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和平：我想说的是为什么要写这个东西。我很早就有一个梦想，想写故事。当了警察后，有人说，武和平当警察还能写成小说，太阳就从西边出来了。我就冲着这句话，为证实警察能写小说较劲了。我这个梦一直在延续，始终有一个十字路口在我面前，一方面我想做一个有实践经验的作家，如果做不了作家，我就做一个有写作能力的实践者。而且我始终把文学的梦看得最长远，因为这是我重要的精神生活。
安波舜（长江文艺出版社主编）：就像海岩，原来也是警察，你们是不是有一种共同的意志，坚守着精神阵地？
武和平：对，没有这种精神的支撑，我就不能战胜诱惑，不能战胜困境。我们也可以去随波逐流，但我们要坚守我们的精神阵地，这种精神阵地就是警察的一种追求，追求一种高尚的生活。我常常形容我和我的战友，就好像黑白世界之间的一堵墙，我们每天用血肉之躯砌成这堵墙。我们每天面对的是黑色的事件、带血的匕首和黑洞洞的枪口，身后就是光明的世界，老人、妇女和儿童。警察每天都在面对着罪恶、巨大的诱惑和冲击，在黑白世界的前沿，每天和黑色事件打交道，不免成为一个健康带菌者。警察站在黑白之间的堑壕上，常常有一种正义的冲动。警察的核心是忠诚，忠于法律，我们至高的追求，就是忠诚。
1992年9月18日，在开封发生了一起特大的馆藏文物被盗案，被窃文物总价值超过6个亿， 当年国际刑警组织把“9・18”大案列为世界十大案件之一。罪犯很狡猾，踩过3次点，看好了地形，作案时用红布包住了8个红外线报警器，一个雨夜盗走了博物馆的69件国家一二级文物。
那时我担任开封市公安局长不到半个月，当即立下了军令状，不能破案就辞职。当时从现场入手，现场遗留了玻璃刀、红布和夹布的夹子，侦查员跋山涉水寻找，发现红布出厂后流向13个省；夹子也流向了十几个省；刀是山西侯马的一个作坊做的，流向5个省。3种物证都出现在一个城市――武汉。立足武汉展开清查，发现玻璃刀、红布和夹子都在一条街上。经过几天巡查，侦查员发现了涉案的汽车，终于破了这个案子。
破案后新华社发了通稿，引起中央电视台的关注。中央电视台想在电视剧方面有突破，想制作纪实体风格的电视剧。听说这件大案后，中央电视台就找到我们想拍成纪实电视剧，我们婉拒了。中央电视台找到公安部，通过公安部下令我们开封市公安局配合。这样，我们“9・18”大案侦破人员就参加了电视剧的演出。这个电视剧引起很大的反响。
从“9・18”电视剧之后，我的人生发生了转变，开始改做宣传工作，一直到现在。在那之后的十年来，我一直在致力于调查研究和犯罪学研究。过去我们讲怎么能抓住犯罪分子，用我的话说是怎么抓鱼；后来我发现不行，应该研究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鱼！也就是犯罪为什么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增多？“黑白黄花蓝”这5类过去没有的现在有了，黑，比如黑社会犯罪性质的组织；白，毒品；黄，淫书，淫盘，卖淫嫖娼；花，花花绿绿的钞票，比如洗钱、诈骗；蓝，蓝色的海洋，比如偷渡。这些东西为什么以前没有，而现在有了，这是要研究的。
我研究黑社会形式组织犯罪有七八年，发现黑社会这种犯罪在各种犯罪中都是处于宝塔尖的位置。我认为真正的黑社会犯罪我国现在还达不到，很多地方仅只是黑社会犯罪性质组织。黑社会犯罪是犯罪的社会化形态，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是个小社会，经济上富可敌国，文化上有自己的帮规，政治上可以寄生到这个社会里，还有自己的领地，自己的武装暴力。
这部小说我试图往深里开掘，黑社会形式犯罪组织是怎么出现的，土壤和气候是什么。社会要前进，经济要发展，在这个跨越过程中都跃不过一个坎，就是犯罪的因素在增多。社会原来的结构和现在的结构不一样了，犯罪主体增加，客体增加，但是犯罪的控制力没有改变，那么犯罪就会增多。
从2000年党中央号召开始，打黑走过了5年多，全国干警在打黑的过程中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这些感动着我，每每想到我的战友我就有激情，觉得不写他们对不住他们，这种责任感、良知、冲动在催发着我，让我不得不写。小说里有一个细节：一个老警察画国画，黑白分明。他说，过去我们知道黑白分明，但是现在我们还要“知黑守白”，中国画就是画黑和白之间的关系。
现在的情况黑白并举，复杂了，我们在巨大的冲击、压力、诱惑面前的阵线不是很明朗。这样的情况下我结识了许多的战友，特别是在矿难中。我觉得我的情感世界需要归宿，这就需要用一个载体来献给我的战友们、献给老百姓，献给我们的党。
黎波（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分社副社长）：我插一句，以往陆天明、张平、海岩等作家都是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去写小说，而武老师是“办案人写办案经过”。像《掩盖》的写作模式就是以一个办案人的专业角度在写专业小说，是案件中的人在提笔写字。另外，武老师的这部作品与前几年的“黑枪、黑洞、黑冰”三黑也不同，他是从单纯破案上升到通过破案小说的壳揭示一个很直接的社会问题――掩盖是比罪恶本身更大的罪恶！
武和平：以上是创作这个小说的背景，现在来说说《掩盖》，今天我以中国作协成员的身份和大家切磋。这个小说原名《牺牲》，20年间在办案过程中我们警察实际牺牲8000人，受伤14万人，同时我还注意到在打黑中蒙受不白之冤的警察，前几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打黑的英雄竟然成为通缉犯，这些让人不能不扼腕。所以我想把这本书献给为共和国献身的干警，为老百姓的安宁日日夜夜站岗的干警，把他们的形象客观再现出来，同时把他们面临的情况像病例一样展现在大家面前，让大家防范。
大船掩盖矿难，作为大船的主人孟船生掩盖着大船的真正目的，谁在掩盖孟船生呢？倒不见得都是腐败者，比如说这个地方在搞形象工程，当地政府官员也许会有意无意地掩盖。现在再亮的灯下都有阴影，怎么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呢？怎样才能不遮挡呢？党内的监督，老百姓的监督，立法机构的监督，传媒的监督，当各种光源对准一个焦距的时候，就不会有阴影了，这就是“无影灯”的效果。现在中央的措施，包括从立法的角度，党纪、党规的角度都做出这种规定，就是要将这种隐瞒不报的情况化为最小，实事求是。
记者：在这部作品中，包括矿难，掩盖事实、一些罪恶的党政官员，以及各种集中体现的社会、人性问题，都溶入了这部小说中，在文中是怎么体现的？
武和平：主要是从案子的角度来体现的。我还涉及不到那么宽，在这里特指一个金岛，这个岛，说明它还是很局限的，属于个别地区。然后有一艘船，船是象征黑社会特洛伊木马，这木马里装了很多东西，它掩盖了这一点上的事儿，但是素材来源于生活的更多一些。
记者：您这部小说写的是金矿的事情，但是现在关于煤矿矿难的事情更多一些，是不是为了写作的需要，您刻意回避了，从而写金矿的矿难？
武和平：包括金矿、煤矿、木矿、铝矿其实都差不多，不管什么矿，你只要记住是矿就好了。
记者：在小说里有一个公安局长曲江河，他遭受了很多不白之冤，您也曾经做过公安局长，而且后来您到了北京之后，也曾经接受过调查，是不是这里面有您的影子？
武和平：我必须说明一下，我是跳出自我写的。因为作为一个作家，咱们应该高于生活。不是在写自传。对于生活的感悟和理解，这是多年来的积累。跟大家说，我是一直有这个文学梦，所以一直在留心，观察，不断地积累素材。
金丽红（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分社副总编）：大家都说武和平要变成文和平。
武和平：变不了。我个人认为，自己在文字方面，是刚刚学步，不是客气。20多年前，我写小说的时候就想继续写，但是写不成。因为那时候每天都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晚上都是一两点睡觉，根本没有余力。怎么办？就开始积累素材，做卡片，现在笔记本和卡片就是我的小宝库。这个阶段，有二十多年不写文学作品了。所以我有这样一个爬坡的过程，有人曾经问我，你写多长时间了？我说，我刚刚3岁，蹒跚学步。这部作品我是战战兢兢给安波舜编辑的，2004年交稿，改了两年，很笨拙，希望大家看的时候，多给我提些意见。
记者：您曾经接触过很多大案要案，包括当年的“9・18”文物大案，后来还拍成了纪实电视剧《九一八大案纪实》闻名全国。纪实的东西可能会更震撼，而这部作品并没有采取全纪实的方式，而是以小说的形式表现，是不是在您写作的时候有所考虑？
武和平：纪实风格电视剧在后来的发展过程当中，是稍微走偏了一些。比如某地有些片子就把警察破案的原生态和犯罪分子行凶的惨烈镜头都给推上去了。按理说，纪实并不是纯纪实，我认为这种纪实是拟态的纪实，是高于生活的一种纪实，但是有人会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把握不够，他就进行了自然主义的展示――这样对人类审美的展示效果就达不到了。特别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正面启示达不到，反倒带来感官的刺激，更有甚者会把丑恶的东西美化。所以我觉得，这种纪实的东西，如果把握不好，很容易走偏和误导，媚俗。因为文学和艺术，特别是电视剧，我们是主张它的向上，它的崇高，它的文化，它的凝聚人心的作用。作家应该有责任感，不应该为了追求刺激而去展现这种黑暗的东西，强刺激性的，有卖点的，媚俗的东西。所以纪实的东西，应该在总结和回顾这些年在纪实体的创作中（这应该是评论家的任务了），应该如何归置它，使它正面地表现我们时代的民族英雄。我觉得现在很多纪实体作品，大多存在着一种“行浅神散”的问题，形象非常浅，艺术作品的神又非常散。它所要表达的艺术指向别人不知道，只能了解大概的故事梗概。其原因就在于它没有写人，没有写时代精神。艺术有它的社会功能，一个作家要讲他的社会责任感，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要结合起来。现在这类作品也在反思，我觉得这是一个提高的前奏。
记者：我觉得神探李昌钰的文字比较冷静，同是写这类题材的作品，您是比较激情还是比较冷静的状态？
武和平：其实李昌钰生活中是一个很激情的人，他是一个科学家，我们的工作一样。我在创作的过程中确实有一种创作冲动，35年的警察职业生涯，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
记者：您说会把文学梦当作一个很长远的路来走，那么以后您的工作会不会有这样一个相关的转移？
武和平：我希望做一个有实践经验的作者，倒过来说，始终也有一个定位――业余，在我职业生涯结束之前，我都是业余。职业生涯结束那天起，我必然全身心投入写作。我现在还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本职工作上。
记者：在这部作品中，我知道有很多都是真实的。哪些是您听说的、猜测的，哪些是您亲身经历的？
武和平：这个已经模糊不清了。生活元素都是真实的，可能会有七八年前、十几年前的素材，倒不是近期的。也有很多是我亲身经历的。鲁迅先生不是说嘛，千人之事，集于一人，集于一身。我自己也找不到具体是哪一个人了。我觉得真正的文学作品写好，应该是非纪实的，不能是纪实的原生态，应该是一种在生活基础上，高于生活的一种再加工。我的生活元素是真实的，来源于生活。而避免与现实雷同，因为它确实虚构了。海边，孤岛，大家想是哪啊？是海南啊还是山东？说不了。我只能把它放在海上。我的一片赤诚之心，没有掩盖，赤裸裸的。
记者：会拍成影视吗？
武和平：目前还没有。我不知道我这个作品到底会有什么反响。出版方都比较看好，但我觉得这事最终要交给读者。读者说好，购买了，说明这可读性强点。
记者：现在警营的作品很多，您都看了吗？
武和平：我基本都看了。我觉得我们警营作家有鲜活的生活根基，可以说他们是每日每时都生活在素材当中。可以说我们警营的生活就是个高品质的富矿。你只要想开掘，就好像在金山上坐着，得天独厚。但同时我要说明，目前专业作家也比较看好我们这警营矿藏，他们经常深入到警营中。还是毛泽东同志的老话，要深入到工、农、兵，我再加一句，警。目前解放军的作品还是非常好看。包括练兵的经历，如《DA师》《沙场点兵》都比较好看。那么警察每日每时这么多故事，每天都是新鲜的故事，为什么我们的作品形不成规模？就是我刚才讲到的，我们想从创作实践中趟条路出来。就是由写案到写人。我也注意到很多专业作家深入到我们警营后，写出了很多好的作品。比如陆天明老师，从来没搞过案子，写了个《大雪无痕》，写得不错。那就是他对生活的感受力，包括他对我们警营生活，包括和我们干警座谈出来的东西，他也能出来东西，而且你一看还很专业，如弹道怎么走的。所以我觉得专业作家和我们警营作家将来能结合起来，各自发挥优势，能创作出像军旅作品那样的一个繁茂的新的时期。
记者：那您担不担心会出现像影视作品那样的太写实的问题？
武和平：一位美学家说过，距离产生美。有时距离太近了就会熟视无睹。你必须出来，要离原来你那个感受的生活的场远一点。要有理性的思考和分析，然后你再选材。就是一定要观照生活，用对生活原生态的感悟来加工生活。用纪实的手法写报告文学和写小说不是一回事。我觉得虚构加工的小说要高于生活自身，这样才是艺术。我们不能满足于我们能写个报告文学出来。
黎波：最近图书市场有个变化，深入在某一个行业里的专业作家的小说卖得比较好。前几年用专业的手法写专业小说卖得比较好，现在则是如果能从专业人群里面面向社会写专业小说，这个趋势非常明显。武老师就是其中的比较突出的一位。
武和平：我自身体会，就是没有生活就不要写。50岁以后我对生活的感悟有个理性的阶段了，我觉得就按不住我这东西了。
记者：您对《掩盖》最满意的地方是什么？
武和平：我觉得是写了人的多重性而不是扁平化。这种多重性表现在我的 正面人物都不是高大全。警察的生活特别丰富。如男一号曲江河，就是个有缺点和失误的警察。基本上我的正面人物都是有缺点有失误的。曲江河姓曲就是他太像黄河了，九曲连环，但还是个江河，还要往前走。他有个座右铭，叫“一意孤行”。他的目标是一个，而且是孤行，是刚毅和孤独地前进。他不怕孤立，就认准一个目标――忠诚于法律，任何牺牲都不怕。但是他表现出来有警察的智慧和狡黠。
发稿编辑/陆海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