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月，我有机会首次去莫斯科。当汽车从机场开往市区，城市的建筑天际线出现在眼前时，我看到几栋已经褪色的金色尖顶的古典风格的高楼。俄国朋友说：这就是我们所称的“斯大林建筑”。它勾起了我的一番回忆。
五十年代初，中国的建筑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在三反五反的冲击下，大批私人建筑师事务所纷纷自行关闭，投入新成立的国家设计院，成为“全行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先声；二是我国宣布了“一边倒”的政策，不仅在政治上一边倒，而且在技术上也要求如此，结果许多原来习惯的英美设计规范被废弃不用，而代之以苏联规范。
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苏联援助的一百五十二个工业项目的兴建，一批批苏联专家到了中国，其中也包括建筑设计的专家。他们带来了苏联的建筑技术，也介绍了苏联的建筑创作理论：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它与周恩来提出的“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一起，成为我国建筑设计的指导方针，甚至超越了后者。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杨廷宝教授所设计的北京和平宾馆作为西方“建构主义”(constructionalism)的典型而被否定。
不久，在北京、上海、武汉，先后建造了象征中苏友好的苏联展览馆。它的金光闪闪的尖塔、精美的雕饰、柔和的色彩，确实吸引了很多人。据前来指导设计的苏联专家说，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的苏联建筑典型。我们还听说，莫斯科正在进行着宏伟的战后重建。一九三五年经斯大林批准的城市总体规划，在被战争中断后正在以崭新的面貌实现。宽阔的马路、星罗棋布的城市公园和广场、宫殿式的地铁车站……而驾临于这些之上的，是以苏维埃宫为中心的八座摩天大厦(建成了七座)。前者是在三十年代进行的设计竞赛基础上定案的，它的顶部是一个高大的列宁塑像；后者成圆环形布置在城市环路的关键部位，每个顶部都有一个尖塔。它们共同构成了莫斯科的城市景观轮廓，像一串珍珠项链，向人们展示了社会主义城市的优美性、和谐性和统一性，与杂乱无章的资本主义城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时，能够一睹莫斯科的风采，成为我们许多年轻人的心愿。
卡冈诺维奇当时有过一段话：“工人们在地铁车站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和权力。过去，大理石是只有富人才能用的，而现在，这些大理石柱是我们的，是工人农民的，是苏维埃的，是社会主义的。”这是对建筑的“社会主义内容”的一种解释。同样，七座大厦，除了大学和国家机关外，有两座是给党政干部、科学家、斯泰汉诺夫工作者居住的公寓。把公寓设计成宫殿式的，也是从同一指导思想出发的。
在这种指导思想的影响下，加上我们自己的一些认识(如梁思成教授提倡的民族风格)，我们在本国的建设中，也走了这条路。我记得，当时我工作的设计院，在承担第一汽车厂生活福利区的设计时，就作了中国传统宫殿式的大屋顶。同样，在北京地安门，也设计了类似的住宅。不久，这种做法就因浪费而受到批评制止，并且，还提高到政治高度：称之为“资产阶级的设计思想”，戴上了“复古主义、形式主义”的帽子。其实，据我亲身的接触，当时的许多建筑师(包括梁公在内)是衷心地希望在设计中体现“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的。他们走的路子，很大程度是在响应“一边倒”的方针。
不久，建国十周年之际，北京建造了十大建筑(地方上也有仿造的)，其设计依然遵循了同样的方针，其表现形态与前一时期的“复古主义、形式主义”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当时的北京，实际上和莫斯科一样，也是试图体现胜利的气氛和社会主义优越性：使城市面貌出现一种优美性、和谐性和统一性的形象，并且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它的经验被总结在当时的建筑工程部部长刘秀峰在中国建筑学会的座谈会上所作的《创造社会主义建筑新风格》的讲话中。
据我所知，会上是有争论的，也不恰当地批评了一些同志。这篇讲话，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为封、资、修的“黑纲领”，文革过后，人们对这篇发言仍然有分歧。
我认为：对刘秀峰讲话的不同评价，反映了我国建筑界一直存在的某些重大分歧。这就是：一，建筑是一种单纯的技术产品(至多加一些化妆)，还是它同时是一种艺术产品，并且扩而大之，是一种文化。二，建筑有没有民族性，以及怎样体现民族性。我觉得，从五十年代给梁思成教授戴上“复古主义、形式主义”的帽子，并理所当然地把这两种主义赋予全盘否定的含义的做法，实质上包含了否定建筑文化性、艺术性和民族性的意思。
莫斯科的九大建筑，在斯大林生前，并没有全部建成，特别是中心的苏维埃宫，只完成了基础和地铁车站。赫鲁晓夫上台后，在建筑领域也提出了新方针，这就是强调功能，强调经济，强调技术，强调走建筑工业化的道路。应当说，姑且不论他的政治动机如何，他的这些主张在当时条件下有合理的因素。在正处于困难时期的中国，这一方针也很快地被接受了，使苏联和中国的城市和建筑面貌发生了大转变。至今，人们在莫斯科河岸，可以看到古老的克里姆林宫，看到斯大林时代的尖顶大厦(它们仍然保持了对城市的制空权)，也可以看到赫鲁晓夫时代为国际青年节建造的方盒式的俄罗斯旅馆等。后人讽刺地说：“从结婚蛋糕变成皮鞋盒子。”
当时中国在建筑领域接受了赫鲁晓夫方针中的合理部分，在再次强调我们自己提出的“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照顾美观”的方针的同时，强调实现建筑工业化，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政策，如：设计标准化、构件生产工厂化、施工装配化等，突出了建筑的技术性。艺术性的问题日益“淡化”，更谈不上建筑的文化性了。我记得在八十年代初，当建筑学会被摘掉“黑会”帽子，恢复活动时，曾经召开过一次讨论建筑创作的会，就有人强烈反对“创作”二字，认为只能提建筑设计，而不能提创作，以免引导出错误方向。直到今日，这个建筑的性质问题，在我国建筑界还是有争论的。
我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对莫斯科进行了初次“阅读”。我下了地铁，回味着卡冈诺维奇的话。我走到红场，排队想瞻仰列宁的遗容，但由于带了照相机而被拒绝进入，只能在外面观看建筑。我买票进入了克里姆林宫，欣赏了里面的东正教教堂建筑，也回忆起在电影中看到的宫室权力斗争。我又漫步到阿尔贝泰街，跻身于那些争相为行人描像的街头“艺术家”之间。然后，我拖着疲劳不堪的身子，进入了一家美式快餐店，在这里小结自己初步阅读这座我从青年时代就向往的城市的感受。
很明显，现在的当权者正在千方百计地试图消除“苏联”的历史痕迹。街名几乎都已经恢复为斯大林时期前的名称。最突出、也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在现任市长卢什科夫的命令下，在原来斯大林下令拆除大教堂以让位于以高大的列宁雕像为顶的苏维埃宫(原来准备作为莫斯科的“顶峰”建筑，但由于斯大林的去世而未建)原址，又重新建造了过去的镀金“洋葱”式穹顶的大教堂，作为向莫斯科建城八百五十周年的纪念。当你站在克里姆林宫对面的河岸，观看那金光闪闪的大教堂穹顶统率着周边的七栋已褪色的金色尖顶“项链珍珠”(或称“结婚蛋糕”)时，心情久久无法平静下来。我一直认为城市景观是一部最好的历史教科书，却从来没有经受过如此强烈的冲击。
第二天，我在俄罗斯建筑理论和历史研究所所长哈依特博士的引导下，继续对莫斯科城的“阅读”。我要求他带我去看一些近年建成的新建筑，他却执意要带我去看一些古建筑。我们来到了一条旧街的小教堂。它初建于十四世纪，以后不断续建，在平面上看来，很像一条蜿蜒的龙。博士对我说，这就是俄罗斯建筑的传统。它从来不是规整的或轴线对称的，而是为适应功能和地形等的需要而设置。我很快地想起前一天去过的克里姆林宫，里面的平面布局就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同样，在莫斯科的许多东正教教堂，也可以发现它们的“洋葱”式穹顶和带尖的圆拱券，不论在数量、颜色、大小、位置上，都存在很大的随意性。我于是理解了博士的用意，向他表示了深切的谢意。
从这时开始，我忽然对那几栋“项链珍珠”的来历起了怀疑。很多年前，来华的苏联专家一再告诉我们，这是“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的典型实现。然而，我在莫斯科却见不到它的历史参照物。除了它们的金顶外，它们更像取材于希腊和罗马的古建筑，我甚至在一座次楼顶上看到了一个缩小的雅典帕提农庙神殿。
我为此请教了一些俄国朋友，有的回答说它们取材于克里姆林宫围墙的几座城楼，但我仍然将信将疑。这个问题，在我会后应东道主的安排，去圣彼得堡(前列宁格勒)访问中找到了答案。在这里，至少有两个金色尖塔：彼得大帝最初到此时建造的圣彼得和保罗城堡中的大教堂以及涅瓦河南岸的海军部大楼。前者建于一七一二至一七三三年，设计人来自意大利，后者建于一八○六年，设计师是俄国人。因此要说这种尖顶是俄罗斯的民族传统，也有一定的历史根据。
很显然，斯大林是会选择这种金塔尖顶作为他的“项链珍珠”的形象特征的。在俄罗斯的帝皇中，除了伊凡雷帝外，恐怕谁也比不上彼得大帝的辉煌。把象征着彼得精神的金顶，拿到“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苏维埃联邦首都，用七个(原计划是八个)这样的尖顶来众星拱月地烘托高大的列宁塑像，加上四通八达的地下宫殿，和星罗棋布的城市公园及名人雕塑，这就是斯大林心目中的城市形象，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的最佳体现。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包括其建筑传统)中，有没有多元化的脉络？在这些多元脉络中，又有没有一种主流脉络呢？我从自己的经历和感受中，对前一问题抱肯定的态度，对后一问题则还在思索之中。
民族传统是多元化的，这一点在五十年代，至少在苏联和中国是不被接受的。在刘秀峰的讲话中，“社会主义建筑新风格”和文学艺术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样，是一个单一的概念。其实，斯大林的莫斯科项链也好，我国建国十周年的十大建筑也好，乃至今日的莫斯科市长卢什科夫的修复大教堂的决定，和北京前几年的“夺回古都风貌”，驱动力都是要体现一种历史纪念性。这种驱动力是古今中外都普遍存在的。从埃及法老的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秦始皇的陶制兵马俑到如今我国许多城市争相建造世界最高建筑，每一个胜利的阶级，每一个当权者，都几乎无例外地需要树立自己的纪念碑。这可以说是一种历史传统。
在世界各国的建筑史中，都有过纪念性特别强烈的时期，并且给城市留下了历史的痕迹。使城市成为历史教科书的过程中，这些纪念性的建筑起了重要的作用。从文化意义来说，它们也(至少在某一时期内)起到一定的凝聚作用，使人们产生某种归属感和自豪感，能团结人、鼓舞人、乃至教育人，这些都是它们的正面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这种纪念性建筑总是要消耗较多的资源，用之过度会走向反面，引起反对或反感。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是常见的。远的不说，北京新客站本来以其规模和技术装备，就足以使北京人引以为豪了，再花近亿元投资去建一个毫无功能作用的顶楼，其后果如何，恐怕自有公论。
同时，历史纪念性必须承认历史。用毛泽东的“俱往矣”来理解，世界上没有不“往”的事物。对斯大林的“莫斯科项链”的一个批评，就是它的“定局性”。他试图建造一个永恒的理想国，一个历史的“顶峰”。他当然没有想到苏联的瓦解。但是，即使苏联不瓦解，他的继承人也必须承认，按照辩证法的理论，社会主义是过渡性的，是要发展的，社会主义的城市也必定是要发展的。把城市的规划和形象定得死死的，只会给后人带来困难，或者给城市带来混乱。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现在一些城市，争相建造世界最高建筑，也是很无聊的，因为你的“最高”还没有起来，别处又出现了更高的。在这方面追求“第一”，就会放松对其他重要方面的追求。
承认不承认多元化传统的存在，在今天看来好像不是个问题，其实也不见得。我又要举北京的例子，在北京要求“夺回古都风貌”的过程中，有的人看来，“古都风貌”好像只有一种单一模式，这就是故宫里面的大屋顶。于是，这种大屋顶，就从深宫“走向民间”，遍地开花，搞得不伦不类。而与此同时，那些至少是同样体现传统的民间胡同文化，却一步步被侵袭消除。即使有人想用新胡同来保持，也很难得到支持。
在这种多元化的文化传统中，有没有主流传统呢？对这个问题，我还没有得到答案。在我看来，在诸多文化传统中，应当至少有一种(或几种)对形成民族(和地域)性格起主导(或重要)作用的传统，就是主流传统。事实上，每个民族(地域)都有某些突出的性格，这种民族(地域)性格对创造民族(地域)文化起了重要作用，反过来也可以说，民族(地域)文化熔铸了民族(地域)性格，而这种文化也包括了建筑文化在内。以俄罗斯传统为例，那种随功能和地形需要而变化的“随意性”，可能比那种显耀性的金塔尖顶，更符合俄罗斯民族的性格。相反，中国人的观念比较崇尚平衡，所以中国建筑比较讲究轴线对称(但也不是绝对的)。此外，据说伊斯兰人爱以水井为生活中心，印度人的中心则是空的，西方人要求坚实的墙体，而日本人则把墙做成纸那样的轻浮，等等。
绘画、雕塑和建筑被称为三大艺术，这是古今中外皆然的。所不同的，建筑有它的功能性，而且制作成本高。在我国建国初期，对建筑艺术提出一些限制性方针(“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也是有理由的。时至今日，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我们仍然不可能像西方发达国家中有些建筑那样，为建筑艺术付出高昂代价。但这一切都不能否定建筑天然存在的艺术性或艺术功能。事实上，我发现，中国建筑传统中一个很可贵的地方就是它的简朴性。凡是参观过法国的凡尔赛宫，俄国的彼得豪夫宫，乃至美国一些富豪的私邸，把它们和中国北京的故宫相比，就可以看到这一点。这种靠建筑本身的比例、尺度、匀称、节奏、形制等来体现建筑美(或形式美)的做法，是我们的一大传统。这个“古”是非常值得“复”的，这种“形式”也是非常值得总结和追求的。我们既不应当把某种单一的建筑传统拿来不分时地地乱搬，也不应当因为反对这种单一传统而把所有传统都冠以“复古主义”而通通反掉。
然而，我认为，建筑的艺术性和技术性，还没有覆盖建筑性质的全部，属于更深层、或更高级层次的是建筑的文化性。它可以说是建筑的灵魂。建筑文化，作为社会整体文化的一部分，在熔铸民族(地域)性格的过程中，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建筑反映了社会的各种价值观念，包括哲学、经济和美学等的观念。我可以三个西方的教堂的例子来说明：一是巴黎圣母院，它反映了中世纪的宗教观念，教堂内部幽深阴暗，人们在这里寻求脱离罪恶的尘世，与天国交际；二是巴西利亚的国家教堂，在这里，阳光透过侧窗投入大堂，上空悬挂了天使的雕塑，象征着天国降临人间；三是洛杉矶的玻璃教堂，在这里，天国与人间已经没有界限，天堂就在人间。在这里，建筑体现的不仅是某种技术，也不仅是某种形式美，而是一种文化观念。
建筑有自己的语言体系，阿拉伯的拱券、印度的堵波(stupa)、中国的曲线屋顶、泰国的尖顶等都产生于本地区的自然和人文条件，并且和口语与文字一起，构成了本民族(地域)的独特的表述和交往手段。
建筑也有自己的营造或经营方式。封建社会中的师徒制、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合同以及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分工合作制等，都构成了一种隶属于社会运行方式的经营文化和人际关系。
建筑的文化性处于比它的技术性和艺术性更高的层次。就以莫斯科的项链珍珠为例。我们可以承认它的艺术形象属于俄罗斯的民族传统，但它只是俄罗斯传统中的一种，并且不见得是它的主流传统，这种传统所以被选中，与它的艺术价值无直接关系(尽管它们的设计师都是苏联当时艺术素质最高超者)，而是出之于一种文化价值观，即历史纪念性的需要。当这种社会价值观发生变化以后，同样一个艺术品就从“结婚蛋糕”变为“皮鞋盒子”而失去了它的文化价值。可见，建筑的民族性和地域性，不是一个纯艺术性的问题。建筑文化，既然能够反映和制约社会的生活模式、价值观念、语言体系和经营机制(哪怕只是一部分)，它就越出了某个专业的界限，而成为社会所关注的对象和课题了。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社会(包括媒介)还在很大程度上把建筑视为一种单纯的技术产品，或者带有某种美术价值的物质产品，而忽视其文化意义。现在难道不是早已到了应当改变这种态度的时候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