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俄国镶嵌艺术家鲍里斯・安列普(1883～1969)与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曾发生过一段情，因之而有所谓“黑戒指组诗”，下面是安列普的回忆。) 祖母将一枚黑戒指交给安娜・安德列耶夫娜。她这样说：“它适合她，将给她带来欢乐。”在英国，这样的戒指有一段时间被称为“丧服”。戒指是金质的，有匀称的宽度，表面镶上一层黑珐琅，但内圈仍是金色的。黑珐琅中嵌有一块小钻石。安娜・安德列耶夫娜经常戴着它，并且认为它有一种神秘的力量。
尼・弗・涅多布洛沃①是在1914年我从巴黎回国后，开赴前线前介绍我与安娜・安德列耶夫娜认识的。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早在从前便向我十分赞赏地谈过她。我为与她的会见而着迷：躁动的个性，巧妙而尖锐的意见，主要是――美丽、痛苦而感人的诗。涅多布洛沃认为她要高于其时还在世的所有诗人。
1915年在休假或到前线出差前我见到了安娜・安德列耶夫娜。我将自己在长诗《菲扎》的手稿交给她保管，她将手稿放到丝匣里，并且说，她将像保护圣物般保护它。
不要骂我，不要捧我，
或像朋友，或像敌人，
只把它留给我收藏，
说一声：保管好灵魂。有一件事令我惊慌：
偌若他现时已消殒，
上帝的天使长将到
我这儿，寻找他的灵魂。那时我将怎样隐藏，
才能不为上帝所知?
它这样歌唱和号哭，
应该在他的天堂里。
我们乘雪撬游玩，在饭店用午饭，我经常请她给我朗诵诗作；她微微一笑，轻声向我吟唱起来。我们经常缄默不语，聆听周围所有的声音。1915年在我们的一次会谈中，我谈到自己的无神论和宗教信仰的徒劳。安娜・安德列耶娃严厉地责备我，指出信仰之路乃是幸福的保障。“不能没有信仰”。
以后她写下了以我们相聚为内容的小诗(顺带说一句，安娜・安德列耶夫娜不能容忍“小诗”这个词儿)：
我从你的记忆把这一天扣下，
为的你茫茫然的视线在寻思：
我在哪儿看见波斯的丁香花，
在哪儿看见燕子和木头房子?噢，你将怎样铭记着无名的
愿望那骤然而至的煎熬，
在那若有所思的城市里
寻找你那地图不载的街道!一见到邮来的信件，偶而地
从微开的门传来一把声音，
你随即思量：“就是她自己
前来拯救我匮乏的信心。”
一九一五年四月十五日
话虽如此，我从她那儿不曾收到一封信，我也不曾给她写过一封信，既不是她不“前来拯救我匮乏的信心”，也不是我不邀请她。
1916年初我到英国出差。我在彼得格勒呆了很长时间以便筹备伦敦之行。涅多布洛沃其时和妻子住在皇村，安娜・安德列耶夫娜也住在那儿。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邀请我在2月13日到他家，听他朗诵刚完成的悲剧《尤季菲》。“安娜・安德列耶夫娜也来，”他补充说。从前线回来，置身于涅多布洛沃皇村家里那极雅致的氛围中，聆听他朗诵长期构思的《尤季菲》，与安娜・安德列耶夫娜再次见面，这是很能吸引人的事。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一如昔日般热情地接待我。我一拥吻她，旋即感到“他不大愉快”：他不喜欢流露感情，那尖削、优雅的身段蜷缩起来――我有点窘。柳博芙・亚历山大洛夫娜(他的妻子)把我从窘境中解救出来：她吻吻我的脸颊，说，我们去听《尤季菲》时，茶就奉上。安娜・安德列耶夫娜支着肘坐在小沙发上，笑吟吟地观察我们。我走近她，一阵神秘的冲动，无以名之的敏感笼罩着我。我与她相遇时老有这种感觉，甚至在想念她时，甚至到现在，她死后，我仍痛苦地体验到这种回忆。我坐到她身旁。
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打开《尤季菲》的手稿，坐到意大利文艺复兴年代台脚呈螺纹状做工精细的写字台后；有饶舌者说，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是看在她的家具份上才娶柳博芙・亚历山大洛夫娜的。的确，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很喜欢雅致、美丽、别具一格的做工精细的一切。他开始朗诵。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从不吟唱自己的诗作，一如大多数现代诗人，他只朗诵，表现韵律，卖弄地转调，加速和减缓诗歌的节奏，强调其中的意蕴及其悲剧意义。悲剧进展得很慢。尽管诗技无懈可击，朗读得也很得体，我在听却啥也听不见。有时我瞥一眼安娜・安德列耶夫娜的侧面，她凝视着远处。我竭力集中精神。诗作洪亮的节奏充盈于耳际，犹如火车车轮的撞击声。我闭上眼睛。在沙发上张开手。
突然有一件东西落到我手里：这是一枚黑戒指。“拿着，”安娜・安德列耶夫娜说，“这是送您的。”我想说什么，心里发疼。我带点疑问地望着她的脸。她无言地望着远处。我将手捏成拳头。涅多布洛沃仍在朗诵。终于朗诵完了。我应说些什么呢?“雄壮”。安娜・安德列耶夫娜一声不吭。终于在短暂的停顿后说：“对，很好。”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想知道得更多。”异乎寻常的力量是我的第一印象。”应该潜心阅读这首辉煌的诗作，我称赞说，惟恐暴露出我听了不到一半。递上茶，安娜・安德列耶夫娜和柳博芙・亚历山德罗夫娜聊起天来。我匆匆离开了，安娜・安德列耶夫娜留了下来。
数天后，我就要到英国去。离开的那天我收到安娜・安德列耶夫娜带题辞的诗选《黄昏》致鲍里斯・安列普――
一个愿望未免太少，
一首歌儿已经足够。
安娜・阿赫玛托娃
一九一六.二.十二 皇村
前此不久，我送了安娜・安德列耶夫娜一个供桌用的十字架，这是我在加里西亚卡尔帕特山半倾圯的荒废寺院里取得的，连同十字架，我给她写了一首四行诗：
我忘记说过的话，不曾发过誓，
傻傻的我伸手给无助的少女，
使她免于十字架的魔力与痛苦，
我将这送她，作为友谊的信物。
这首四行诗见于第三部诗集《空中的道路》(纽约，1963年)献给安娜・安德列耶夫娜的各种诗作中。我的四行诗问世时有所改动。
我忘记说过的话，我不曾发誓，
傻傻的我伸手给无助的少女，
使她免于十字架的魔力与痛苦，
我将这些作为我俩邂逅的信物。
毫无疑问，这是安娜・安德列耶夫娜亲自作的改动。我不太明白作这些改动的原因。安娜・安德列耶夫娜是想改进四行诗的文字质量?是这样?仅仅是这样?最重要的改动：“这”改为“这些”，“友谊”改为“邂逅”――平添了个人的隐秘的痛苦的音调。我们的“邂逅”在安娜・安德列耶夫娜的一些诗中引起了反响：
有如搅乱了水面的天使，
那时你朝我的脸睃一眼，
我遂恢复了力量和自由，
取得戒指以铭记着奇迹。那虔诚的忧郁拭去我的
炽热和不相协调的红晕，
暴风雪的月亮可资纪念，
北方那惊扰人的二月份。
一九一六年二月 皇村
我动身到伦敦，在那儿要呆六个星期才回来，但命运按另一种方式形成了：
天空飘洒着零星小雨，
在丁香花盛开的时日。
在窗外，那白色、白色的
圣灵之日鼓着翅飞至。现时，我的朋友越海，
回来了，在最迟的时日，
我梦见了远岸的一切，
那石头，塔楼和沙砾。我朝其中一个高塔
攀登上去，邂逅了光明……
在沼泽和耕地的国家
没有半点塔楼的暗影。我只好坐在门槛上，
那儿有稠密的阴影。
白色、白色的圣灵之日，
把我的惊惶驱散净尽。
一九一六春 斯列普涅沃
我从来不写信。她也报以彻底的缄默。
没有歌曲忧郁便消弭。
冷冰冰的夏天已来临，
这次会见没有人吟咏
仿佛新的生活已开始。被黄色火焰所占据的
天空，恍如石制的拱门，
我需要仅能维生的面包，
需要关于他的一句话儿。你用草叶溅满的露珠，
用消息令我的灵魂复苏，
不为热情，也不为忘却，
只有伟大的人间之爱。
一九一六 斯列普涅沃
我送安娜・安德列耶夫娜供桌用的十字架，在她的诗中也留下痕迹：
用坚强而疲惫的手
就在最阴森的首都，
在光洁的素笺之上，
我写下一纸绝命书。温湿的一股儿微风
灌进了我圆形的小窗，――
我觉得，天空被迷蒙
赤热的霞光所灼伤。我不曾看一眼涅瓦河，
看一眼反光的花岗石，
我觉得――我真真正正地
看到不曾遗忘的你。然而不曾逆料的夜
盖上秋临前的城市，
为了助我得以逃脱，
浅灰变作黄浊的影子。我随身只带着十字架，
那是背叛时你所奉上，――
为了艾蒿盛开于原野，
风儿像塞壬般地吟唱。
一九一六 沙湾
我耽在英国，到1916年底才短时间回到俄国。我在彼得格勒住到1917年1月，在克伦斯基革命后②乘第一班火车到伦敦。我说，当我回到俄国，我不知道是喜欢稳重睿智的英国文明呢，还是不喜欢宗教政治上的呓语，安娜・安德列耶夫娜写道：
高傲把你的灵魂遮挡，
因此你不曾体验到光明。
你说，我们的信念是梦想、
是海市蜃楼、是京城。你说――我的国家罪孽深重，
我说――你的国家不信神灵，
让罪孽躺到我们之中，――
一切仍可补赎，仍可更正。你的周围有花有水流，
为何不来叩穷女人的门?
我知道你身患痼疾的因由，
是你欲寻死又怕丧命。
一九一七年一月
同年稍后她还写有：
你这变节者，为绿色的岛屿
你出卖、出卖了自己的国土，
我们的偶像，我们的歌曲，
静静的湖滨之上的松树。你可恶的雅罗斯拉夫尔人，
假如你不曾失去了理智，
为何对棕黄色头发的美人
和富丽堂皇的屋子着了迷?现时，那被狂妄和亵渎
破坏了的信奉正教的心灵
逗留在庄严雄伟的首都，
为自己的自由深感高兴。为什么你要哀哀地沉吟，
来到我高高的小窗下面，
你知道，你不曾在海上灭顶，
从致命的战斗中幸免。是的，我不怕海洋或战斗，
那个人业已丧失了美好。
为的是你自己已去祈求，
加以铭记，当我们在祈祷。
一九一七 斯列普涅沃
克伦斯基革命。彼得格勒的街道上人山人海。从什么地方传来了疏疏落落的枪声，铁路交通全部停顿。我不大关心革命。一门心思，一个愿望，要见安娜・安德列耶夫娜。这时候她住在著名的精神病学家斯列兹涅夫斯基教授家里，她与教授的妻子很要好。房子在涅瓦河畔，我已记不清是在维堡还是彼得堡一边。我在冰上走过涅瓦河，以便避开桥梁附近的街垒。我记得，在河心碰到一位从监狱逃出来的十八岁的男孩子，惊惶失措地问我到华沙车站的路。勉强走过到斯列兹涅夫斯基寓所，按铃，是安娜・安德列耶夫娜开的门。“您怎么了，在这种时候?街上在抓军官，”――我摘下了肩章。
看来，我的造访感动了她。我俩走进她的卧室。她紧靠在沙发床上。我们谈了一会业已来临的革命的意义，她激动地说，生活中的巨大转变就要到来。“它就像大革命期间的法国那样，可能会更糟。”――“我们不要谈这个。好吗?”我们不吱声了，她垂下头。“我们不会见面了。您走吧。”――“我会回来的。请看看您的戒指。”我解开上衣，把挂在脖子上的黑指环给她看。安娜・安德列耶夫娜碰了碰指环。“很好，它会保护您的。”我将她的手贴在胸前。“永远戴着它”。――“是的，永远，这是圣物，”我嗫嚅着说。某种女性的感怀不断地濡湿着她的眼睛，她向我伸出了手。我在徒然的亢奋中燃烧着，吻过手便站起来。安娜・安德列耶夫娜温柔地哭了，“这样更好，”她说。
黑戒指的故事
房子里马上静下来，
最后的罂粟已凋谢，
我因久久打盹而缄默
迎来了早到的昏昧。
大门被紧紧地锁着，
夜色漆黑，风儿恬静，
愉悦安在，关切安在，
温柔的未婚夫，你安在?
神秘的戒指找不到，
我等候了许多时日。
温柔的女俘虏之歌
在我的胸脯中夭折。
一九一七年六月
我乘第一班火车到了英国。我用小链将戒指戴在脖子上过了很久。
战争结束了。布尔什维克。俄罗斯大饥荒。我给安娜・安德列耶夫娜寄了两个食物包裹，我收到她的惟一信息，是她告知收到包裹的正式明信片。亲爱的鲍里斯・瓦西里耶维奇，谢谢您惠我以食物。
安娜・阿赫玛托娃。
我想写信，但有人警告我，这可能不利于她，我便死了这颗心。我蛰居于伦敦，慢慢地专注于自己的镶嵌工作。有一次脱衣服，我碰到脖子上的链子，链子断了，戒指滚到地板上。我将戒指置于专放宝贝儿的内镶天鹅绒的红木匣子里：军功章，在俄的英国装甲支队指挥官洛克一兰姆逊送的金烟盒，我埋葬的自杀者的领扣，以及别的小玩艺。我打算找人修理链子，但未能办到。古米廖夫③其时住在伦敦，我几乎每天都与他见面，他急着要回俄国。我劝他别回去，但一切徒然。祖国吸引着他。我是没有这种感情的：我于1909年去国，在外国生活。他动身前我请他转交安娜・安德列耶夫娜一枚很珍贵保存完好的马其顿亚历山大金币，还有一条丝质裙子。他很不乐意地接过礼物：“您知道，鲍里斯・瓦西里耶维奇，她仍然是我妻子。”我惊讶得张大了嘴巴。“别说蠢话了，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我冷冷地回答。但我不知道，她收到我的礼物没有。可怜的古米廖夫一去不返!大诗人一去不返!
另一位诗人和老朋友，尼・弗・涅多布洛沃患了肺痨，人们将他送到南方，他在那儿很快就去世了。他是安娜・安德列耶夫娜的老朋友。我记得，我沉重地转告了他的噩耗。在这之前我给他写了一封透着古怪的信，我记得其中有如下诚恳的话语：“亲爱的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你不要死，对于我，你和安娜・安德列耶夫娜就是整个俄国!”
时光在流逝。心灵深处的创伤久久未能愈合：我经常打开放宝贝玩意儿的匣子，只为吻吻黑戒指。我不想再戴它，这对于我要么是亵渎圣物，要么是悲剧。生活倾注在艺术工作中，在镶嵌艺术中，但往事仍在心底翻搅，戒指在想象中与我“永远一起”。
又是战争。战争在巴黎撵上了我，但德国人进入巴黎的那天我摆脱了他们，绕道走了两个星期来到伦敦。德国人的炸弹挨着我的工作室爆炸了，把它一扫而空。我失去了知觉，但仍离开并迁出。事情发生在夜间。我找不到珍贵的匣子。天哪――我真想知道它在哪儿!这不是匣子吗?它被撬开空空如也。对小偷的愤恨，惭愧。没能保护好宝贝儿，绝望的眼泪夺眶而出。为啥我不把戒指存到银行呢?因为我想自己拥有它，一如想见就能见到的俘虏。但我一离开巴黎便操心不了这件事了。不，无论如何都是我之过!一旦安娜・安德列耶夫娜问起，我该怎么说?
1945年战争结束。我给安娜・安德列耶夫娜寄去镶嵌基督的彩色照片，“Corsacrum”。他的胸膛被剖开，熊熊燃烧的心赫然可见。我不知道她的住址，是寄到列宁格勒作家协会请他们转的。在照片上我写道：“为珍贵的回忆。”没有回复，我不知道她收到邮件没有。
生活如逝水。我在伦敦工作，我在巴黎工作，我在爱尔兰工作。镶嵌艺术要求付出大量的精力和沉重的劳动。凭格・波・司徒卢威④友谊的力量，我几乎读到安娜・安德列耶夫娜刊出和在外国刊出的所有作品。这些诗作这样有力地感动着我，一如往昔，――可能更有力。我曾经感受过的失去黑戒指的强烈痛苦，在静静的悲痛中渐次减轻。但负罪感仍然折磨着我。
1965年安娜・安德列耶夫娜的庆祝会⑤在牛津举行。有人甚至打美国赶来。我在伦敦不想附骥于她的崇拜者之后，乃请格・彼・司徒卢威代我向她致以衷心的敬意和良好的祝愿，自己则到巴黎去了，在那儿有一连串的事儿在等着我，我因健康关系必须停止镶嵌工作，并放弃自己在巴黎的工作室。
我是在1917年见到她的，安娜・安德列耶夫娜留给我的印象是这样的迷人、明丽、匀称而年轻。我自问，我离开伦敦合适吗?为了不让安娜・安德列耶夫娜问及戒指，我成了逃跑的懦夫。看见她了吗?“我的俄罗斯!”最好不要保存我关于她的回忆，她成了什么模样?现在她成了国际的明星!诗歌的缪斯!然而在我这一切无非是第四维而已。
我思绪凌乱，微微发冷，起码到星期六在巴黎自己的工作室里喝咖啡时，心情仍然很沉重。
铃声大振。我蓦地站起来，走近电话。是一个低沉有力的男人的声音，他命令似地用俄语问了我几句：“您是鲍里斯・瓦西里耶维奇・安德普?”“是的，是我。”“安娜・安德列耶夫娜・阿赫玛托娃刚从英国来，她想和您谈谈，不要走开。”“我很荣幸。”几分钟后，同一个傲慢的声音：“安娜・安德列耶夫娜来接电话了。”“我听着。”“鲍里斯・瓦西里耶维奇，是您吗?”“是我，安娜・安德列耶夫娜。很高兴听到您的声音。”“我到这儿，只是想看看您，您现在可以到我这儿来吗?”“唉，现在不行：我在等搬运，他们来搬我的画。”“是的，我知道(?)，五点我就没空了。”“您可以跟我一块吃早饭或到哪家饭店吃午饭吗?”“哪能，这完全不可能(?)，晚上八点请到我这儿。”“我一定来，一定来。”
搬运来了。我镇日不能自持――在阔别和暌违了四十八年之后见到安娜・安德列耶夫娜，谈些什么好呢?熬过了这一切。这么多的痛苦!这么多共同和个人的灾厄。病态地浮现着，杂乱无章地交织在一起，畸变的记忆塌陷了。关于黑戒指我说些什么好?有啥可向我说的?没保存好宝物。浑无招供的力量。送花――俗套。但我还是跑到花店，定购了一个玫瑰花花篮，让他们送到凯旋门附近的拿破仑大饭店……
饭店充斥着苏联人。一个很讨人喜欢的少女向我走来。“您是安列普先生?”“是。”“安娜・安德列耶夫娜在等您，我领您去找她。”我们向电梯走去。“我在伦敦见过您的镶嵌画，我特别喜欢您在西敏寺的作品。”这是阿尼娅・卡明斯卡娅，安娜・安德列耶夫娜的丈夫尼・尼・普宁⑥的外孙女。她此行随同安娜・安德列耶夫娜。
我们来到二楼，阿尼娅打开安娜・安德列耶夫娜房间的门便马上消失了。圈椅上坐着一位高傲肥胖的女士。她的样子变成这样，倘若偶然遇到她，我一定认不出她来。
“叶卡捷琳娜大帝。”我想。
“请进，鲍里斯・瓦西里耶维奇。”我吻过她的手，坐到旁边的圈椅里。我笑不出来，她的脸同样毫无表情。
“祝贺您在英国的庆祝会。”
“英国人很可爱，至于庆祝会，您知道，鲍里斯・瓦西里耶维奇，当我走进满是鲜花的房间，我自言自语地说：‘这是我的葬礼。对于诗人难道这是庆祝会?’”
“您的崇拜者需要这样，他们想加以表现，表示自己的敬意。”
我们谈论当代诗人。只有这样才不致转到个人的话题!
“您重视他们吗?”
安娜・安德列耶夫娜蹙着眉，没说话。
“您重视曼德尔施塔姆和布罗茨基吗?”
“哦，布罗茨基!他是我的学生。”她把话题转到涅多布洛沃。
“您致他的信，司徒卢威还您了吧。请告诉我，这些信是什么时候写的?”
“所有的信都写于1914年之前，信里啥都没写，绝对没有。您，安娜・安德列耶夫娜，保存了他的信吗?”
“我都烧了。”
“真可惜。”
我惟恐重复涅多布洛沃的话题，但安�娜・安�德列耶夫娜显然想这样。
“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是出色的批评家，关于我的诗他写过很多有见地的论文，他不仅认为我比谁谁要更杰出，而且预言了我的诗未来的发展。洛津斯基⑦也评论过我，但这一点他未能做到!”
我听着，偶尔赞同地说上一两句，但脑袋一片空白，心脏怦怦地跳，喉咙发干――眼看就要说到戒指了。应该继续文学的话题!
“柳博芙・亚历山德罗夫娜葬在哪儿?”
“葬在圣列莫公墓，您知道吗，”安娜・安德列耶夫娜沉默片刻后说，“我从来没有读过涅多布洛沃的《尤季菲》。”
我愣住了。她仍想回忆1916年2月13日!其时我俩一块儿聆听《尤季菲》，其时她送了我黑戒指!这是挑战!“好呀，”我身上泛起一股恶意，难道她不曾看见，我在这种状态下变成了什么样子?
“《尤季菲》，”我冷淡地说，“完全学院式的作品，很精巧的作诗法，但总的来说相当沉闷。这件事儿毕竟值得注意，我想它大概收入了司徒卢威出版的他的诗集。”
“司徒卢威，”安娜・安德列耶夫娜转移了话题，“他大量工作，他是文艺学家，但他支持冷战，我坚持反对冷战。”
“在我看来，安娜・安德列耶夫娜，司徒卢威主要对现代俄国文学感兴趣。”
“您读过《安魂曲》吗?”
“读过，这是一部伟大的悲剧作品，是蘸着您的血写成的，读来很痛苦。”
“您愿意的话，我给您朗读我的最后一首诗，您可以把它与涅多布洛沃的《尤季菲》加以比较，它们都用《圣经》作题材：Saul，大卫不贞的妻子。
安娜・安德列耶夫娜打开小笔记本，用歌唱般的声音开始朗诵。歌唱般的朗诵在我看来有如哭诉。我已很久不曾听到类似的演绎了。在《安魂曲》以后，我觉得一切都是作诗的练习而已。我不曾深入理解那些话。
“您在想些什么呢?”
“一切――都很好。”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安娜・安德列耶夫娜激动地说。
我觉得应该说一些聪明话，但无以言之。
“很客观。”
“对，很客观。”
我不知道对这个无聊的评论应该补充些什么，于是不再吭声。
“您过得怎么样，安娜・安德列耶夫娜?”我灵机一动。
“靠翻诗，”她说，领会了我的问题的纯物质意义。“我翻古诗。”
“您自己翻吗?”我有点惊讶。
“当然不，有专家给我提供逐字逐句的诗文，我再将它们转化为俄语诗。”
“您长居列宁格勒，不审在那儿休养?”
“我在芬兰有一幢别墅，我在那儿休养。记得吗，您给我寄过一张您的基督镶嵌画的彩色照片?它曾长时间置于我的桌子上，后来不见了。
我可以简单地说，同样的命运也临到她的戒指上。但照片――一回事，戒指――另一回事!我啥也没说，我自觉力有未逮，该走了。
“我怕累着您，安娜・安德列耶夫娜，我这就走。”
“不，不，见到您对于我就是一大休息，您什么都没变。我真惭愧。劳驾。请再坐二十分钟。”
“当然，安娜・安德列耶夫娜，我该走时，请告诉我。”
谈话有些谈不拢。安娜・安德列耶夫娜在期待着什么。
“您是怎样度过列宁格勒围城的?”
“斯大林救了我(这是人所共知的事)，他厚待我，我乘他派来接我的飞机离开了列宁格勒。以后，他的慈悲转为冷漠，或者可以说仇恨。”再度沉默。“喏，现在请便吧，谢谢您光临。新年时请写点什么。”
安娜・安德列耶夫娜威严地从圈椅站起来，引着我走到小小的前厅，靠在墙边。
“再见，”她伸出手。蓦地中断：我吻了她温驯的嘴唇。昏昏然走出走廊，也不回该回的地方。为什么?怯懦、卑鄙。我的责任是告诉她我失去了戒指。我怕给她带来打击?荒谬，我给她带来最大的打击是待她如文学的奇迹。当我想，我应该谈论或打听一些当代诗人时，她激动地说：“鲍里斯・瓦西里耶维奇，不要像别人那样，向我提出这些愚蠢的问题。”她热烈的心灵要找的是人，是朋友，是女性。冲过丛生在我们中间的林子。但沉重阴森的大石块压着我。压着我和全部的过去，没有力量获得再生。
在我们谈话时，隔壁房间的门老是稍微开着，传来一阵轻轻的簌簌声。是谁?可能是政治检查人员，可能是自己人――我不知道。这位不可见的参与者令我很不愉快。事情明摆着，有人在偷听我们的谈话，是这个妨碍了我们最后的会见转变为热情、坦诚的谈话?我为自己寻找理由，真是这样吗，我找不到。
1966年3月5日，安娜・安德列耶夫娜在莫斯科逝世。我极其痛苦和羞愧。
借鲍里斯・瓦西里耶维奇之手，但用别人的墨水写下了：
这既简单，又明了，
这所有人都知道――
你全然不爱我
任何时候都不爱
――一九一七年注释：
①尼・弗・涅多布洛沃(1882～1919)，俄国阿克姆派诗人。
②即史称俄国二月革命。
③尼・斯・古米廖夫(1886～1921)，俄国阿克梅派诗人，阿赫玛托娃的第一个丈夫。本文发生时两人已离异。
④格・彼・司徒卢威(1898～1985)，俄国学者，十月革命后侨居外国。
⑤指牛津大学授予阿赫玛托娃名誉博士学位。
⑥尼・尼・普宁(1888～1953)，阿赫玛托娃的第三个丈夫，后离异。
⑦米・列・洛津斯基(1886～1955)，俄国诗人，翻译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