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扎堆，鲁迅先生曾有过这样悲愤的描述：国人聚集到一起，鸭子般伸长脖子，观看“洋鬼子”肆意枪杀我们的同胞，快意已麻木了的精神和灵魂。时过境迁，史上之丑短不说也罢。�
可怕的是，虽经多年，我们国家至今仍流行扎堆欣赏悲剧的恶习。我们曾不止一次看到过类似报道：光天化日之下，当面对他人落难、歹徒抢劫等等时，很多人都是选择扎堆旁观，而不是热心救助。前年在雾都重庆，一名少女不慎失足落入长江，岸边不远处就有5只救生圈，可她仍在百余名看客的视线中慢慢沉入江底；去年年初，南京公交车上，劫匪公然抢劫民工们三万元过年工资，满满一车人只看热闹却无人对被抢者施以援手；去年7月，在甘肃兰州，一孕妇现场揭穿小偷遭到暴打，路人麻木围观像看戏；今年3月4日，年仅24岁的辽宁省大洼县农民工刘明明，不幸遭遇车祸多处骨折，同行者先后12次向人下跪却屡遭冷遇，警车和120都见死不救，最后刘明明命丧于狂风暴雪中；同月23日，哈尔滨市女子刘伯慧遭遇当街劫持被刺14刀，在她爬着求救时，一名女子板着脸厉声责骂，“你瞅瞅你浑身的血，快走，别在我家门前爬来爬去的。”……�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伊利威塞尔曾把冷漠列为20世纪的社会病症之一，以引起人们对道德关怀的注意。但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人始终能够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另类清醒，执著于做一名快意的扎堆看客，冷静地伸长脖子，醉心于丑恶和血腥来刺激自己的视网膜和脑神经。这已经是一种相当病态的社会现象。无疑，众多扎堆现象的叠加，其后果自然是助长了社会恶习的泛滥，无异于助纣为虐，使人文关怀在道德长路上渐行渐远。�
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今天，之所以存在反差相当明显的道德冷漠现象，个中深层原因，我认为是人文的退位和制度的缺失。长期以来，人们对道德的培养一直习惯于纸上谈兵，习惯于拘泥守旧、泛泛而谈，缺乏行之有效的感召和引导，也缺乏有效的制度对道德冷漠行为管制。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抱心理之残守道德之缺。随着市场经济对人们物欲的刺激，很多人过分看重和关注个人利益，已失去了对人文道德的最起码呵护与关爱，利己主义思想主宰了人们的情感思维。诚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活动更加频繁复杂，更加亲密无间，但并未提高我们的道德水准，相反因人文退位和自我中心膨胀还加剧了道德冷漠，人们有意无意地频频突破道德底线，而丝毫不觉得汗颜和脸红。这已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物质文明让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但真诚友善越来越远，道德评价体系悄然瓦解，人性与道德情感作为社会上层建筑基础愈加薄弱。�
扎堆现象盛行已超越了社会心理承受能力，扭曲着人们的道德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一度，“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思想被视为过时观念。但现在看来，该论也有着它合理的逻辑成分。试想，当别人危难之时我们只会冷眼欣赏，袖手旁观，扎堆看热闹。一旦换个角色，受难的是我们，围观的是别人，我们还有什么资格去谴责扎堆现象，去诟病道德冷漠和人性堕落？必须承认，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大多数人有着浓厚的“自恋情结”，往往看重“人人为我”却漠视和无意“我为人人”，对舍己救人、见义勇为、挺身而出英雄之举和正义之行，缺乏普遍的、广泛的、深刻的社会认同感，热心助人者已成为现代社会的“稀缺资源”，勇敢、真诚、友善、互助显得弥足珍贵。�
当务之急，我想我们不应一味躺在鲁迅先生的笔下喘息自疚，也不要仅仅停留在探讨层面上诟病指责，相反，要从我们自身做起，对扎堆行为进行深刻反思，把道德关怀作为现代文明社会的一种价值取向，更为重要的是，在人性、情感和法制的范畴内，迅速构建新的社会道德体系，重塑道德评价标准，努力建成社会机制，教育和引导人们以身作则乐于助人，维护社会正义、关爱他人疾苦，减少直至杜绝扎堆现象发生。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一种相互激励、彼此约束的社会道德规范和社会约束条件，来管理和制约人们的行为，并促进国民精神自省，让好的社会法则能够得以延续，好的社会传统美德得以发扬光大。惟有如此，我们才会在社会丑恶现象面前，真正减少和杜绝那些扎堆等待“咔嚓一声人头落地”的看客，才会选择挺身而出而不是明哲保身，才会认同伸手相助责无旁贷，才会保全道德文明的操守底线和高风亮节。这才是我们这个社会追求道德暖性发展、共同维护和营造平安社会、和谐社会和法制社会的关键所在。�
当然，这种扎堆陋习的改变和道德冷漠的消除，需要渐次推进，而不是一蹴而就的。就像在社会丑恶面前，人人都会横眉冷对指人项背，而不知自己扎堆项背为人所指。对道德冷漠的治疗与心理麻痹的扭转一样，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同时我们要保持清醒，在危险面前的挺身而出也要考虑社会经济成本，见义勇为不能以更多的牺牲作为代价，三岁小孩闲看大人斗殴本是无可厚非的。�
本栏目责任编辑 卓 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