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刚刚进入北平(现北京),朱德总司令立即布置兵力,进驻故宫博物院。部队进入故宫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把故宫打扫干净。据当时的报道说:“1949年初北平解放不久,当博物院委员会重返故宫时,他们发现里面杂草丛生,垃圾成山,有些建筑甚至被半埋在沙土里。大约有25万吨垃圾被运走,整整装了8300车。”
建立新政权才几个月,新中国的领导人就开始着手拯救和赎买故宫的文物。毛泽东和周恩来都亲自过问这件事,对馆藏的恢复和扩充十分关心。当时,新政权财政困难,缺乏必要的资金赎买流散到香港地区和国外的国宝。为了收回散失的国宝,人们竭尽所能,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方式。
故宫专门成立了文物征集组,来鉴定收回文物的真伪,并下设5个小组对收回的物品进行鉴定。
全力追回“东北货”
恢复馆藏所收回的文物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是1924年溥仪逃离紫禁城时,从故宫携带出去的文物。当年,在被迫离开紫禁城时,溥仪和溥杰兄弟选了一些便于携带的、最珍贵的艺术品和珠宝,偷偷夹带出宫。溥仪的侍从也偷出不少宫中的宝贝,卖给北方城市(特别是天津)的古玩商或是古董铺。这些散失的文物,古玩界称为“东北货”。
1945年底,占领沈阳的苏联红军抓住溥仪后,在长春的伪满皇宫藏品中发现了大量“东北货”。溥仪把最值钱的一些珠宝装在随身携带的小皮箱的夹层里,苏联人抓住他时,他就带着这只小箱子。
溥仪作为战犯,被押到前苏联关押,他随身携带的文物也被没收,交由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保管。1947年底,解放军接管了这个地区和抚顺监狱,也控制了那些文物。
那批文物一直留在抚顺。直到1964年,周恩来签发了一道行政命令,要求将这些文物(共245件)运回北京故宫。其中包括乾隆皇帝使用过的三联田黄闲章、六朝小玉璧,以及隆裕皇后和慈禧太后的贵重饰品(包括白金镶钻石戒指、白金镶蓝宝石戒指、碧玺十八子手串、珊瑚十八子手串、金钻祖母绿宝石领针等)。
当时,杨仁恺是沈阳东北博物馆从事绘画和书法研究的研究员。他在收回溥仪携至天津、后来又带到伪满洲国的文物这件事上功不可没。对“东北货”的追查,始于20世纪40年代,主持者是王世襄。杨仁恺的收回方法和王世襄类似,他提醒古玩店多加留心“东北货”,并告诉老百姓,如果家里收藏有“东北货”,可以以合理的价格卖给他,不会追究收藏者的责任。对于一些家里仍然藏有绘画作品的原伪满洲国士兵,则保证他们交出文物后不会受到追究。
奇迹时有发生。例如,1963年4月,一位来自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年轻人,走进北京琉璃厂一家古董老字号的销售部,希望以2000元的价格卖掉一包“破烂的”绘画和书法作品。接待的店员认出了上面盖的内廷印章,于是转身去找经理。经常光顾这里的杨仁恺当时正巧在办公室里睡午觉,一听到“东北货”这几个字,他马上走出来,小心翼翼地打开年轻人的包裹,整理起那些碎片来。
从37片碎纸中,杨仁恺重新拼出了一幅画的2/3,竟是李公麟的《五马图》。这幅作品的价值不可估量,即使是以碎片的形式留存下来,也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年轻人妥善保管了这些碎片,杨仁恺答应如数付给报酬。
各方齐心收文物
除了加紧对“东北货”的追踪,为了收回故宫的散失文物,大家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
首先是政府发布征集文物的行政命令。命令一出,党政军机关、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纷纷响应,将本单位收藏的物品登记造册,看其中是否有珍贵文物。通过这种方法,故宫共征集到165061件文物。
第二个办法是从一些单位、古玩店、拍卖公司和个人手里赎买文物。徐邦达组织了一个专家组,奔赴全国各地去寻找文物。他们把目标主要集中在长春、大连、沈阳、天津、上海、苏州以及香港等地。另外,北京琉璃厂也是他们关注的焦点,这里的古董店是国宝的另外一个藏身之处。通过这种方法,他们在国内共收购53951件文物,其中大多数是在20世纪50年代收购的。
在香港地区赎买文物则颇多障碍。因为,当时香港地区还是英国管辖的殖民地,文物价格也比内地高很多。许多从故宫流失到香港地区的稀世珍宝价格非常昂贵,在一些大的英国拍卖行里拍卖。1951年10月5日,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文物局组织专家组去香港地区。他们随身携带着政府筹集的大笔钱款,目的是想尽办法买回从故宫流出的珍贵文物。
这个专家组于1951年12月抵达香港地区,成功地买下了两幅东晋时期著名的书法作品,即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的《伯远帖》。这两幅帖子,当初被溥仪夹带出宫,后来被抵押给北京的盐业银行,辗转落到香港地区的一名艺术鉴定家手里,后者又将其典当给一家英国银行欲出售。这两件作品上都有宋徽宗的印章和题款,乾隆皇帝把它们当做自己的私人收藏,存放在故宫养心殿内的书房里。
第三个途径是个人的捐赠。许多家庭自愿捐献出自己的收藏品。例如,曾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了10年的朱幼平,捐出自己收藏的文物,包括许多家具、书籍、碑帖、绘画、青铜器以及玉器。1953年,在母亲的强烈要求下,朱幼平与其兄弟一道,将父亲收藏的700件碑帖捐献给故宫。
第四个来源是新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酷爱并收藏了许多古代书法作品,同时也有一些绘画作品。他在20世纪50年代捐了不少文物给故宫博物院,包括唐代著名诗人李白的书法作品《上阳台帖》和钱东壁临写的《兰亭十三跋》。
在支持故宫收回散失文物,并努力把故宫重新建设为收藏皇家珍宝的国家博物馆方面,毛泽东和周恩来发挥了重要作用。
收回故宫散失文物的第五个途径是海外华侨的捐献。典型的例子是韩槐准。
韩槐准先生是旅居新加坡的商人和瓷器鉴赏家,他经常为中国国宝流失海外而痛心疾首。他不惜变卖家产,奔走于香港地区、东南亚及欧洲的各大拍卖行,想尽办法收购故宫文物。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他回到祖国定居,并将自己收藏的2000件文物悉数捐赠给故宫博物院。
从1949年一直到198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60周年时,故宫的馆藏文物累计达上百万件。到2000年,共收回文物24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