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因为我在外贸公司呆过的经历吸引了总裁的注意。总裁是位三十多岁的外国人，一头微卷的金发，一双幽蓝色的眼睛，不乏威严地看着我。他很仔细地问了我有关进出口方面的问题，在听了我精练的回复之后，他很干脆地点了点头，说:你被录用了。
这么的简单，我还真有点不敢相信。这可是个知名的外资企业啊。在深圳闯荡了多年，多多少少感受到了深圳快节奏的生活，但我不得不佩服总裁的果敢。
总公司下属八家工贸企业，总部员工不多，二十来人，中国人更是少了，人事的精简是为了使各人的潜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德国人是最有严谨的工作作风和最具敬业精神的，当天的工作从不遗留到第二天。每天呆在一群金发蓝眼的外国人中，我很自然地一改过去有些拖拉的习惯，很努力地工作，即使是工作到深夜，我也会把当天的工作完成。我的这种适应能力很让总裁赏识，这从他的语调不难感受到，他喜欢亲热地叫我:罗。到下属企业去检查也常会带我一同前往。
但日耳曼民族同时也是傲慢的，和总裁相处久了，我渐渐地领教到了他的傲慢和专横。他总是以他的意志决定事情，任何人都不得有丝毫的违背。
圣诞节临近的时候，总公司接到德国本土的一份订单，因时限太紧，这极富冒险性，一旦违约，后果很难想象，那时候我们的心都悬得慌。下属橡胶制品工厂更是加班加点地赶制圣诞树。十多个小时超强度的劳动让工人们疲惫不堪，再加上橡胶极具腐蚀性，气味刺鼻，工作过久，头晕眼刺般地痛，双手奇痒。工人们的怨声也就来了，进度也就很自然地减慢下来。面对日益临近的交货期，德方管理人员自是着急，在交给总部的报告中，也就使用了“故意延工”之类的措词。总裁一读报告，就铁青着脸，带着我急冲冲地朝工厂赶去。
在作业车间，恰好有几名女工因为劳累正倚墙休息。一直阴沉着脸的总裁终于借此发怒了。他怒吼一声:“站起来。”女工们急颤颤地一惊，见是总裁，更是吓晕了，有些不知所措。一阵沉静之后，总裁冷冷地说:你们被解雇了。女工们满是委屈地向我求援，有两个眼中竟然有泪；而那些一直低着头做事的工人们都抬起头来。我有些不忍，轻声地向总裁解释:她们是太累了，现在货期正紧，能不能先让她们做下去。
总裁的目光电一般地射向我，毫不容情地说:“这办不到，在我的公司里，如果没有能力胜任自己的工作，就该主动离开公司，如被解雇，那是自己的无能。”总裁说完，径直走了。我呆呆地站在那里，我不知道该以一种怎样的方式把这些翻译给她们听，我只有沉默。面对同胞们那些怨恨的目光，我发现自己正走在一个迷圈中，像汉奸似的。
矛盾不可避免地激化了。那天，总裁站在厂房前，面对延工的工人们，挥动着手，激愤地对工人们说:你们以为我到中国来投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赚钱，是因为中国劳动力的低廉。他重重地又说了一遍，可工人们大多都不懂他说的德语，于是他转过头来对我说:罗，你翻译给他们听。
我从知道自己是中国人起，就一直为自己是个中国人而骄傲，这就如同总裁以自己是德国人为荣一样。尽管中国有过被人任意践踏的历史，但我们毕竟已在伟人那洪亮的乡音中站起来了。
我有自己的民族感和尊严感。我沉默，没有翻译，我不想让这些伤害民族感情的话从我的口中传出来。我在总裁的愤怒中倔强地立着。四周死一般沉寂，我知道我该辞职了。
我给总裁递上辞职信的时候，竟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尽管我知道再找到这样一份高薪的工作很难，但我无悔。总裁接过我的辞函，静静地看着我，双手不停地玩弄那支派克金笔，然后他说:罗，我很遗憾，我一直都很欣赏你的。我们日耳曼民族是高贵而骄傲的，正是如此，我们才感到自豪和勇敢。你也有你的民族感，我们都不必为彼此而改变什么，好不好?
他轻轻地握了握我的手:罗，我们会成为朋友的。
但我还是要走了。
我离开那间公司的时候，好多工人来送我，而公司广播室中翻来覆去播的都是那首歌:“我们拥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正是高枫的那首《中国》。
我心如电击，泪如雨般地滑落。
(蔡志刚摘自《青年月刊》199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