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作家中,若论国际交游之广泛,徐志摩鲜有人能及。他曾经面见过哈代、曼殊斐尔,与罗素、狄更生、韦尔斯是朋友。在泰戈尔来华期间,他又一路陪同,担任翻译。徐志摩在一九二○年写给父母的信中说,“儿尤喜与英国名士交接,得益倍蓰,真所谓学不完的聪明”。在一九二三年的《太戈尔来华》一文中又说,亲见伟人有书中读不到的好处,那就是感受他的“人格”。他(泰戈尔)这回来华,我个人最大的盼望,不在推广他诗艺的影响,不在传说他宗教的哲学,乃至于玄学的思想,而在他可爱的人格,给我们见得到他的青年,一个伟大深入的神圣感。
值得注意的是,徐志摩交往的这些伟人都是西方的,或在西方获得了隆重声誉的。而所见的伟人以老翁居多,这让他有更强烈的中西对比之感:“我每次会见西欧的‘文坛老将’(veteran writers),面对着矍铄的精神与磅礴的气概,我钦佩心理的后背总有一幅对比的影像,一个弯腰曲背残喘苟延的中国老翁!”(《汤麦司哈代的诗》)
徐志摩前后翻译了二十多首哈代的诗,写有多篇评论和纪念哈代的诗文。他对哈代极为推崇,称他“在文艺界的位置已足够与莎士比亚、鲍尔扎克并列”。他说哈代“没有那画眉的纤巧,/他有夜的古怪”。而他在哈代家中见到的哈代,正是这样一个可敬又可畏的怪人,尤其是他怪异的外貌。怪的还有他的性情,他一小时后就送客了,“茶也不请客人喝一杯!但谁还不满足,得着了这样难得的机会?”人格与文风合一,怪人哈代与他的怪诗彼此辉映,彼此诠释。
同谒见哈代相比,《曼殊斐尔》就显得非常不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曼殊斐尔是一个年轻女郎。《曼殊斐尔》一文情感之丰富、辞藻之富丽甚至香艳,都远非《谒见哈代的一个下午》可比,从中可以看出中西文化、性别关系等的复杂运作。对那些大师,他是又敬又畏又爱,而对身为女子的曼殊斐尔,畏消失了,都转成了爱。在此文中,徐志摩非常详细地叙述了来到曼殊斐尔家,一直到上楼进曼殊斐尔房间的过程,其中充满了戏剧化的情节。
徐志摩在对曼殊斐尔本人的叙述中,最强调的是她的美。徐志摩详细描绘了曼殊斐尔的衣饰、面貌。在面对哈代时,他只是个来自东方的崇拜者。而在面对曼殊斐尔时,他崇拜她,像崇拜女神。
徐志摩对只见了这一次的曼殊斐尔的描绘,常常使用一见钟情般的情人笔触。“我那晚和她同坐在蓝丝绒的榻上,幽静的灯光,轻笼住她美妙的全体,我像受了催眠似的,只是痴对她神灵的妙眼,一任她利剑似的光波,妙乐似的音浪,狂潮骤雨似的向我灵府泼淹。”恋爱的幻觉使他赋予两个初次见面的陌生人的谈话以重重深义,“她希望我不进政治”,“她盼望我早日回欧洲”,这些都似乎是情人的叮咛。曼殊斐尔作为美的化身,是要人爱的。经过这样的内心运作,曼殊斐尔成为徐志摩一生念念不忘的人物,“我与你仅一度相见――但那二十分不死的时间!/谁能信你那仙姿灵态,/竟已朝露似的永别人间”。
值得思考的是,在徐志摩与哈代、曼殊斐尔的见面中,在他与罗素、泰戈尔、狄更生等人的交往中,有一种有趣的交错现象。徐志摩作为一个现代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正在深恶痛绝中,希望从西方获得救治中国的良药。而哈代、曼殊斐尔、罗素等则把他作为一个中国人来看待。他们都对中国有兴趣,但他们感兴趣的常常是古中国,是徐志摩不愿意承认的那个中国。徐志摩与他们的对话中就常常体现出这种交错。哈代问他“中国诗用韵不?”徐志摩说“我们从前……但最近……但他不要听最近”。曼殊斐尔告诉徐志摩,她仰慕中国,最喜欢读魏雷翻译的中国古诗,并盼望徐志摩这样的中国人多来做中诗英译的工作,而徐志摩日后并没有听她的话,却翻译了很多欧美诗,力图从中为中国新诗寻找灵感。
徐志摩后来在国内是鼓吹自由、爱等西方思想的启蒙者。但在西方文人心目中,他就是个中国人,他们期待着在他身上看到代表中国的符号。当此之时,自觉不自觉地,出于维护个人尊严、民族尊严等种种原因,他也接受(或者只能接受)这样的身份解读,在他们面前并不显出他的激进,而是把自己作为古中国的正宗传人。他曾送给狄更生一本《唐诗别裁集》,并以文言写了献言和赞词。在曼殊斐尔家的楼下,他给那些好奇的西方人讲中国书画。在印度的泰戈尔那里,他应泰戈尔之邀给他们讲孔子。罗素要在自家园中造一个中国亭子,徐志摩写了一块中文匾额。
在徐志摩与罗素的交往和所写的关于罗素的文章中,同样可以见到类似的交错。徐志摩从美国转到英国,就是为了“从罗素”,却不知罗素已被剑桥除名,正在中国。这在空间上可以说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一个在中国看到了希望,一个到英国去朝拜。罗素从中国回去后写了《中国问题》,赞美中国文化,而这个文化正是当时的中国主流知识分子急于改革的。徐志摩属于中国这一新思潮。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一九二○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论文就显得很奇特了。这篇论文题目是《中国妇女的地位》,中心论题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中国妇女的地位都相当高。他说,“鉴于在西方世界,一切中国的东西,不管是什么,都会引起误解”,所以他要撰写此文。在传统中国,“与希腊家庭的退化和罗马法律对女性的蔑视相比,中国妇女的地位很高。从理论上来说,中国女性与男子是绝对平等的”。而且,中国妇女的地位如今也正在改善。
他对中国妇女地位的称扬,放置在五四运动后的一九二○年,显得很扎眼。而且他关于中国古代与现代的两部分描述相互矛盾:一边要维护中国古代传统,一边又要维护现代的改革。
罗素从中国回去后写了《中国问题》一书,说中国文化比西方的进步、效率、好战好得多。徐志摩为此写了一篇书评《罗素与中国》,开头是这样的,“罗素去年回到伦敦以后,他的口液几乎为颂美中国消尽,他的门限也几乎为中国学生踏穿”。可见在英国,因为罗素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中国留学生(包括徐志摩)很愿意亲近他,虽然留学生回国后的角色基本都是热烈的改革者,要改造或放弃那被罗素赞美的文化。可见徐志摩的矛盾并非他独有,而是很多人的矛盾。
外人的批判可以驳斥之,外人的表扬则难以处理了,接受了不甘心,不接受也不甘心。徐志摩的做法是似乎接受,面对国人时则拒不接受。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激进派,对罗素的赞扬是很不以为然的。鲁迅一九三三年的《打听印象》一文说出了当时中国很多人的心理。他说,“五四运动以后,好像中国人就发生了一种新脾气,是:倘有外国的名人或阔人新到,就喜欢打听他对于中国的印象”。重视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当时是普遍心理,连对此发批评的鲁迅也并不能外之。但大家期待的是什么结果呢?批评中国的会伤了国人的自尊心,但恰跟自己意见一致。赞美中国的安慰了自尊心,又跟自己意见相左。这真是个棘手的悖论。
虽有那篇应景式的《罗素与中国》,作为罗素朋友的徐志摩,其实对罗素之于中国的赞美同样并不能受之泰然,更说明徐志摩与讨厌他的鲁迅同属于“五四”的阵营。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徐志摩在清华大学做题为“Art and Life”(“艺术与人生”)的英文演讲。这个演讲充分展示了一个新归国的留学生横扫六合的锐气。徐志摩说,西方固然不好,中国更是一潭死水,“在中国这里,我们只看到一个病夫的、知识残废的、道德懦夫的大国,对了,还有精神上的乞儿”。完全不再是《罗素与中国》一文中那“能乐天自然”、“气概宏大”、“不趋极端好平和”的中国人了。但是,罗素为什么会赞扬我们?徐志摩说,“作为我个人,我在接受它 (罗素的赞美)时,不能不感觉到背后尖锐的反讽”。跟鲁迅一样,他否认中国人具有罗素说的那些优点。
徐志摩的叙述可以说是明显种族主义的,但他种族主义的锋刃指向的是自己的种族。西方人天然美丽,东方人、黑人则天然丑陋。这种落实到身体上的自卑是深刻的。政治、文化都可改良,身体却无法改良,则中国无论如何,永无可能与西方平等。而在日常的私人生活中,徐志摩完全不是一个自卑的人,这是一种属于民族的自卑。自卑也不是自行生产的,正是西方的种族主义、东方主义宣传,促成了自卑的产生。徐志摩的《罗素与中国》一文和“艺术与人生”演讲,时间上不过间隔几个月,一个与罗素一起赞赏中国文化,一个愤怒谴责中国文化,说明获取自信的愿望与深刻的自卑在他身上并存着。当然,对外的自卑并非是对内的自卑,因为借取了西方的批判工具后,自己也就获得了对内的文化资本。甚至在一九二六年的《罗素与幼稚教育》中,徐志摩通过自己亲眼看到的罗素的家庭说明,西方的孩子身心健全,而我们中国人的孩子是孱弱的,“再没有一种反嘲(爱伦内)能比说‘中国是精神文明’来得更恶毒,更鲜艳,更深刻”。在这里,徐志摩的声音与鲁迅的声音已经难以分辨,但他大概已经忘记了就是罗素本人认为中国是“精神文明”。
泰戈尔对中国很仰慕,“幼年时便发心朝拜”(《泰谷尔》),罗素也热爱中国,但他们的中国观众希望听到的是尖锐的批评,觉得那才真诚、有益。徐志摩对泰戈尔的态度,也体现了这一悖论与矛盾。在泰戈尔这位得到西方主流认可的东方人身上,徐志摩看到了东方的希望,但这种希望又是不确定的,因为“太戈尔生平的经过,我总觉得非是东方的,也许印度原不能算东方”(《太戈尔来华》)。为证明泰戈尔不像一些人以为的那样顽固保守,事后,徐志摩把泰戈尔的中国行描写为一次失望之旅,主要因为中国并非他想象的中国。他说,泰戈尔感慨道,“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民族像你们这样蓄意的制造丑恶的精神”(《南行杂记》)。泰戈尔是否说过这样的话已不可考,也很难想象。但至少徐志摩觉得,泰戈尔发出如此尖锐的批评才比较合适,才可以理解。在他眼中,泰戈尔并非如鲁迅所言“莫名其妙而去”,连泰戈尔都看到了中国触目惊心的丑恶。
鲁迅曾多次讥讽徐志摩对泰戈尔的陪同与赞美,意思是徐志摩借泰戈尔之光自照。从以上这些彼此交错的情况看,去除个人讽刺的意味,借光自照的不独是徐志摩一人,而是很多人,这种“借光”也是交互的。一些西方人想了解和学习中国,中国人则想学习西方,都期待一种不同的“他者”来补救自己。希望对方带来的东西,很可能是对方已经否认的东西。但只要自己愿意,总可以借到所需的光,哪怕那发光者并不认可或并不具有那种光。徐志摩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又处在中西直接交往的前沿。他与西方名人的交往已不完全属于个人的领域,更带上了民族权力关系、彼此解读与误读的色彩。双方互为所用,各取所需。与其说徐志摩善变无常,思想不成熟,不如说这些中西古今的矛盾,在他身上(像在很多人身上一样)并存着,此起彼伏,无法消除,徐志摩的特点只是使这些矛盾更加醒目罢了。徐志摩与很多人(包括他的左翼政敌们)更多的是共同之处,而不是他们经常强调的彼此的差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