样态的残存，也能看到在农耕文化影响下不断走向文明与进步的转型趋势，还能看到一个处于文明进程中的民族所拥有的坚韧、自强、开放、包容，励精图治的民族精神。
（隋丽，辽宁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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