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诗论家易行主编的《古韵新风――当代诗词创新作品选辑》一套丛书，计收著名诗人霍松林、刘征、袁行霈、马凯、星汉、杨逸明、王亚平、易行等八人作品。每位诗人的《作品集》都分“诗作”“诗论”“诗评”“主要著作目录”四个部分，只是各人所收诗文多少不同而已：有的侧重“诗作”，有的侧重“诗论”。所收“诗作”，都是各自的创新之作，堪称精品；所收“诗论”，均为他们的独得之论，足称力作。可以说，各位的“诗作”与“诗论”基本一致：其“诗作”是其“诗论”的创作实践；其“诗论”则是其“诗作”的经验总结。读其诗。可知其诗学主张；观其论，能见其创作倾向。与此同时，还从“诗评”一辑中，领略许多名家评论名人名作的精当品评。
读罢此书，收获多多。其中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对于诗词艺术规律和艺术规则的粗浅领悟。
著名文学理论家郑伯农同志在《马凯作品集・诗评》的文章《诗词规则与诗词规律》中指出：“规律应该是比规则更大的问题。文艺理论、诗词理论都是要研究规律，规律是根本，末的东西可能是一些具体规则。”规律与规则密不可分，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规律是社会实践中客观存在的，虽经人的主观研究而发现，却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它永恒存在，万古不磨，适用于古今中外和不同民族。规则是人们根据实践需要主观规定的。有些永远适用，有些也会过时，还可重新创立。在文学艺术创作中，充满了各式各样、无穷无尽的规则。越是高雅、精粹、珍贵的艺术。其规则也就越多、越严、越苛。所谓不精不粹。不足以为美。但不管怎样的艺术规则，都必须符合而不能违背艺术规律。规则是从规律中衍生出来的，是人对规律的一种主观细化。正如伯农所说：“规则是从哪儿来的，它是主观的一种规定，但这种主观规定必须符合客观规律。”(同上)因为规则一旦背离了艺术规律，就必然破坏了艺术，终至泯灭了艺术，违背规律的规则，难以久存，终被抛弃。所以，规则从属于但不等同于规律，规律制约着但不限定着规则：“规律是根本”。规则是枝叶。是否可以说规律决定艺术品质，规则决定艺术体裁?合乎艺术规则，未必能成艺术；合乎艺术规律，则必定就是艺术。例如诗的体裁：严守诗词格律的，是格律体(旧体诗)；诗词格律不严的，是新古体；完全不讲格律的，是自由体；如同散文一般的，是散文诗体……规则不同，体裁有别，却都是诗的一种形式。至于是不是诗，则由诗的艺术规律――形象思维和诗意诗味决定。这也正是格律诗与“格律溜”、自由诗与顺口漓的区别所在。
诗歌艺术的基本规律，诗人们只能信守，唯有遵从；谁若背离，谁将受到规律严厉的惩罚。恰如马凯同志所说：“繁荣和发展中华诗词，要尊重艺术规律。美是艺术的本质。艺术规律就是追求美、反映美的规律，这是永恒的。”(《马凯作品集・传承和发展中华诗词》)诗歌艺术的各项规则，诗人们也不能轻易践踏。而应给予应有的尊重。这正像一个运动员，倘若去打篮球，就须遵守篮球的竞赛规则；倘若去踢足球，就必须遵守足球的竞赛规则……否则，便会遭到红牌罚下，没有资格继续参赛。
不过。艺术规则与体育规则有所不同，有时在特定条件下，可以适当变通，仍然不失其为艺术。例如，只要真正是诗，不合诗词格律体，可以是新古体；不合新古体，还可以是自由诗……当然，不得冒名顶替。切忌名实两乖。而且，根据内容需要，诗人可创立新的艺术规则，直至创制新体――不必如体育竞技那样。改变规则还得经过一定组织程序批准后才能执行。对于艺术，旧的规则过时了，逐渐消失；新的规则创立了，得到认同――关键在于约定俗成，而非行政命令。即使如同体育规则那样得到行政部门批准。新的艺术规则也难于畅行无限，因为人们都有创作自由，他人无权干涉。例如新声新韵的运用与推广，自由曲、自由词等新体的出现与流行，旧声旧韵和入声字的使用正在减少并将过时，恰像17世纪法国批评家圣・艾弗蒙说的，是“已被时间推翻了的规则”(《论对古代作家的摹仿》(见《西方文论选》上)。
我们的诗人词家，敢于弃旧图新，理当顺应时代，坚持与时俱进，力求熟谙诗道，不断进行探索。规律对人的确是种束缚，唯有努力把握、自觉运用诗的创作规律，才会从束缚中获取自由；规则对人也是一种限制，只要认真遵循、主动驾驭诗的艺术规则，便能在限制里探寻突破。但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切莫落入艺术陷阱：错把违规当突破，误认随意为自由!俄国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说：“正确的道路是这样：吸取你的前辈所做的一切，然后再往前走。”(引自《俄国文学史》下卷)让我们牢牢记住他的金玉良言。“功夫不是天生就，全在平时勤苦攻。”(《感赋蓬莱八仙过海处》)韩富品的诗句道出了诗友们共同的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