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掩盖》作为小说，显然有些粗砾。但唯其粗砾，才显出宏大叙事的原始刚性和坚硬：一起发生在六年前的矿难事件引起了某市公安局副局长曲江河的注意，当他介入调查的时候，才发现现实中黑白之间的阵线已经没有泾渭分明的界线。出于各种利益需要，他的对手和他的朋友，乃至他的上级都要求掩盖事实的真相。这使曲江河和他的战友们陷入既危险又孤独的境地。小说写到这里的时候，人物色彩的丰富和细节的准确，故事情节的扑朔迷离，充分显示出社会派侦探小说的魅力，让读者欲罢不能。当然，曲江河们最后取得了胜利。然而我们却笑不出来，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牺牲和代价，而且因为这部厚厚的小说，通过惊心动魄的情节，全景式的俯瞰视野，把我们带入另一个更加严肃的思考领域：掩盖，使我们彼此失去信任，整个社会正在为此付出巨大的管理成本和道德代价。书中的主人公们用有血有肉的忠诚，诠释着建构和谐社会的紧迫感和必要性！
事实上，作为警探小说，它的故事核心并不复杂，从技术上讲，案情也不属疑难之列。但我们在书中看到由于现实利益的冲击、腐蚀与诱惑，也有千年文化潜在的因袭，鲁迅先生痛斥的“瞒”和“骗”成为上级与下级、群众与干部、妻子与丈夫、朋友与亲人相互信任的樊篱，造成人际关系疏离与沙化，谁也不敢相信谁，谁也拿不准谁是谁的敌人谁是谁的朋友。即便是伸张正义，也要采取隐晦与曲折的手段，像曲江河和退休的老局长也要一个假装堕落，一个貌似赋闲。背地里以对共和国的忠诚组织第二条战线、甚至是第三条战线对付黑恶势力和他们的保护伞。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却要互相提防，互相试探用各种的方法来考验对党和人民的忠诚，用各种关系来表达信任，用最原始可靠的母爱和对土地家园的感情来舒缓自己的痛苦和委屈。由于各种力量的较量，有意无意的伤害，本可避免的无谓牺牲，都使得我们本来明晰的视线变得模糊一片，增加了执法的难度。因而，当胜利的枪声响起，犯罪组织遭到惩罚，我们的心并不轻松。相反，一种更加悲怆的音乐背景却延伸出去，把我们的心放逐到遥远，让我们与历史与文化与大师们对话，与自己童年那份儿曾经拥有的纯真泪眼相见。我们什么时候变得如此的圆滑甚至狡黠？我们什么时候变得容易“妥协”和“圆通”，甚至为此创造出冠冕堂皇的说法？
人们说，康德是德意志民族的道德守护神。康德认为，维护人类共同体公共价值的是法律，但它代替不了道德理想的信任和承诺。通俗地讲，只有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信任和对国家、法律的承诺，才是凝聚民族精神、构建和谐社会的黏合体。纵观世界各大文明的谱系，为了维护人类社会的秩序，也把建立信任的基础――诚实，作为文明修养最基本最重要的元素。而把谎言和掩盖作为最不可饶恕的罪过。信任之所以重要，还在于支撑信任的最高价值标准是正义。而正义从来都不缺乏，只要是一万个人当中有一个正义的代表，只要赋予他信任，那么，社会就会有希望和光明，这正是一个党先进性的体现。问题是，信任作为人类社群的道德黏合剂，像高原上的脆弱生态，破坏容易恢复难。我们之所以笑不出来，就是因为《掩盖》的胜利结局之后留下的那片废墟：不知道我们的社会要投入多大的成本和代价，要付出多长的时间和精力，需要多少的英雄楷模――像任长霞和牛玉儒们的鲜血和泪水去呼唤，才能将失去的信任重新恢复，整个民族合奏出时代的最强音。更为重要的是，《掩盖》没有止于批判和揭露，不是针对某些人和阶层，而是对信任链中的各个环节进行了病理透视和切片，从而凸现亟待改造的国民性：摈弃矫饰浮华，重构廉耻荣辱，勇于面对和承担。因为，每个公民都是社会和谐的因子。唯有以民为本，方能本固邦宁。
由此，我们把由衷的尊敬献给作者武和平。他从警三十多年，又在文学创作上孜孜不倦，以战士的激情和赤诚之心为我们平庸的文坛贡献了一部力作，我们将永远记住这部小说主题：掩盖是比犯罪更大的罪恶。
（本文为武和平长篇小说《掩盖》的序）
发稿编辑/陆海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