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下旬，手指下的琴弦变成刀锋，琴声却相应地具有了冬日的敏感和清冽，和弦在空气里停留的时间比夏天时要长一倍，如同蜜蜂飞快振动的翅膀，不跟着它一起伤情是困难的。顺着吉他倾斜的脖颈望过去，是一九九�年铅山县城上空的阳光，响亮、透明，但是空虚。
我每天都想逃离。铅山一中前门是一条亮闪闪的柏油路（散布着来自远方的玻璃渣和金属片），往东通向上饶（师专所在的城市），往西穿过两座县城两百多公里路程可到达我的家乡鄱阳。但是按照师专的规定，我要在铅山实习两个月，考核及格后才有资格回师专去考毕业证，按照我父母的性格，拿不到毕业证我就不用回去了（他们会为没地方搁置脸皮而愁死）。
一九九�年秋天，我并没有把握能在次年夏天拿到毕业证。我们班有五十多个学生，我是唯一可能拿不到毕业证的人。补考的科目多得接近留级的深渊，旷的课累计起来足以使我被开除，而实习的试讲于我简直就是噩梦――我无法做到对着在讲台下扮演学生的领队老师和自己的同学做优秀教师状，我一暴露在他们的注视中就口吃，一说“上课……起立”就会感觉我的口腔发出了全世界最矫情最无耻的声音。我不只是做不到，对那些装得很像的同学又恶心又崇拜。当一伙人崇拜一个人时，这个人就成了明星，当一个人对周围所有人产生崇拜之情时，这种崇拜迟早会把他逼成疯子。
我们八九个人民工似的住在一间空闲的教室里。一个光秃秃的灯泡从皮肤皴裂的天花板上垂下来，没日没夜地倾倒着光汁，浇灌着一些爱好发呆的脑袋和花花绿绿（如蔬菜）的被褥。我的那些同学，大部分为快毕业了还没尝过爱情而烦恼，有的为文章没地方发表着急，有的躲在深度眼睛后面琢磨考研的事，有的伸长鼻子到处寻觅肥腻的猪头肉和铅山地方名吃。他们缺少的是我富有的，有人说，爱情好象就放在我兜里一把钥匙，想要就伸手摸出来。虽然补考，但不时能在文学报刊上发表一篇短小说或一首爱情诗。只是，这些东西对我拿毕业证没有任何帮助。现在，在所有人都能顺利泅渡的小河面前，我紧张得浑身发抖，我恐水。
宿舍边有一个废弃的植物园，砖墙颓圮，满地是夏天撤离后残留的尸体：厚厚的泡桐叶、草丛里一些来历的可疑的卫生纸、乌鸫和田鼠腐烂得只剩下空壳的躯体……断墙后有一口年头久远的水井，从里往外冒着森冷的阴气。我们在食堂能打到的开水很少，冷水必须从井里打，拎回来兑着开水洗澡。有天晚上我在井台上打水，水桶触到一个软扑扑的东西，惊得我头皮发麻，恐惧从脚板老鼠似地沿裤管蹿遍全身，借着惨淡的月光判断，确认是个破皮球。但我回来故作惊慌地告诉大家水井里有类似尸体之类的不明物体，吓得所有人包括领队老师没敢去打洗澡水。大家躲在寝室里挤成一团，一晚上谁都不敢出门。我感觉自己的心理变得有点不健康。
领队老师是研究文艺理论的，重点研究现当代诗歌，可是他长得不像诗歌像物理，每天很爱国地穿着灰色中山装，第二个和第三个纽扣间横拉着怀表链条，举止庄重缓慢，眼睛总在镜片后伺机而动地眯着，硕大的头颅微微上扬，每说一个字都要扶着眼镜思考两分钟，让我想起抗战时期戴笠领导的日统区锄奸队员，用钢笔手枪杀人眼睛都不会眨，你只是从他眉梢的轻微跳动判断出一个汉奸的末日从他藏在裤兜里的某根手指上降临了。他把我们的作息安排得如同清教徒，早晨起来下到实习班去辅导学生早读，上午跟班听语文课，下午聚在一起模拟上课。每天傍晚吃过晚饭，他被实习生们簇拥，沿着学校门口的柏油路做消食运动，今天往东走一千米，明天往西走一千米，钟摆一样准确无误。他没上过我们的课，实习开始没几天我们就获悉他的老婆经常拒绝与他同床，不知谁刺探来的，我莫名认为信息极端准确。
我在四川的一家小诗报上发了一首诗，他要过去钻研了一晚，第二天用他的意象理论做了一通我自己都听不明白的分析，说能发表就不错，然后要我交代昨晚为什么又没按时回寝室。他蜡黄的脸像鳄鱼一样没有表情，被浓痰粘住的声音加深了我对前途的担心。
他的刻板与冷血同我的跟班的语文老师形成了强烈反差，我要说出他的名字――黄觉。黄老师身体微胖，脸上是笑容和阳光的故乡。他是文学的亲戚，他跟着妻子叫著名作家彭荆枫叫舅舅。彭老曾对他说，坚持每天写七百字，就能成为作家。他已经五十岁了，把那句话转交给我。又对我说，对我而言，当务之急是要顺利毕业分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他会把我的实习鉴定写好点。
我曾去他家坐过两次，实习结束时还与他合影留念。至今为止我都没有同长辈合影的习惯，那是仅有的几次中的一次。毕业后五年左右我还见过照片，冬天的阳光把我们的脸和额头镀得像发光体。此后我丢失了这张照片，一九九�年冬日的阳光的热度仍在记忆里漂浮，波光粼粼。
我从不陪领队老师散步，没事就拨弄吉他。我只会弹唱有限的几首歌曲，我只是喜欢吉他忧伤的嗓音和一个男人抱着吉他的样子。吉他是青春期的冲锋枪，用柔美的情绪做子弹，我抱着它攻陷自己和姑娘们的心房。但是在铅山，我的吉他似乎是铁做的，只能弹出叹息和担忧。
周末一般去程剑平家里玩。他是师专的吉他协会会长，虽然学的是化学，对化学反应一点反应也没有。每天除了弹吉他就是画水粉。他家在铅山县城，当时在二中实习。他家好象有院子，许多植物爬到围墙上仰着肚皮晒太阳，南瓜藤还是什么东西。鸡在墙角的浮土里刨食，鸽子在红砖黑瓦的宿舍区空无聊地盘旋，经典八十年代的县城老照片。他坐在阳光下弹古典名曲：《月光》、《雨滴》什么的。我蹲在一边听，间或吸一口烟（“桂花”或者“蝴蝶泉”）。他是真正的吉他高手，高中起就跟人练琴，长期按和弦的左手比右手手指要粗短一些，只是唱功不好，身材也有些臃肿，这妨碍他成为风流才子。师专三年，他多次恋爱未遂。
我们也在县城河口镇里写过生，画古街上的明清建筑。河口镇在信江边上，从前是江南有名的商业码头，有许多通往江边的石板小巷，水和时间的气味氤氲其间，两边的石壁都披着青苔做的衣裳，雨天不时能看见姑娘撑着油纸伞下到江边去洗衣服。还有一座保存较好的古城门和老浮桥，一些电影厂也去那里拍镜头，电视剧《上饶集中营》就多次在那里取景。程剑平带着跑遍了县城和江对面的九座狮子峰。日子又渐渐黯淡下来。
气温一天天降低。在广丰县的另一个实习点，一个品学兼优的女同学在赶着为我织一件墨绿色的毛衣。我不知道二百里外有一种温暖在为我积聚。我在铅山一中的实习点里被孤独冻得瑟瑟发抖。
我早晨去教学楼辅导早读时，隔壁班有一个同系的女生正在那里用黄鹂鸟的音色给学生领读课文。我并非直到现在才注意到这个事实。那个女生，长得像一则欧洲进口的美人计，身材苗条，眼睛大而深藏，如妩媚的旋涡，与人对视时散发的电力非一般的心脏所能承受。我在师专时就留意过她，我在一班她在四班。虽不在一起上大课，在去食堂打饭的人潮中，我一眼就能把她区分出来（花朵和绿叶总是有着天然的界限）。夏天她总是穿白得耀眼且下摆很大的连衣裙，似乎每天都在举行婚礼。没人敢追她，她很少和男生交往，经常独自离校，行踪诡秘。他们班的男生都传她有不止一个男朋友，不是在北大就是在清华，只是谁也没见过。
我不怕美人计，二十岁的时候，我把女孩当作山峰来攀登，越险越能激发探险的欲望。怎么找到上山的路径记不清了，这方面我总是很有灵感。总之我们开始交往了。她老家也在铅山，好象就是一中毕业的。她告诉我，学校后面有条铁路，那里的风景很好。
我从学校残破的围墙跳下去，果然是一处山谷，一条单轨铁路楼梯一样伸向远处的蓝天。铁轨被时间和雨水锈蚀了，只有表面有一线车轮轧过的痕迹，阳光栖息在上面，如同一只只白色的蝴蝶。那个时候，海子刚刚在山海关卧轨，齐秦和姜育恒老是在铁路上拍磁带封面。铁道成了远方和新生活的代名词。这个景象令我激动不已，奇怪平时也没怎么听到火车的声音。我沿着铁路往前走，想看看裸露褐色山体的垭口那边是什么。走到尽头，好奇又被复制一遍，再走几百米又是一个山垭口。沿途没有一个人，山野的寂静压得我的耳膜生痛。
我找到了逃避现实的出口，中午也去铁路边的草坡上晒太阳。有一次，我把美人计也邀到铁道上散步，对她说，要在铁路上给她拍一个胶卷的明星照，以后就自豪地骗别人说这是我女朋友。美人计楞了片刻，把手递给我，让我扶着她走钢轨。美人计说我的大脑是中文系的，身材却是体育系的，是全师专她仅有的看得上眼的两个男生之一（另一个是一爱闭着眼唱《再回首》的校园歌手，现在在上海一大学教书）。此后我们常去铁道散步，沿着铁轨去最近的远方，或倒着走回城区，去找她的一个高中同学。那个身材丰满热情善良的姑娘的名字我至今记得全。她家在一中斜对面的一个小巷尽头，三层的私人小楼房。当时她在家待业，为没有理想的爱情发愁。我们不时地去她家吃饭，晚上在二楼的她的闺房聊天。她躺在被卧里，在我们的低语中入睡，脸像熟透的苹果。
美人计她比我大两岁，属猴。有一次我们坐在铁轨边聊天，不小心被月亮偷看了。我对她说，许多年以后，我会怀念一个经典电影镜头：猴子和狗一起看月亮。美人计成了这句话的俘虏，陪着我一直坐到深夜，直到错过学校关铁门的时间。后来寒风把我们赶到铁路桥下的一个搬空的自行车修理棚里，里面只有一块冰凉的大石头。我们挤在上面坐了一个通宵。我在黑暗中倾听美人计比黑暗更黑的命运：她在12岁时受到一个亲戚的性侵犯，读中学时经商的父亲抛弃了母亲，给她们兄妹每人留下一个金额巨大的存折。有一年除夕，她和母亲在湖南衡山的山顶度过，异乡的雪，全部落在了她们两个人心里。我的体温在那个夜晚降到了零度以下，天亮后发现满地都是白霜，我们拼命奔跑，努力呼出体内的寒冷。
试讲以每天两三个人的进度往前推进，只有试讲合格的人才有资格去实习班给真正的学生上课。我不断要求把我的顺序后调，拖延上刑场的时间。我晚上在铁路边给自己做工作：别人能拿腔拿调，我为什么不行？不就是四十五分钟吗？就当是刘胡兰在忍受敌人的酷刑，就像是火车在钻一条隧道，再长的隧道，也有穿过去的时候。穿过去了，就到达了山那边的远方。那时我总以为，学校后面的铁轨也许能通到上海甚至北京。
十几年后，我仍清楚地记得我在那条单轨铁路上度过的那些荒凉的日夜，此前和此后的许多年我都没像那两个月那样，对未来极度担忧又极度憧憬。我中午躺在山坡上吸饱阳光，晚上又把温度还给铁轨。我对痛苦的记忆如此清晰，快乐却一点印象也没有。最后是怎么通过试讲的――面对着领队老师和我师专同学，模仿老师的庄严口吻叫“起立……同学们好……坐下。”并把他们当作初中生一个一个叫起来提问，这些足以让我呕吐的表演我是怎么完成的？一点记忆都没有了。总之我顺利通过了实习，黄觉老师给我的评语好象不止是合格，似乎是优，或者至少是良。
我毕业当上老师后，发现那种酷刑般的试讲和实际教学没有半点相似之处。在真正的学生面前，我幽默自信，比那些不怕试讲的同学更受学生的欢迎。多年以后我曾在一个操场上给一千多个高中生开文学讲座，没有提纲，我一口气讲了三个多小时。校长跟我说，这期间，连一个去上厕所的都没有（可是在单位开会对着领导和同事发言时，我的声音还是会躲在喉咙里，走一步退两步）。
离开铅山四五年后，我以报社记者的身份去那边采访一家蛇酒厂的厂长，到了才发现厂子就在铅山一中后面的山坡上，和学校隔着那条半个月也见不到一次火车的铁道。我问厂长铁路究竟通到哪里，他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铁道总长也不过几十公里，是为十五公里外一座著名铜矿铺设的运矿专线。这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唯一不连接远方的铁道。而在一九九�年冬天，我以为它通往春天和无尽的未来。
头脑里的现实
时间对人的损害，最主要的不是衰老。有些时候，衰老也可能意味着丰富――通过记忆达到的幻觉的丰富。对于我这样的人，时间剥夺的不仅是生命的长度，它迫使我向大家都认可的生活的默认值看齐，被迫接受我们只有同一个现实时空。而在20年前，除了和大家共有的现实，我还有个不为人知的头脑中的现实。更多的时候，我不是活在世界，我隐居在自己头脑的幽密处。
水蜜桃是用糖水撑圆的灯笼，悬挂在看不见的高处，比方说王母娘娘的后花园。在凡间，我只能吃到那种瘦小坚硬的普通桃子，核占了总体积的一半，糖份也少，吃前还要在裤腿上蹭去它浮游生物般的绒毛。和水蜜桃相比，它们和石头差不多。这些绿色的面颊暗红的石头，在我的眼里，仍然算得上夏天的金枝玉叶。我喜欢的另一种水果是金瓜（普通话里叫它香瓜）。金瓜的称谓突出的是它的色泽，成熟的金瓜颜色接近熟黄金，颜色软淡一点而已。香瓜强调的是它的味道。瓜熟之后，包裹着一层浓香，香味厚而且甜，穿透力也强，一个比拳头大些的香瓜，放在脸盆里浸泡，香甜会溢满十平米的房间。桃和金瓜是我十岁左右时最向往的瓜果。虽然金瓜的可食部分和水分远不及西瓜多，甜味也有点黏糊和腻歪，当时我一点都不喜欢西瓜。
我们那一带桃树很少，少数人家屋后会种一两棵。桃子红熟的季节，主人准备了看家狗和竹篙恭候偷桃人的到来。水蜜桃在整个童年期好象只吃过一两次。我读小学的乡下，到了夏天田野里就会支起一些用稻草搭建的瓜棚，无数金瓜在茂密的瓜秧下悄悄酝酿糖份。午休时，我常去宿舍后面的瓜棚听看瓜的老头讲古：书生赶考邂逅狐仙或假县令上任之类的民间传说。有时用中学（我妈在那里教书）的菜票买一个金瓜，在瓜棚下的水沟里洗了，躺在看瓜人的竹床上边吃边听，凉风从远处瓜秧的空隙间簌簌地奔来，在手臂上拂起一层舒服的小疙瘩。
夏天的更多时间，我处在对桃和香瓜的想象中。许多年后看到有人说：强劲的想象产生现实，觉得十分在理。少年时代，我在想象中生活的时间比在现实中要多许多。由于父母管教过严，我的现实生活疆域极其有限，我基本是个不捣乱的好孩子，极少打架、偷窃。上课不听讲，却并不扰乱课堂纪律。课堂上，我的想象力在黑板上粉笔擦留下的各种擦痕上旅行，一会儿觉得擦痕像马克思的头，一会儿看到了马、牛、桃、金瓜、山峰和郊外的道路，一会儿又觉得它像极了数学老师干瘪的脸。在乡下读小学三四年纪时，给我带来最大安慰的是一座头脑里的桃园。
一座有几百棵水蜜桃的园子，用围墙圈着，桃树高大浓密，枝干粗壮结实足以供人在其上行走睡觉。桃树下是比地毯还平整舒适的草地，部分桃树下套种了金瓜。一条水渠从桃树的阴影下蜿蜒而过：两米宽，一米深，用水泥铺的渠底和护坡，水清得像是没有水。整个夏天，我和弟弟和两个表弟都呆桃树上，饿了吃水蜜桃和金瓜，饱了跳到在水渠里游泳，累了又回到桃树浓密的树冠里睡觉乘凉。后来看到卡尔维诺的《树上的祖先》，才发现到树上去居住并非我一人的幻想。在乡下的那两年，我就居住在大脑中的这个园子里。在上学路上、课堂、在家做作业时和睡觉前，我都住在桃园里。除了我，没有人知道这个秘密。除了表弟，我很少带别人进去，除非是个别玩得很好的同学。自私加剧了桃园带给我的秘密的快乐。
到县城读书，尤其读初一后，现实空间进一步萎缩。读书的意义被进一步放大。朋友减少，课余时间减少，每天唯一的奔头是中午的评书广播：《岳飞传》、《隋唐演义》、《三侠五义》，这些评书和稍后出产的电影《少林寺》、电视《霍元甲》一起，把全国的青少年都培养成了武术爱好者。我也不例外，只是练了没几天就放弃了，我一看到警察腰里用红布裹着的黑手枪就绝望了：就是练成当代霍元甲又有什么用？！人家一抬手半秒种就把你修炼一世的武功给勾销了；而且，用手指去插沙堆（练铁砂掌）的训练太枯燥了。这些东西却培养了我对古代的热爱。我想，活在古代多好，不愿考科举就去练武功，如果连江湖也看透了，就带着夫人去山林隐居。
初中头两年，我基本就在古代厮混。属于公元一九八三年和一九八四年的空洞的躯壳。我的躯壳在学校和家里之间走来走去，上课、考试、挨老师批评、被父亲训斥得一整天不说话。我对这些无所谓，我的古代生涯给了我足够的补偿。和小学时不同，我不只是想象（当然我每时每刻都在想象），
还把我在古代的生活画出来。一开始只是画些古代山水。我父亲的书柜里有本《介子园画集》，我对古代生活细节的认识不少是从那里得来的。一座很深的山，绿树掩盖着一幢草房，围墙是用竹竿编织的。院子前面有清澈的小溪。我坐在溪畔的树阴下钓鱼。我经常画此种题材的水彩画，趣味和离休老干部差不多。有一幅画的构图迄今历历在目。画的主体是一截竹篱笆和篱笆旁的黄泥小路。一道细小的水沟从篱笆脚的小漏洞里蛇行而出，横穿小路。好象还有蝴蝶在路旁的草丛上飞。篱笆是绿的，路面是黄的，水流是蓝的，如此鲜艳清晰的场景，是我隐居的茅舍附近的风景一角。我把它张贴在墙上，它便成了真实的生活场景；画外的世界，倒像是画一般虚假的东西了。
我最想去达到朝代是宋朝，可能跟《岳飞传》和《水浒传》有关。宋朝还有李清照和李师师。可宋朝是历史上最懦弱的朝代之一，被辽国和金国欺负得一塌糊涂。偶尔去那里散散步倒是不错，真要是活在宋朝只有隐居才能逃避耻辱。我不可能总是满足于隐居。
一张古代中国地图，疆域和地名被我篡改得面目全非。我从历史中分割出几百年时间，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汉人政权。国家经济发达，军事更加发达。全国共分为十多个军区，每个军区10万军队，统帅全是按我的好恶选拔的，全都忠于朝廷且身怀绝技。全国的军事最高统帅年轻英俊，骑白马使长枪（赵子龙和岳飞的优势组合），武艺全国第一，谋略亦然，这个人当然是我啦。我不怎么愿意当皇帝，因为皇帝一般是没有武功的，而且服装实在太难看，每天用龙袍把自己包裹得像个大肉虫。我通过画连环画的方式进入到我一手打造的这个朝代，在那里剿灭内乱，降服国境北边的游牧民族。两年内，我画了十几本连环画，四五十页一本。每本都有漂亮的彩色封面。我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虚拟的王国中。同学们发现这个秘密后，惊叹不已，争着去我的国家旅游。他们在课堂上传看我的著作，被老师缴获后，老师睁大了眼睛问我：“这真是你画的？文字也是你配的？！”
我在自己的王国里越陷越深。不知是为了什么事，我父亲把我逼在墙角打屁股，并像狮子一样咆哮，用越来越高的分贝震慑我的神经。我不狡辩，也不逃避，与他对峙着，脑子里进行着疯狂的杀戮：我带着大队骑兵，把金国人杀得哭爹喊娘。
最后一个理想国是一座小岛。知识的增长使我的想象力从一个庞大的帝国萎缩成一个几平方公里的小岛。读初三后，我对冷兵器搏杀的热情减少。在物理课上学了电学后，我在鄱阳湖上为自己找了一座小岛。和几个朋友以及我们的妻子（这时我已经渴望有妻子了），在那里建了几栋房子，还有发电站。岛上遍布机关，全是用电路自动控制的，外人一碰就会丧命，同时触响我们卧室里的警铃。岛上的生活基本可以自足，稻田、菜园、果园、棉花田等什么都有。平常大家也没多少事，简单的劳动之后，一起唱歌、游泳、散步。课堂上，我不断地在稿纸上设计全岛和自己房间的防盗电路，稿子用了一张又一张。我每天在脑子里过岛上的自由日子。
在看了《海里两万里》的连环画后，我又把家搬到了一艘超大的潜艇中，还是和那几个朋友及我们的妻子一起。潜艇可以在海里航行一年都不用补充给养，因为里面实在太大了，粮库、油库、弹药库和舞厅、游泳池、电视房，什么都有。还有一堵开放自如的玻璃幕墙，无聊时就去那里观看深海斑斓的鱼群。天气好的话，就浮出水面晒太阳。偶尔还会去一些对我们没有敌意的沿海国家访问。而一旦遭到攻击，潜艇上的先进秘密武器可以瞬间毁灭敌人一个舰队。
强劲的想象力在进入高中后就基本堕落到现实层面上，我无法从那些完全虚构的时空中得到满足，转而开始想象高中毕业以后的人生。天马行空的虚构变成了以现实为基础的憧憬。内容无非是将来的大学和恋爱生活。工作以后，又相应加入职业和婚姻的内容。这时候，我已没法靠头脑中的现实获得生命意义了。想象力逐步向现实缴械投降。只是在某些时刻、某些具体事件上，还能从想象中获得短暂的快乐。比方说：偶尔想象一下被闪光灯烤得满头大汗的成功时刻，想象和剧雪那样的美女外出旅行一次。
头脑中的现实，沦丧得只剩下这些碎片，而它们的本质是多么庸俗啊。这时我知道，自己已差不多成长为一个正常人了：一个务实进取，却了无生趣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