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出版不久的《希腊哲学史》第二卷的扉页上，有“敬献给陈康教授(一九○二――一九九二)”的题辞。作者在前言中写道，书中论述柏拉图哲学的许多观点，特别是在研究哲学史的方法问题上，均大大得益于陈先生的教导。所以将本书献给这位引导他们进入希腊哲学研究之门的尊敬的导师。哲学界大概都知道，本书作者之一的汪子嵩是陈康的学生，而其他三位作者(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可以说都是汪子嵩的学生。这样，这部《希腊哲学史》集三代学人的智慧，是格外令人注目的。
以往把整部哲学史看作是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史，希腊哲学史则表现为德谟克利特唯物论路线与柏拉图唯心论路线的斗争。写这种哲学史可以不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只从框框出发，抓住个别观点即可作出判决。五十年代出版的那部篇幅浩大的前苏联《哲学史》(第一卷)就是这种“判决书”式哲学史的典型。本书作者以史料为根据，在研究中得出，希腊哲学有一个从以自然为主要对象，转变到以人和社会为主要对象的过程，即“从自然哲学到人本主义思潮”的过程。作者写道：“将这种转变说成是什么唯心论起来反对唯物论，不是将活生生的哲学发展史加以概念化和简单化、庸俗化的一种表现吗？”(第二卷第52页)
令我特感兴趣的是，本书树立了清晰和谐的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形象。这两个思想家对希腊哲学的发展具有关键的意义。他们承上启下，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一部希腊哲学史的逻辑，希腊哲学中的那个“转变”，可以说都取决于对他们两人思想的认识和评价。
由于受前苏联学术观点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把苏格拉底、柏拉图定为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顽强敌人，反动的雅典贵族的代表。唯心主义哲学家的政治立场一定是反动的，几成为“公理”。我脑子中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形象曾一度受这“公理”的影响，对他们的所谓反民主派的政治立场大为不悦，判处苏格拉底死刑也是罪有应得。
本书详细考察了当时雅典的政治形势和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思想观点，再评判他们对民主派的态度，推翻了栽在他们头上的一切不实之词。
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确批评了民主政制，那是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惨败以后，民主制已徒有虚名，“人民领袖”多是一些惯于谋取个人私利的政客。推翻民主政体的“三十僭主”对雅典的颓势也无回天之力。既然民主制和贵族制都处在衰变之中，就不能根据倾向于哪一种政制这一点，来判断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政治态度是进步还是反动。苏格拉底的言行生动地说明，他批判的民主政体，与其说是蓄意推翻这种政体，毋宁说是为了改革它，为了复兴伯里克利那个伟大的时代。请听苏格拉底在《申辩篇》中的告诫：“我的朋友，你是一位雅典人，属于一个以智慧和力量著称于世的伟大城邦；可是你却专注于尽力猎获大量钱财和声誉，而不关心和思考真理、理智和完善你的灵魂，你难道不以为耻吗？”这种苦口婆心的批评能说是反民主政制吗？一个腐败的政权是听不进真理的呼声的。它已不能领会苏格拉底企图重建道德价值的目的，正是为了维护城邦的根本利益，宁愿将他视为一种异己的精神力量而置于死地。苏格拉底既蔑视雅典法庭对他的判决，却又忠于现存的雅典法律，不要求从轻判刑，大义懔然地走向死亡。作者根据这种矛盾心态真切地揭示了苏格拉底之死的意义：“苏格拉底被他所苦苦眷恋的城邦处死，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雅典的悲剧，是城邦奴隶制趋衰的那个时代的悲剧”；“苏格拉底以自己的死亡使他的精神和思想获得了真正的荣誉和永恒的价值。”这种见解的深刻就在于它把握了那个时代的脉搏和苏格拉底思想的本质。那种把苏格拉底说成主张建立贵族政权，图谋推翻民主政制的观点，既没有揭示苏格拉底之死的真实原因，自然也不能正确评价其死的意义。这除了研究者的思想倾向外，没有全面、精确地把握史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根据古代学者的一些间接转述进行推测，是一定要歪曲事情真相的。
柏拉图有感于贵族制民主制“都治理得不好”，便顺理成章地提出“哲学王”的主张。认为只有让有智慧的、懂得正义和善的贤人来治理国家，才能实现理想的城邦。由于“哲学王”、贤人只能出身于高贵的家族，于是，有人就望文生义地将他列为反动的奴隶主贵族的思想代表。这种定性不符合柏拉图自己的见解。他说的“哲学王”是指有智慧的哲人，有好品格的贤人。他真正主张的是贤人政制。这种政制在他看来还没有存在过，所以才有“理想国”之称。世称柏拉图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理想主义者，如果他主张早已存在过的贵族政制，那是和“理想国”的名实不符的。
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确是唯心主义哲学家，但他们在哲学上掀起的新思潮，把人和社会作为研究对象的思想观点，既符合社会进步的要求，也符合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硬说他们主张贵族政制，不过是为某种研究模式的需要，并无史料上的根据。
本书旨在追寻希腊哲学的内在逻辑，写出哲学范畴的逻辑发展史，所以它注重对原著的精细分析。为此目的，在写作方法上也十分讲究，哪一种写法更有利于分析原著就采用那一种方法。对柏拉图对话的研究采取一篇一篇地介绍和论述的方法，而不是按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等分门别类地论述，就是著例。汪子嵩老师早在范明生著《柏拉图哲学述评》的“序”中，就比较了两种写法的长短。认为较好的写法是前一种，因为柏拉图并不是先有一个“哲学体系”才撰写对话的，而是随着对话中所讨论的问题逐渐形成体系。所以，一篇一篇地研究对话，更能显示柏拉图思想的发展过程，更能将他所使用的范畴的内涵说清楚。柏拉图的相论(Theory of Ideas)就有一个前后期的“同”“异”问题。只有通过逐篇研究，才能清楚地见出它的发展线索：从“相”和具体事物的对立，逐渐过渡到打破这种对立。亚里士多德关于形式和质料相结合、形成一个统一世界的学说，就是柏拉图后期相论的进一步发展。可见，这种按对话先后逐篇分析的方法是符合范畴发展的内在逻辑的。不过这里也有一个是否善于做这类分析的问题。现代西方希腊哲学史家格思里，虽然也采用逐篇研究对话的办法，但如本书作者所指出，他未能将各篇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讲清楚。这样就难于见出柏拉图思想的系统和他所使用的范畴的逻辑发展。
富有思想意义而又体现作者严谨学风的，还有范畴“相”的翻译问题。
陈康先生在《巴曼尼德斯篇》的译注中第一次将柏拉图的“idea”译成“相”，将柏拉图的哲学体系称为“相论”。解放后的哲学史著作将“idea”译成“理念”。本书第一卷根据译名约定俗成的原则，仍然沿袭“理念”这个译名。第二卷则采取陈康先生的译名，将“理念”改为“相”。
“相”作为哲学概念，别说一般读者有点莫名其妙，就是疏于希腊哲学的哲学工作者，恐怕也不知其所以然。但恰巧是这个“相”，最能表达柏拉图哲学的实质。柏拉图的idea是客观存在，是认识对象而不是认识本身。用“理念”来翻译“idea”，其弊病在于“念”有偏于意识的一面，是主观精神的产物。这就有背于柏拉图的原意。本书作者历史地考察了我国学者对idea的种种译名，如“观念”、“理型”、“原型”等等，一一分析了其优劣，最后才断定唯有“相”才符合柏拉图关于客观对象的含义，因为“相”是指所见的，具有客观性，而无主观意识的介入。“相”虽然不像“理念”那样一目了然，却正好可以避免望文生义，逼得你从上下文去确定它的意思。学哲学是一种艰苦的思想劳动，望文生义不可能产生什么哲学思想。所以这个“相”字正是哲学味十足的译名。
从“相”到“理念”，再回到“相”。这个译名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迂迥曲折，既可见出陈先生的哲学智慧，也可体会到本书作者治学的严谨。它已远远超过“一名之立，旬月踟躇”(严复语)的程度了。我由此想到，根据约定俗成的原则来定人名、地名、实物的译名则可，以此原则来定概念、范畴的译名则不可。前者无妨对对象的认识，后者则关系到对概念、范畴内涵的准确把握。例如，用“理念”来译柏拉图的idea，就易和黑格尔的“理念”范畴相混同。其实两者有明显的区别。黑格尔的“理念”既有客观的一面，又有人的主观精神的一面；它既是认识的对象，又是认识过程的产物。可见，这个译名问题不仅关系到对柏拉图哲学的理解，还牵涉到整个西方哲学范畴的逻辑发展，《希腊哲学史》的作者对他的辨析是完全必要的。
陈康先生对希腊哲学的研究贡献良多，但他来不及全面揭示希腊哲学的内在逻辑，而这正是他的学生继承老师的地方。本书作者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根据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三者统一的思想，在生动、丰富的希腊哲学中找出了规律性的东西。陈先生虽然是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但他那种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又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所必须遵循的方法。这又说明，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学术成果，是可以为马克思主义者所继承、吸取的。诚如胡绳最近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对非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在一定意义上吸取比否定更重要。”不仅在十九世纪马克思主义产生时是这样，现代同样如此。以为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学术文化均属否定之列，这种门户之见只能阻碍学术发展，最终受害的也是马克思主义自身。只有几条基本原理的马克思主义，也会变成不结果实的花。学术领域应该有不同学派，真理面前应该人人平等。
《希腊哲学史》的撰写起于一九八0年。那年春天，由汪子嵩老师牵头，在杭州召开了一个小型希腊哲学讨论会。接下来便是十余年的苦战。这十几年，国内学术文化屡遭商品大潮的冲击，其价值被一贬再贬，而以我辈引为骄傲的哲学被贬得最惨。但《希腊哲学史》的作者却有泰勒斯的怀抱。这位古希腊哲学家曾因贫困被人轻视，人们因此认为哲学毫无用处。但是，他运用智慧一下子获得了大量金钱。这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用意是要向世人表明，要搞点钱变成富人，对于哲学家来说是很容易的事，只是他们的抱负并不在这里。
我还了解到，在写作《希腊哲学史》的十余年中，子嵩师的学者风范不仅培育了其他作者的严谨良好的学风，而且建立了深厚的师友情谊。他们彼此尊重，虚怀若谷。子嵩师绝不以权威自居，事事处处听取大家的意见，善于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他坚持不当主编，而付出的心血最多。其他三位作者认为这部著作主要是子嵩师的劳动成果。这种在名利面前的互相逊让，我想也是和作者们的抱负是一致的。志在追求真理，别的一切自然都是次要的。当前不少著作的徒有虚名的主编，以及出了书就到法庭上见面的合著者们，他们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呢？
著名的康德研究专家郑昕先生曾经说过：“这么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搞希腊哲学的人怎么行？”郑先生的期望总算没有落空。而我却感到十分内疚。郑先生这句话的缘起同我自己的读书经历有些关系。
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的时候，曾受苗力田师的薰陶，对西方哲学史发生浓厚的兴趣。离开人大后，苗师还来信谆谆嘱咐，要踏踏实实做学问，不要吵吵闹闹。不久，我即去北京大学当任华先生的研究生，专业就是希腊哲学史。那是一九六四年，国内形势已山雨欲来。我感到陷在希腊故纸堆里有玩物丧志之嫌。带着这样的“革命意识”，找了当时的系主任郑昕先生，请求改变专业。那是在燕南园他寓所的客厅里，郑先生抽着烟斗，从容地听完我的陈述后便缓缓地站了起来，劈头就来了那句话。我想这是对的。中国是一个世界大国，古希腊是西方文化的发源地，我们理应搞出与伟大的共和国相称的希腊哲学史。但是，“文革”的风暴正起于北大，我的希腊哲学也就在吵吵闹闹中流产了。当我现在看到任华先生的另一个研究生陈村富(我与村富学兄还有一年同窗之谊)已深入希腊哲学的堂奥，再回想郑先生的那句话，怎能不感慨万分呢！
希腊哲学是一个说不完的课题。它以其丰富的思想和伟大的探索精神，吸引着世人的研究兴趣。即使是现在，我对它的热情也不减当年。当这部四卷本的《希腊哲学史》出齐以后，我有一个奢望：如能得到作者的许可，我极愿意将这部巨著改编为一部节录本，让更多的读者分享书中的智慧；而我，也可借此过一下希腊哲学的瘾。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沪上“芦沟晓月”楼(《希腊哲学史》，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著，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卷一九八八年一月版，9.00元；第二卷一九九三年五月版，31.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