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起，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止，是八年抗日战争时期。这场由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莫大的灾难，我的一家也被这场战争祸害得支离破碎，家破人亡！说家破，是因为从北京辗转逃亡到四川后，为了谋生，父母常异地生活，没有一个完整的家；说人亡是我的三个弟弟的幼小生命，都被这场可恶的战争夺去了――最小的弟弟仅活了四个月，两个大的也不过只活了两岁多，而在全中国，与我家类似经历的家庭，又该有多少啊！它给人们带来的痛苦与遗憾又该有多么深重啊！�
芦沟桥事变前，我们在北京有一个生活优越、美满幸福的家。居住在条件很好的绒线胡同内，独门独院，安居乐业。留学法国研究南欧文学的父亲，除了翻译与写作外，还在三所名校――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兼西洋文学史课。后来，他又加入了胡适先生领导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他在那儿所翻译的第一部译著就是至今仍深受人们欢迎、每年仍出版数版的《鲁滨孙飘流记》。他就是人称集翻译家、作家、教授、学者于一身的徐元度（霞村）。 �
母亲吴忠华是名门之后：我的外祖父吴禄贞，是辛亥革命先烈，被孙中山先生誉为“盖世之杰”，追授为大将军！他不仅是武昌首义的先驱，北方革命的领袖，而且还是抗日英雄！1907年他戍边延吉，任吉林边务督办公署督办。那时，日本在吞并了朝鲜后，又妄图占我延边，提出了所谓的“间岛问题”，即否认图们江为界河，称延边一带归属未定。正是我的外祖父吴禄贞成功地领导了这场捍卫这片国土的斗争。延边人民纪念他，2003年秋为他举办过“爱国将领吴禄贞将军业绩研讨会”，2005年7月19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又在他当年所建的“戍边楼”前，为他的塑像举行了揭幕仪式暨他的业绩展览开幕式。外祖父在母亲才四岁时就给她请了家庭教师，并宣称：“我的女儿与儿子一样，将来也要上大学！”母亲后来毕业于北京女师大，她教过中学、自己办过小学，又任过北京儿童救济院的院长。�
卢沟桥事变后，父母带着两岁的我逃出了北京，未满周岁的弟弟，则连同奶妈一起托付给了一家亲戚。我曾听母亲说过当时急于逃出北京的原因――父亲在北大任教时，曾教过一个日本学生，而这个学生是个有政治背景的日本文化特务。他后来曾多次找过我父亲，要父亲帮他们办报。卢沟桥事变前日本人在北方的势力已很大，父亲既不肯给他们干事又不能得罪他――那样会引来杀身之祸――只好与之周旋，请他上饭馆、上戏院地应付着，直到他有事离去。卢沟桥事变后，父亲从小报上看到了一则此人又要来北京的消息，为怕他再找上门来，就决定马上逃离北京！父亲的原则是：绝不当汉奸！�
父亲后来回忆起那段经历时说：“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帝的侵略炮声，激起了每个北京市民的愤怒，原来毫无抗战准备的宋哲元军，仓促被迫应战，几乎全军覆没，于是日寇在七月底正式占领了北平！又过了十多天，上海的抗战也开始了，北平的老百姓夜间从无线电中收听到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一致参加抗日的消息，都十分兴奋，热望八路军能早日到来。九月初，敌人恢复了平津铁路的通车，我们夫妻把一切东西都寄在一个朋友处，仅带着两岁的女儿小玉和两只小皮箱，从北平车站通过日本人和汉奸的重重搜查，坐火车到天津，从天津乘船到青岛，再换车到南京。在南京我们发现‘国民政府’的各机关早已人去楼空！我在那儿碰到了罗隆基先生，他告诉我南京每天都有空袭，并说那儿马上要打仗了，劝我们赶快西上，于是我们又乘船到了汉口。”�
我小时候听母亲讲过逃出北京时的情形。那时，进、出车站都要受日本人极严的搜查，他们还特别注意知识分子类型的人！火车上的中国乘务员主动告诉了大家一些注意事项：戴眼镜的最好摘掉，女士们穿短袖旗袍的最好换长袖的，烫发的最好弄弄直……总之，弄得越土气越好。母亲正好穿着短袖旗袍，只得随手从箱子里摸出件长袖衬绒夹袍套在了身上，顾不得大汗淋漓；又用一板发卡，把刚烫过不久的头发尽量夹得直一些。他俩做着最坏的打算，谁抱孩子谁提箱子上也要争执一番，因为抱孩子似乎比提箱子较为安全一点儿：要是日本人检查时，硬说你行李中有违禁品，就会被抓起来的，而孩子总不会被说成违禁品吧？父亲说孩子不能没有妈，坚持他提箱子，母亲抱我。�
出天津站时，走在我们前边的两个人可能是汉奸，因为他们对日本军官点头哈腰的，对方像是认识他们，和他们握了手又说了几句话，很快就放行了。轮到了我们时，父亲竟然也和日本人点头、握手，对方一下儿没回过神来，于是，指了一下父亲身边的提箱问是不是他的，父亲点头说是，他做了个“请”的手式，就放行让我们过去了！�
母亲对此颇为�异，追问父亲：“你怎么认识他们？”父亲做手势让她先别问，直到到了安全的地方，父亲才说他根本就不认识那个日本人，只是他曾从文学作品中了解到的日本人国民性中的一个特点：如果你认识他而他记不起你了，就会有一种内疚感。父亲正是利用了他们的这一心态，假装认识对方，才机智地混过了关。�
我们逃到南京后，发现那儿并不安全，于是又逃到武汉。1938年秋，在武汉失守前夕，我们又乘船逃往四川。父亲回忆说：“我在汉口住了不到一年，想参加抗战工作，却不得其门而入，三八年春，我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不久，军事形势急转直下，我们不得不逃向当时的‘抗战首都’重庆。”�
到重庆后，我们住在一条叫木货街的小街上的一家小旅馆内。10月时，父亲在文艺研究会谋到了一个兼职编辑的职务，略有些收入，不过这个单位年底就解散了，我们的生活就只有靠变卖衣物度日了。�
1939年５月初，日本飞机开始对重庆狂轰滥炸，人称“疲劳轰炸”，也就是说他们派一批批轰炸机２４小时不停地轮番轰炸，弄得人们只得成天不停地“跑警报”、钻防空洞，疲劳不堪。在轰炸中人们的生命、财产，又受到多么大的损失啊！一天深夜，警报解除后，我们离开防空洞回旅馆，远远望去，那条街竟然成了一片火海！我们住的旅馆虽说未中弹，四周却有多处中弹起火，那旅馆犹如火海中的孤岛。重庆再也不能呆下去了！当夜，父母就着窗外的火光收拾行李，天一亮，就动身去万县。�
我们到万县后，因担心敌机轰炸，不敢住在城内，而是住在离城数里外的一个叫天生城的山寨上，好几家亲友也都在那儿安了家，其中包括我母亲家的世交、建国后曾任农业部部长的李书城爷爷在内。胡风在他的《第一次入川》中，写到他到万县天生城寨访李书城的情景，对这个地方有这样的描写：�
下午去天生城寨找李书城，那寨子在山顶上，只好坐篼子。上去的路悬陡得很，等于“上天”。这地方就是万县失守了，日本人想上来也很难，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势。�
为养家糊口，父亲却“无福”在此长住，不久，他又独自一人返回重庆去工作去了。不久，母亲生了二弟，刚五岁的我则开始上小学了。在那儿虽说空袭较重庆少多了，但也还是要跑警报，我总是被老师或高年级同学牵着跑甚至抱着跑。�
1940年秋，父亲到商船专科学校去教书，学校起初是在一艘停泊在重庆下游十华里的江顺轮上课，到1941年初，学校迁到江北县仁和场镇，那年三月，全家都随他去了江北，我们住在离仁和场二华里的乡间。那原是一所地主家的大宅院，当时出租给了十来家人家住，就好像北京的大杂院了；在北京住独门独院的我们，此时只租得起一间房住。我开始在仁和场的中心小学上学，每天上学要沿着一条小路走半个多小时。�
那所商船专科学校那年秋季就停办了，父亲另找的一份工作，地点在重庆南岸，父亲去那儿工作的头几个月，家仍在江北，他只在每月拿到薪水后往家送钱时才回来。当时家庭生活已挺困难的了，如果他回来晚了，简直就要断炊！此时，从北京传来我大弟病死的消息。在日本人统治下的北京，人们靠吃“杂合面”度日子，小孩子如何吃得消？大弟生了病在那儿也不可能得到很好的医治，当然也就小命难保了！父母虽说很难过，可跟前到底还有我和二弟是他们的安慰。�
二弟已长到两岁多了，十分聪慧可爱，左邻右舍无人不喜欢他。邻居们常聚在一起“考考”他的记忆力――弟弟有个习惯，别人给他东西玩时，他玩完后，会按顺序一一归还，于是好几个大人就分工来记这些东西的先后顺序，看看弟弟是否会记错，屡次试的结果，都证明他是不会弄错的！二弟平时身体不错，有点儿小病也就挺过去了，那次患病，起初也未引起大人们重视，他很乖并不吵人，眼见他病重了，再背着他去镇上看病时，为时已晚。那天逢集，看病的人也特别多，镇上唯一的一位西医那儿看病排不上号，只得随便找了个中医给看看，结果药一喝下去，弟弟当晚就鼻孔流血而死了！事后找到那个中医，他说那天看病的人太多，他也看昏了头？！我们如果不是因为那场战争而住在那么个缺医少药的乡间，如果经济上不是那么拮据，二弟是不会死的！�
父亲回家时弟弟已死了三天，他悲痛不已，只得离开这块伤心之地，把家搬到父亲工作的重庆南岸。由于旅途的颠簸，到南岸的当晚母亲就早产生下了小弟，当时连个接生的人都没有，不过幸好是顺产。我们当时租了一间临街的阁楼住，楼梯连扶手都没有，楼上的地板已破旧得透缝，一走起来就颤颤悠悠的，与北京的居住条件比真是天上地下！母亲历来缺奶，以前的孩子都是请奶妈奶大的，而这时既请不起奶妈又买不起那价格昂贵的洋奶粉，只好用米糊之类的东西来喂孩子。当时家里没有起伙，饭由父亲下班时从食堂里带回来，开水则由六岁的我提着壶去伙房打。父亲的同事看见这么小的孩子打开水，都向父母提意见说：“这可不行，烫着孩子可怎么办？”�
小弟是先天不足――母亲因旅途奔波而早产了他；又后天失调――既无人奶又无牛奶吃。他那幼弱的肠胃，消化不了米糊之类的东西，他开始不吃东西了，一喂就往外吐！一天，一大早母亲抱着他去重庆看病，直到天黑时才回来。当我迎着怀抱小弟的她时，她满面泪痕地对我说：小弟在归途中就已死了！我立即哇哇大哭。小弟在这世间仅仅熬了4个月，这也是被那场战争害的呀！那场战争就是这样夺去了我们家三个孩子的生命，是日本鬼子夺去了他们的生命啊！！我成了孩子中唯一的幸存者。�
小弟死后，母亲决定重新出去工作，这样收入能多一点儿，我上学的问题也好解决一些。母亲在一位世交傅伯伯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份工作，地点在重庆的张家花园，而那儿又正好有一所名校巴蜀小学，我考入了那所学校的二年级。我跟着母亲住在六七人一间的集体宿舍里，吃在单位食堂里。到了周末，母亲带我回南岸父亲那儿。那首先要爬三百二十多级台阶，才能上到大街上，然后，乘公共汽车到朝天门，又要下几百级台阶才能到码头。乘船到南岸上岸后，天早已黑了，我们还得打起火把，走一段夜路――是小路，两边有不少的坟，有时还会看到鬼火――磷火呢！每次我都觉得又累又可怕，这趟行程对一个六七岁的孩子来说，实在是个重负！�
在巴蜀小学时，令我最难忘的一件事是参加十周年校庆的演出。我参加表演一个歌舞节目：《爸爸打东洋》！我们十名低年级的小女生上台边唱边舞：�
“爸爸打东洋，剩下我和娘，天天要种田，我在旁帮忙。�
爸爸打东洋，卫国保家乡，前线传捷报，人人喜洋洋！”�
后来，父亲也到重庆来工作了，他在单位有一个套间，
前边是他的办公室，后边是宿舍――这间不过七八平方米的房间，就成了我们的家。但是，“好景”不长：给母亲介绍工作的傅伯伯，自己的工作要调换了，母亲的工作也就难保了，她只得随他去内江（自贡）工作。父亲先是独自一人留在重庆工作，不久工作丢了，还生过一场病，母亲请假去照顾他，尔后送他去成都我二姑婆家养病。几个月后，母亲托人在成都找到了份工作，我当然又随她去了成都，就这样东转西移的，哪有平静的生活啊！�
父亲原本是收到过西北师范学院的聘书的，因病未能及时过去，后来路费也难筹，此时经人介绍去崇宁县教中学（成都列五中学，当时在崇宁）。大学教授教中学，是屈才了，可为了生活，“清高”不得！哪儿是我的家呢？看来“家”就是母亲住的集体宿舍！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间宿舍的模样：那间不大的房间，共住了六个人，一张靠墙的单人床，多加了一块铺板，就是我们母女的安身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