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1972年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陕西文艺工作者改词、填词、编曲的《陕甘宁边区革命民歌选》(五首)。这其中，只有《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是新创作的。而今这首歌已传遍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手记
从西安往北，过了铜川，又过了洛川，一步一步地走上了黄土高原。搭眼一看，苍苍茫茫，浑浑沌沌，山梁山峁山沟山洼，一直通到遥远的天边，好像永远都走不到尽头。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山间小路，就是在这样荒蛮的山沟里盘旋的。我们乘坐的一辆北京吉普，也是在这种暴土扬尘的小路上摇晃着。
又一个早晨来到了，一轮火红的太阳慢慢地升腾起来。可是却见不到绿色的山坡，白色的羊群，也听不到嘹亮的信天游，一切都像是死了。只有我们这辆车里，还时不时地发出一阵阵笑声。
车上坐的，除了我这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以外，都是从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走过来的老革命。当年，他们曾在这里扭秧歌，跑旱船，演《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给庄户人送去了不少欢乐。可是，闹起了文化大革命，他们有的关了牛棚，有的靠边儿审查，不光自己不能唱了，给别人演不成了，就是想从广播里找到一点儿快乐也找不到了。每天从大喇叭里喊出来的，只有《东方红》、《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六首歌曲和《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八个样板戏。
在这万马齐喑的时候，被宣传口径严格捆绑的广播工作者再也忍不住了，他们层层申请，希望能采录一些民歌。但是，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旗手”的江青却百般刁难：什么民歌?情郎妹子!事已至此，他们只好又拐弯抹角地提出革命民歌，特别是陕甘宁边区革命民歌。谁都知道，这些歌曲曾经代表了重要的历史时期，发挥过“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重要作用，有谁还敢对这歌曲说个不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陕西人民广播电台抓住这个机会，联合打出“学习调查陕甘宁边区革命历史歌曲”的金字招牌，把当年的一些文艺工作者组织起来，北上延安，进行创作。
就这样，这群被诬蔑为“三名三高”的黑线人物，嘴里念着“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地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又一次来到革命圣地延安。
我们站在宝塔山上，望着绕城而过的延水河，想着毛主席和党中央在这里生活、战斗了十三个年头的艰苦历程，每一个人都感慨万端，过去的岁月一骨脑地翻腾起来。
1935年10月19日，从雪山草地走过来的中央红军终于来到陕北吴起。回头看看，从江西出发时的10万大军如今只剩下8千人，每一个活过来的人都心如刀绞。可是，当这支筋疲力尽的队伍眼前就要有个落脚的地方时，一个个又都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可是，残酷的事实完全不像他们想象的。当时这里正肃反，已经杀死了二百多位党政军干部，就连陕甘边区的创始人刘志丹、习仲勋也被收监入狱。红军内部眼看就要爆发一场内战，中国共产党的最后一块立锥之地眼看就要遭到灭顶之灾!
就在这时，中央红军来了。接到报告的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当即回电：“刀下留人!停止捕人!”毛泽东后来还说：“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圆满地解决了这次严重的政治危机(注：参阅郝在今《中国秘密战》。作家出版社2005年1月版)。
历史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在这个艰苦的进程中，善良的人民始终对革命充满信心，他们用延安的小米喂养了革命，也喂养了延河畔上那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无论是毛主席住过的土窑洞，还是党中央转战陕北时走过的山沟沟，每一个地方都流传着许多闪光的故事。一位双目失明的老大娘见到刘志丹将军时，把他从头到脚摸了一遍，她高兴得见人就说她见到了受苦人的大恩人；一位推磨的老大娘照着毛主席的脚印给他做了一双布鞋，盼望他继续踏上转战陕北的小路；一群茂腾腾的后生，硬是用自己的肩膀把周总理的汽车抬过河汊，送上宝塔山……所有这一切，都感动着我们，使我们感受到米酒、油糕、木炭火的浓浓情谊。这时，我们多么希望有一首反映这种鱼水之情的歌曲啊!于是我们迈开了自己的双脚，走向生活的底层，去寻找创作的源泉。
我们拜访了当年的劳动英雄，曾经给毛主席代耕的杨步浩。老人个子不高，头上扎着一条白羊肚手巾。他的嘴皮子不是很利索，不会讲什么时髦的话。但是，只要一说起毛主席，他的眼里便放射出一种异样的光。在他嘴里，从来不说“毛主席”，而是“主席佬”；江青也不是什么“旗手”，而是“婆姨”，一张嘴就是“主席佬和他婆姨”。我们只好给他纠正。可是，没有说上三句五句，他的“主席佬和他婆姨”又出来了，闹得我们哭笑不得。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毛主席和这位普普通通的农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全国解放以后这种友谊仍然保持着。我曾计算了一下，解放以后，平均五年杨步浩就要到北京去一次，看望毛主席、周副主席、朱老总和其他中央领导。
“你怎么去?”我问他。
他说：“坐火车。”
“买票吗?”
“不。”
“列车员让你上吗?”
“我给他们看看这个。”他说着．顺手掏出一张和毛主席的合影，“他们一看这个就让我上了。”
“到了中南海那儿呢?”
“我给汪排长(汪东兴)打个电话，他就用汽车把我接进去了。”
每次进京，杨步浩都要给毛席带去一些延安的小米、红枣，毛主席也总要请他吃饭，送给他一些钱，一些布，这在杨步浩心里留下很深的印象。
所有这些都在感动着我们，激励着我们，使我们不得不拿起笔来。可是，从哪儿下笔呢?我们研究了这里的历史，了解了当地的风俗，体察了百姓的心愿，学唱了当地的民歌……就在我们苦思冥想的时候，忽然有一天，我们又一次走进了历史，又一次来到吴起镇的胜利山上，回想起那个庄严的日子。一时间，我们的心亮了，我们仿佛看到了一幅劳苦大众欢迎中央红军的火热场景，禁不住从心窝窝里吼道：“满天的乌云风吹散，毛主席来了晴了天!”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有些事情是后来的人想象不出来的。本来，文艺创作是一种个人的行为，但是当时却不行，当时推行的是“领导出题目，群众出生活，专家出技巧”的创作方法，谁都得这么办。在这种情况下，创作组只能挤在一间窑洞里“穷凑”，你说一句他改一句，你哼一个高音“1”他唱一个低音“4”，最后再由关鹤岩同志综合意见，统稿通过。当时谁都没有想到这首歌是谁创作的，也没有想到有朝一日还可以在电视台露个脸，在电台讲个话，在报刊上写上几笔。都没有。当时只想着把自己的才情发挥出来，只想着唱出人民心里的歌。这种奇又之又奇、怪之又怪的创作方法今天看 起来的确觉得有些荒唐，可笑，不可理解；可是在那个时候，又的确是这么走过来的!
就这样，我们唱出了红军将士的勃勃英姿：
一道道山来一道道水，
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
一杆杆红旗一杆杆枪，
咱们的队伍势力壮……
就这样，我们唱出了陕北乡亲欢迎子弟兵的火热心肠：
千家万户把门开，
快把咱亲人迎进来。
围定亲人热炕上坐，
知心的话儿飞出心窝窝……
就这样，我们唱出了受苦人跟定毛主席闹革命的坚定决心：
千里的雷声万里的闪，
咱们革命的力量大发展。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毛主席领导咱打江山……
陕北是信天游的故乡，那里有丰富的民歌宝藏。当年，我们就是从这里挖掘出一个闪光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我想应该从沉淀的历史里取出一点信天游的矿苗，记下一点儿《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曲调血脉。
第一首是信天游。
说起来，这首信天游的搜集整理已经有些年了，而且还不止一个人。1946年，西北文艺工作团关鹤岩同志、航海同志分别从老炊事员高文雄那儿记下了这首信天游，以后又进行改编，从此流传下来。
第二首是陇东民歌《女娃担水》。
如果有谁对比着研究一下就会发现，这两首民歌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有亲密的血缘继承关系。
创作是一件艰苦的事情，也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可是，在那个一句错话就可能被打成反革命的日子里，创作却成了一件令人战战兢兢的事，每想一句都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忧，每走一步都有“黑线回潮”、“情郎妹子”之虞。任何一件作品上边不点头都是不行的。记得，直到1971年11月25日国务院文化组审了歌页、作了批示：“很好，可以录音，录好可播。”这才开始排练。录好以后，文化组组长吴德拍板、江青也在自己的名字后边划了圈，这才放行广播。按理说这下该结束了，可是还不行。江青看了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歌集以后，嫌印制得太精美了，发火说，这是压样板戏，给下边扣了一顶千斤重的大帽子。
就这样，我们创作组从1971年与5月18日开始准备，到1972年2月6日《人民日报》整版发表《陕甘宁边区革命民歌选》，前前后后，整整花了十个月的时间。在这期间，省上市上所有的演出单位都被调起来，制片厂、电视台、出版社也被调动起来，要人给人，要物给物，通行无阻，浩浩荡荡!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这首歌曲从延安南关招待所的土窑洞里唱出来，如今已经传遍了全国，在国家举办的许多重要晚会上演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我在这里想说的，不是这首歌曲的创作经过，也不是对这首歌曲的评价；我想说的是，在那个沉闷、单调、压抑年代里，文艺工作者曾经冒着风险引来一缕清风，给处于物质和文化双重贫乏中的人民送去一点儿欢乐。
历史是公道的，它会永远记住这一切。
(作者系《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词作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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