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8月某个天气炎热的上午，应本刊编辑黄哲真邀请，本刊作者冯岚采访了本刊副主编、当年高考落榜者谢春池。在谢春池的办公室里，他们围绕六个话题，展开了真诚而又坦率的对话―――
冯 岚：（简称冯）谢老师您好！很高兴见到您。今年是全国恢复高考30周年，30年前的这一场高考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但好像并没有改变您的命运。很多人都知道，那一年您也参加了高考，并以三门成绩使总分达到了福建高考录取分数线，结果是因你未参加数学考试，最终未被录取，与“77级”失之交臂。但长期以来，您与“77级”人士交往密切，您甚至成了他们的“圈内人”，有人把您当成“准77级大学生”，您是否可以谈一谈您对那次高考经历的感受和那次高考对您整个人生的影响。
谢春池：（简称谢）1977年我参加高考的事，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经讲过多次，今年又接受过媒体的采访，被报道过了。“准77级大学生”这个提法不准确，我达到那一年福建高考录取分数线，只能证明我可以考上大学。不管什么原因，未被录取，就不是大学生，因此就没有什么“准”这一说了。不过要承认我有“77情结”。那次高考落榜对我个人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当时我已经结了婚，儿子6岁了，我在插队的地方当中学民办教师，有一份不高却固定的工资，跳出去的心情不是很迫切。再说。我好像与生俱来对上大学读书不太感兴趣。我本是个喜欢自由的人，因此当年根本就不想报考。人是社会的人，家庭的人。由于我前妻一家人都有高等学历，只有她弟弟和我一样，也是老三届知青，不过，他已经报考了。前妻转告她父母及兄姐的意见，要我无论如何得报考。迫于这种压力，更为了证明自己，我同意了。在截止报名的前一天下午的最后一小时，我才将报名表交到公社的报名处，我恐怕是当年全国考生最后报名的人之一。我既不兴奋，也不紧张，无非就是想证明自己的文化水平，没有那种志在必得的迫切要求，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令不少人担心。我几乎没有复习。要考的几科有语文、政治、史地、数学。凭我老三届初二的学历，数学自然得重新学习。我前妻是本县某中学的水平很高的数学教师（她后来调往某大学，成为数学系副教授），我的同事里数学教得好的不乏其人，若我想学，很有条件，不过，我没有这样做。其实，我一开始就打算放弃数学。说我没复习其实也有复习，我所教的就有高考补习班（即“回炉班”）。政治、语文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困难，史地应该也不是难题。我觉得一个人所谓的受影响，首先在于精神方面。高考落榜，我还是一个民办教师，工作、生活环境没有什么变化，与从前没有什么两样。不过在周围人的眼里，我似乎更有分量，他们认为我未被录取上大学，很可惜，很冤屈，我自己倒不觉得。话又说回来，高考落榜对我的家庭有很大影响。如果当年被录取，也许我的家庭后来不会解体，虽然这不是全部原因所在，却是一个必然的重要的原因。
1977年恢复高考对我个人并不重要，但对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很重要，意义太深远太重大了。说它是划时代的里程碑，一点也不过分。我认为1977年恢复高考，是我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分水岭，是一代人历史进程的分水岭。高考制度的恢复使一大批精英人才浮出水面，对我国经济、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今年是我国恢复高考30周年，我策划推出这个专号，就是想用这个题材，集中反映一代人的精神面貌，反映中国社会转型期这个重要的历史篇章。从这个角度讲，不仅仅因了我的“77情结”问题，更是否定“文革”意识在起作用。
1977年恢复高考的本质是对“文革”的否定，所谓文化大革命就是把文化都“革”掉，这是不容置疑的。那年高考无疑是对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重塑，对一代人精神与文化的重造，有人将之称为回归。回归到人性，回归到人文精神，回归到民主科学。你有没有注意到，此后那几年，在大学校园里普遍出现了民主选举“学生会主席”的现象，很有自治的样子。这不仅在“文革”中没有，“文革”前大学的学生会主席也是由校方党组织委任的。这说明高考不仅仅是恢复了一种制度，同时也给我国高等教育带来一些民主进步的新鲜空气。
冯：您是福建省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您的文学实践活动非常丰富，文学作品形式多样，您写了大量的诗歌、小说、散文随笔、文学评论，还经常组织、参加大型的文学艺术活动，您个人还举办书画展等等。您能否全面介绍一下您的创作历程，特别是谈谈您是怎样走向文学创作道路的。
谢：虽然我少年时代有点喜欢文学，但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却不是我个人的喜欢所致。在“文革”的狂热时代里，鬼使神差地我居然做起文字工作，也写起诗歌、散文，可以说不由自主地开始写作。最初在造反派组织的报纸上发表一些文字，从那时算起，至今已有40年了。当然，那都是一些“垃圾文字”。在这数十年的时间里，我有过狂热崇拜，有过迷茫徘徊，但从未有过绝望。我始终没有放弃手中的这支笔，重要的是我一直在思考，甚至在反省。至今我已发表了800多万字的作品，其中出版了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文学评论在内的20多本个人专著，也获得过全国与省内外的一些大奖。我不是一个谦虚的人，却是一个真诚的人。谦虚或许是美德，但我见过的大多数所谓谦虚的人都不真实，更不真诚。因此，20多年前，我在华侨大学工作，开讲座时，反毛泽东名言“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之意，发出“谦虚使人落后，骄傲使人进步”的呼声，一时令人震惊。其实，这没什么，领袖有领袖的见解，群众有群众的看法。我骄傲我是一个中国人，而不是一个唯唯诺诺的小市民。我从不掩饰自己对取得成功的自豪，更不掩饰自己作品存在的问题和缺点。我曾经说过我是一个三四流的作家，这绝不是轻视自己，而是客观评价。我知道，放在中国当代文学来衡量，我的创作成就不高，如果把文学创作比做一个宝塔，属于宝塔尖的东西我还远远没有创作出来。但我是一流的策划、一流的编辑。我认为我这一生做得最好的就是策划和编辑，其次才是创作。当然这三者之间有必然的内在联系，有人认为彼消此长。我能推出许多好点子以及好方案，并成功地运作。我还有很好的眼力，对作品的判断很到位。《厦门文学》推出过不少专号，在全省乃至全国都绝无仅有。如中国的第一个知青文学专号（1995年），中国的第一个高校（厦门大学）专号（2005年）等等。这次推出的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专号，很可能是全国惟一。我们开展的不少文学活动，也在全省文坛产生广泛影响，我的才华和能力在这两方面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展现。我自己现有的平台很有限，如有一个更大的平台，可以做得更好。不过我也没有什么奢望，眼下这样就很好了。
冯：您是我省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素有“文坛怪杰”的之称，也是颇有争议性的人物之一。我觉得有争议或者说有褒贬的原因一是您的为文，二是您的为人，更确切地说是您鲜明的个性所在。您是一位非常自信的作家，精神的自信和饱满使您从来不肯向命运低头，相反总是用愤世嫉俗，拍案而起式的抗争，我想知道这一切力量从何而来，您的处世哲学是什么？
谢：对我有争议或有褒贬两个原因应该颠倒过来，首先是我的为人，其次才是我的为文。我性格比较直，比较硬，有人对我说能不能软一点，委婉一点。我就反过来问，为什么不能直一点，硬一点呢？别人对我怎么评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自己怎么想，怎样做，怎样行动。这二三十年的时间，我并没有自己的哲学观点，但我习惯从形而上的角度看问题。喜欢应用哲学的观点看问题。至于对我个人的看法，说好说坏，肯定否定，见仁见智，皆无大关系。我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整人不害人，愿意帮助别人，这数十年我帮了不少人的忙，反过来人家也帮我。不想帮助别人的人，你自然也得不到别人的帮助。我的处世哲学很简单，就是真实、真诚。有些东西是与生俱来的，是性格使然。比如我的率直，是优点也是缺点。我们生活的环境和工作环境确实很复杂的，但我力求自己言行一致，说到做到。我觉得骨气很重要，我从不肯向权势低头。有人说我做人做事不讲策略，其实我还是讲方法讲策略的，不讲策略有些事情就做不成了，一些想法策划就很难实现。在坚持原则的情况下，有时还需要变通，一切为了我们的工作和事业。
[ 2 ] 冯：您认为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应该是什么？
谢：一个作家最重要的不是生活阅历、不是驾驭文字的能力、毅力和恒心，以及悟性。作家能否成大器，有无悟性绝对重要。但是我最看重的是良知，其次是思想。良知对一个作家而言，不仅最重要，而且是第一位的。所谓良知就是正义感、人性、怜悯之心。写作绝不是一种技巧，更不能把它当成某种炫耀。你可以玩文字，但不能玩心灵；你可以游戏人生，但不能游戏精神。有良知，才不作假，才不蒙人，才会写出真的文字。写作不全是一种使命，但杰出的作家肯定有一种使命感。我敢断言：一个作家如果离开了良知，一切免谈。即使你写得很漂亮，也不会让人激动，更不可能触动读者内心最深的地方。当然，这仅仅是我个人的观点。
冯：从您的个人经历看，您和《厦门文学》有着很深的感情和渊源，现在您又是《厦门文学》的掌门人，您认为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经济时代、商品社会，《厦门文学》重新回归纯文学性的定位，有无读者市场？现实生活和文学艺术的关系很微妙，有时互相促进，有时又互相伤害，如何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特别是在海峡两岸文学交流方面《厦门文学》有什么新的举措？
谢：客观说就目前情况来看，《厦门文学》办得差强人意，它在全国文学刊物中大概属于中等水平。造成这种窘况的原因很多。如今，一个文学期刊要办好，需要开放、变革，还需要一批优秀的编辑，优秀的作者和优秀的作品，这还不够，还得加上经济实力与策划水平。当下《厦门文学》的许多条件是缺乏，况且，在媒体泛滥、信息爆炸的时代，文学不为社会看重，越来越边缘化，在这样的现实里，我真不敢奢望《厦门文学》能够办得如何好。但我认为最起码要突破我们现有的水平，向一个更高层次发展，这也是我们全体同仁的心愿。我们刊物有一个广告语，即“两个喜欢”：让喜欢厦门的人喜欢《厦门文学》，让喜欢文学的人喜欢《厦门文学》。我们一直朝这个方向努力，但实在做得很不够。关于两岸文学交流，这二十年来我们已经做了不少的工作，还有许多方面可以拓展。目前，我们正发动整个闽南的文学力量，甚至连同闽西的文学力量，一同来担当这项对于中华民族极有益处的工作。
冯：我注意到有许多介绍您的文章，有人把您称之为厦门的“知青领袖”，您也确实为知青活动、文化、以及文学做过许多好事，不难看出您有很深的知青情结。我国出现“知青现象”完全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但是对大多数经历过来的人又难以忘怀，这看起来似乎很矛盾，您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谢：我们今天谈77级这个话题，就与你的这个问题有关。77级的大学生，大多数是老三届知青。“知青”这个问题很复杂，但“知青”作为一个事物，应该分两个阶段看待。以“文革”为界线，1966年6月之前的知青下乡与1968年之后的知青下乡，表象似乎一样，情状有很大不同。因为后者与“文革”紧紧联系在一起，“文革”被否定，它理所当然也被否定。遗憾的是，如你所说，这是个“历史性的错误”，至今却不像“文革”那样被彻底批判，时而还听到肯定的声音。《新华文摘》今年第12期转载了《留守陕北的北京青年》，非常真实地再现昨天与今天的知青生活，再次发人深省。明年是“文革”期间知青下乡40周年，这篇文章有“先声”的意义。我个人18岁下乡，在闽西度过10年的知青生涯，这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一个重要阶段。和所有的知青一样，经历过心灵的熬煎和肉体的痛苦，面临过生存危机。假丑恶需要批判，灾难不可以赞美，这是不可违背的原则，因此，对于某些为“文革”知青下乡运动评好的现象，我非常反感。如今我经常用哲学的观点去看待知青与下乡这个历史现象。对大多数知青而言，下乡的经历是一场噩梦，不少人至今还被这噩梦折磨着。无法忘记，这是人生之大痛。对我而言，闽西是我第二故乡，对知青生活的许多回忆都自然饱含“乡情”。我多次讲过，知青情结已成了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因为这样，我热衷于做知青文化。
从1995年开始举办知青活动，我的思路就非常明确，就是从知青文化入手，给知青一代人营造一个精神家园。厦门知青文化是厦门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厦门知青以自己的文化为自己居住的城市作出了不小的贡献，这是有目共睹的。
“知青领袖”这个说法有点多余，坦率地说，眼下我们这一代人，已不需要领袖了。领袖这个词本来没什么，一件衣服有领子与袖子它才好穿，但“文革”的个人迷信和崇拜把“领袖”这个词神化了，本来很正常的“领袖”一下子变得非凡、了不起了，甚至天才了，已非原本的含义了。其实，知青的活动都很松散，它需要的是一群做实事的人，我觉得自己是“桶箍”，把桶箍起来而已。厦门知青的活动几乎都是文化活动，这正好是我的强项，我为此多做一些事情，责无旁贷。
【责任编辑 黄哲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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