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军是个很会说故事的人，连自己的事，让他说起来，都像“故事”一样： 我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黄昏来到这个世界……我母亲生我时还不足二十岁，所以与其说是痛苦，还不如说是害怕。一当脐带刚被接生婆绞断，她就慌着让我外婆用一块布把我兜走了。世上的事也就是很怪，我父亲谈过四次恋爱，皆因种种原因而未成眷属，到了怀宁竟爱上了一个目不认丁的姑娘，但是在我童年与少年的记忆里，是没有这个父亲的。依稀记得的，是在五岁的时候，有个晚上，一个皮肤很黑的男人到了我家，后来这个人给我洗脚，并搂着我讲《西游记》里的故事……等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他是我父亲(《我的小传》)。
当然，潘军讲的都是“真事”(他没有必要撒谎)，可这些事让他“叙述”起来，就有“虚幻”的感觉，似乎不很真实。
潘军于八○年代后半期出现于大陆文坛，正如当时许多年轻小说家一样，他着迷于拉丁美洲小说，特别是波赫士(大陆译为博尔赫斯)，以及卡夫卡。他编故事、说故事的方式最受波赫士影响。当时上海译文出版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潘军说，他读过好几遍。
这样的潘军，理所当然的被当时的评论界归到‘先锋小说’的行列，排到刘索拉、马原、莫言、余华、苏童、格非、叶兆言、孙甘露……这一串队伍中，这一时期的潘军把故事编得很复杂，使用的语言密度很大，真有一点让人摸不着头脑。他自己说，中篇小说《蓝堡》和《流动的沙滩》(都在一九九一年发表)是当时他较满意的作品。
一九九二年，潘军离开文坛，下海经商，先是浪迹海南三年，然后暂驻于郑州两年。九六年他复归文坛，在两、三年之间发表一批引人注目的中篇小说。二十世纪末，潘军在大陆小说界的地位已非常稳固。
复出后的潘军，语言变得更简洁、明朗，但说的故事反而更迷人了。《重瞳》(二OOO年)是这样开始的。
我要讲的自然是我的故事。我叫项羽。这名字怎么看都像个诗人，其实我自己早就觉得是个诗人了，但没有人相信。而民间流传的那首“力拔山兮”又不是我的作品――我不喜欢这种浮夸雕琢的文字。
这种文字，随便看都让人想一直读下去。这篇小说轰动一时，一点也不让人奇怪。
复出后潘军的中、短篇，以我看来，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我把它叫“传奇”，因为故事纯粹是“编”出来的，如《重瞳》、《结束的地方》(一九九六)，《佻花流水》、《秋声赋》(以上一九九九)。一类取材于潘军在海南及其他城市的漂泊与经商经验，有现实基础，如《杀人的游戏》(一九九七)、《对门・对面》、《海口日记》(以上一九九八)、《关系》(一九九九)等。上面提到的四篇我都很喜欢，我和大陆评论界的看法不太一样，我觉得，第二类还比第一类好。
《对门，对面》是一篇上乘的喜剧，开头值得一引：
法院裁定离婚的第三天一早，A的妻子(实际已是前妻)带人来搬东西。那时A在马桶上读一篇关于世界杯预选赛的述评。外面乒乓响着，A感到大便很不流畅。所以搬东西的整个过程A没有见到。等他提着裤子出来，觉得客厅一下显大了。A靠墙穿好裤子，想去洗脸。这时前妻把一串钥匙交给他：
你最好还是换把锁。
这篇可能长达三万字的小说，我一口气读完，结尾比开头还好笑。大陆商品大潮以后城市里“现代化”的男女关系，潘军以极可笑的方式刻划得入木三分。
在《海口日记》和《关系》里，潘军表现得意外的伤感而抒情。在《关系》里，曾浪迹海南三年的主角为执导一部电视剧而旧地重游，并会见了以前的情人。他们都怀恋过去，也深知过去是无法追回的，但又割断不了。结尾是这样写的。
两天后，男人撤离了海南岛。
因为补拍了一个镜头，男人仍需再坐一回船。天空一片湛蓝，白云像羊群一样笨拙地移动着。海口渐渐远了，海水越来越蓝。男人立在船尾，出其不意地对着模糊的海岸线大喊一声。
那位女记者诧异地问道：导演，喊什么呢?
男人说：喊一位朋友。
记者一笑：这么远，能听见吗?
男人说：听不见，但我需要喊一声。
这个结尾真是凄怆，令人难忘。
大陆批评家李洁非特别标榜潘军的城市小说，他说：“潘军的城市小说表达了作者对城市人的与其环境相称的特有心理的细腻而卓异的，堪称走到了灵魂深处的辨别力。”又说，“所有这一切，构成了现在写城市的潘军的特殊性，没有第二个人可以重复他。的确没有。”我非常同意这种看法，潘军在写现代人在城市的漂泊感所表现出来的哀婉，让人印象深刻。
潘军所讲的许多故事，当然不免也会涉及“罪恶”与“犯罪”，但是，即使像《结束的地方》、《秋声赋》这一类比较沉重的小说，读起来一点也没有“邪恶”的感觉，所以潘军似乎是个偏向于“善良”的人。他对人生似乎有点困惑，但对这个“困惑”也不怎么在乎，反正人活着就到处玩玩嘛。但这也会“玩”出感情，所以不免就有点漂泊的伤感。不过，总归来说，潘军偏向于人生的“轻”的一面，比较的潇洒，故事可以说得轻灵而迷人。反过来说，这也就是他的缺点，“重量”显得有些不足。
从这个观点来看，现在这本长篇的“探索小说”《死刑报告》可以说是潘军由“轻”转向“重”的尝试。
潘军在这本小说的扉页上引了两段西方法学家抨击死刑的话：
死刑并不是一种权力……而是一场国家同一个公民的战事，因为，它认为消灭这个公民是必要和有益的。
只要死刑还存在着，那么整个死刑就都散发着血腥的气味……整个刑法都充满着报仇雪恨的污点。
显然这是对于“人道”的探讨：国家的安全比犯人的生命更重要吗?“正义”可以建立在“报仇雪恨”的基础上吗?
故事以落城为中心展开，并以落城的刑侦物证专家柳青(女性)、落城的著名律师李志扬以及北京的兼职律师、自由撰稿人陈晖三人的行动作为主要线索，把所有事件贯串起来。这些事件，主要就是发生在落城的许多刑事案及其所牵涉的死刑判决。由于陈晖、柳青、李志扬三人从头到尾都关心这些死刑案，死刑案所牵涉到的“人道”意义，就是经由三人的行动与反省“显露”出来。
从故事的角度来看，刑案牵涉到侦察，具有“推理小说”的成分，杀人与死刑有暴力倾向，而潘军又有意安排一些情爱瓜葛(几乎所有的刑案都牵涉两性关系，而漂亮的女警察柳青本人差一点就掉人与陈晖、李志扬的三角恋中)；这样，集暴力、推理、情爱纠纷于一身的这部小说就变得“很好看”。我花了两个晚上，两口气就读完了。但也因此，让这部作品更带有畅销书的特征。
尽管这部小说带着一定的市场倾向性，不过，本书却“意外”地表现了当代大陆社会的一个面相，只是不知道这是否为作者潘军的本意。
这显然是一个变动中的社会，它复杂到没有一个人可以预知其发展。
在这一社会背景的映衬下，本书主要人物的性格就显得迷人了。譬如，律师李志扬，虽然作者没有刻意渲染，但他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替犯人辩护的精神，仍然弥漫于字里行间。又譬如柳青，以及她的父亲――老军人柳立中，已退休的法院官员，都是非常负责且具有专业素养的人，但他们常有无可奈何的感叹。还有陈晖，是潘军小说中常常出现的城市漂泊者的一员，在这小说中，他想结婚安定下来了，但也肯为了一种追求而作某种程度的付出。作为一本社会小说来看，本书的人物群体也是相当吸引人的。即使是落城的“群众”，显现为一种“舆论力量”，也具有动人的社会性格。
但我认为，全书最感人的部分是凤鸣山下叫“桥头”这个小村子里的小学教员安小文的故事。这是李志扬当知青时插队的地方，安小文就是当年他培养出来的。这个安小文，内向、羞涩，三十未娶，喜欢画画。他受了一个外来者的蛊惑，接受了一台高级电脑，借此和网络中名为“青萍”的女子谈恋爱。他执着地相信‘青萍’确有其人，为了和她见面(他凭想象为她画了一幅画)，他帮那外人盗走了“桥头”村附近一尊魏晋时代佛雕的头部。他盗走“国家资产”，为此被判死刑，他并不感到冤屈，但至死不相信“青萍”是虚构的。
这个凄婉动人的纯朴青年的纯朴故事，其实是复杂多变的社会的对照物，也是社会的产物。这个单纯、善良的安小文是无法适应那个日益物欲化的社会而存活下去的，就像潘军笔下的城市漂泊者，虽然也努力赚钱，但仍然是个“现代城市”的漂泊者。安小文的故事，把全书的社会性格和潘军个人的“想像世界”的精神，衬托得更鲜明。我只是觉得遗憾，潘军没能把这个故事写成独立的中篇。
潘军从小喜爱画画，他更梦想当一个电影的大导演。他说：“一旦我自己觉得写小说很困难的时候，或是写起来很无聊的时候，我就会当机立断地去做别的事情。”我觉得，做为一个复杂的现代社会漂泊的“抒情诗人”，潘军的才华是很迷人的，我至少盼望他再写一部更完美的长篇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