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进行一系列的纪念、研讨活动，以此来总结历史经验，思考当前存在的重大问题，期许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改革开放40年，不仅改变了百年以来中国的历史进程和社会整体面貌，让中国人民从站起来走到了富起来的新阶段，而且是二战之后具有世界史意义的最大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变迁，是二战后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如果进一步思考，我们就可以跨越政治经济，走向文化层面，就会看到一个更加恢弘壮丽的文明、文化与文学景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21世纪以来，中国从各个层面进一步加大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弘扬，加强了当代文化建设工作，即在国家层面上，从“文化软实力”“文化巧实力”的角度，来推进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和当代中华文化、文学的繁荣发展。
而实际上，中华文化的复兴、转化与建设，不仅需要在国家层面推进，更需要从各个地域层面推进。在某种意义上，各个地方文化与文学的建设、发展与繁荣更为重要、基础和根本。中华文化的复兴，一定是各个地方文化发展、繁荣和复兴，是各个地域文艺创作大面积繁盛与质量大幅度提升。唯有如此，当代文化建设工作才有一个坚实的、宽广的、无比富饶的文化地基，才能从中熔铸、升华、聚合为一个具有根源基础性、内在生命力和精神辐射力的中华新文化。在各个地方文化发展、文艺繁荣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泱泱大中华才会涌现出一大批，而不是仅有几个人或数十个人的顶尖作家，而是有着数千人、数万人的庞大地域文化精英群体的出现，聚合为成百上千的、特色各异的、风格不同的具有“地方色彩”的地域文艺流派群落。而这些，尤其是各个地级市和县域的“地方文化精英”才是属于这个“本乡本土”的“在乡、知乡、爱乡”的自己的文艺人才。正是这些“本土”大地生长出来的作家，才最具有本土精神气质，最能够传达与传承本土文化，同时也是最能够灌溉、滋润、营养与反哺、回馈本土大地的“地方文化精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非常重视各个地方，尤其是地级市和县域，乃至更广大基层乡镇与农村的作家。他们的“本土性生长”极为不易与艰难，也极为珍贵和稀有，因而亟需我们更多的关爱与呵护，以从最根本、最基础的地域文化建设做起，来推进当代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地方文化与地方文化精英之间，地方性文学刊物是一个极为重要、宝贵、稀缺的精神园地，是地方文化建设的一方精神堡垒，是地方文化精英成长的最重要文化平台，是沟通地方与国家、文化与作家、历史书写与未来建构的文化桥梁。抓住了地方文学刊物就抓住了地方文化建设的“牛鼻子”，就能够以此来统领各个文艺门类，聚合“八路神仙”，推进地方文化，乃至是当代中华文化的发展。
《红豆》编辑部邀我写一篇回顾2018年该杂志刊发文章的述评，我欣然同意，并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结合这几年来参加山东、江苏、云南、安徽、湖北等地域文学活动的感受与心得，我就以2018年的《红豆》杂志为样本，在述评的基础上，展开论述地方性文学期刊与地方文化精英、地域文化、中华新文化建设的关系，以求教各位方家，推进当代中华文化的整体性与地域性发展。
存在困惑与自我定位：《红豆》对时代困境的回应与突围
文学边缘化的时代，地方性文学期刊何去何从？在时代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对文学生产机制、文学期刊的生存提出了新的问题与难题，亟需对此作出回应。
改革开放40年，当代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代中国文学的文化语境与文学、创作、生产机制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时代剧变。从1980年代文学的“黄金时代”到1990年代市场经济兴起之后“新意识形态”下GDP的“物质主义”时代的到来，“诗歌、哲学、爱情开始变得一钱不值”。新世纪一个更大规模、更大幅度、深入穷乡僻壤每一个角路的城市化、多媒体时代到来，网络、影视、视频、图像等自媒体充斥每一个角落，文学作为一个以语言文字为阅读媒介、借助于读者想象力，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整体性的、框架般的精神危机之中。文学边缘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受其波及、影响最大的就是传统的文学期刊。
《红豆》等地方性文学期刊受到的冲击尤为剧烈。如果说《人民文学》《收获》《当代》《十月》等全国性知名文学期刊，还可以凭借已有的文学影响力、读者群以及来自政府等层面的大力支持，那么，《红豆》等地方性文学期刊则处境较为艰难。地方性文学期刊不仅面临财政的危机、读者群萎缩的危机，而且还存着着“再生产”的危机，即如何获得优秀作家的青睐，如何获得高质量文学作品的危机。曾一度，很多文学刊物转型、“改头换面”或干脆停刊，而更多的是刊物销售量、订阅量一降再降，有的千本，甚至更少。即使一些所谓的文学大刊，都对刊物的自费订阅量讳莫如深，视为“商业”机密。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文学刊物也在渐渐回暖。但是，地方性文学期刊依然步履蹒跚，在艰难中行进。就我所在的济南市文联的文学期刊《当代小说》来看，这几年经过主编等人的努力，如开设“当代小说四季评”等栏目吸引读者、作家的关注，订阅量在逆势中增长，实属很难得。而在这种“艰难时世”中，地方性文学期刊《红豆》却异军突起，以其独特鲜明的特色而独树一帜，在刊物质量、读者订阅量和文坛影响力等方面有着突出的业绩，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与思考。
创刊于1972年的《红豆》杂志，原名《邕江文艺》，后改名《邕江》，1981年改为《红豆》，时为双月刊，2003年改为月刊，是一家社科类文学期刊。2011年以来，《红豆》杂志大力推进改革，在服务地方、服务基层，“张开文学的翅膀，红豆连接你我，连接社会与个人”的新办刊理念，定位于“南宁出品的高文化品味的文学期刊”，为南宁这座城市“撑起一座城市的文化高度”，培育“地方文化精英”“凝聚精神、集聚、表达观点、引领潮流”而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红豆》从2013年起每年举办“年度评刊会、恳谈会”，邀请专家、学者、作家、读者与知名文学期刊主编、编辑、出版技术人员等各方面精英人士，围绕刊物发展战略进行研讨。2015年始《红豆》杂志在全国率先设立地方性文学期刊奖“《红豆》文学奖”，现已举办三届，进一步扩大了刊物的传播力、知名度和影响力。2016年，《红豆》杂志又在全国地方性文学期刊率先推出年度精选“《红豆》年度精选”，先后出版了《2015〈红豆〉年度精选》（小小说、散文、诗歌的三卷本）和《〈红豆〉小说双年选2016—2017》《〈红豆〉散文随笔双年选2016—2017》，扩大了《红豆》影响力，为文学经典化传播留存史料，激发了作家对《红豆》杂志的认可度和支持度。2016年起又联合多个教育机构举办“《红豆》系列中小学校园文学创作征文大賽”，则从文学新生力量角度，来播撒文学的种子，推进文学新人的培育工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全国性影响和价值。如云南昭通地区的昭通学院创办多个文学社团，连续举办“野草杯”全国文学大赛，不仅带动了当地文学事业的发展，涌现出一批像夏天敏、雷平阳、李骞、宋家宏、黄玲、潘灵、麦芒、吕翼等在国内颇具影响的昭通作家群。文学社与文学大赛对文学新人的成长有着极为重要的助推作用，甚至很多文学新人就在大赛中脱颖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