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美国的1.5万名经济学家中，预测到此次金融危机者不到1％。 经济学界盛事――美国经济学会(AEA)年会，已在1月初召开，在这个著名经济学家齐聚的场合，一般人若想从他们身上找到解决不景气的药方，恐怕要大失所望：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经济学家布兰德(Alan Blinder)，在年会开幕当天就称，好消息是前一天股市大涨，坏消息则是股市上涨乃因人们误以为美国经济学会可提出什么灵丹妙药。
经济学家对这次金融危机事前无力预知，事后束手无策――有策亦是照搬上世纪30年代凯因斯(John M.Keynes)“扩大政府支出”的老套：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任命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罗默(Christina Romer)，目前开出的药方是“增加政府支出”及“减税”，这和凯因斯写给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公开信，建议“透过借贷而非对现有的所得课税，以融通政府支出，来增加全国消费力”几乎如出一辙(讽刺的是罗默曾研究过，美国后来脱离经济大萧条，并不能全归功于凯因斯式的政策)。
尽管不少经济学家还在“拥凯”、“反凯”间争论不休，部分经济学家已开始思索更深刻问题：经济学家为什么不能预见这波危机?
麻省理工学院(MIT)经济学家艾思摩古(Daron Acemoglu)日前发表文章称，有三个观念蒙蔽了经济学家：一是以为经济剧烈变动的时代已一去不返；二是以为市场会自动监督投机行为；三是以为大企业会自我监督，但从过去的安然(Enron)到这次美林、雷曼兄弟证明此认知“已被判死刑”。
艾思摩古还指责政策制订者“只从艾蓝德(Ayn Rand)的小说而非经济学理论出发来制订政策，”此话应是在暗批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格林斯潘是众所周知艾蓝德“自利至上”哲学的信徒。
其实包括艾思摩古，以及被其批评的格林斯潘在内，都把这次金融危机当成无法预测，2008年10月格林斯潘在美国国会作证时宣称，关联储的电脑模型与经济学家都没有预测到这次危机，言外之意是这个危机世上无人可预测到。
然而耶鲁大学(Yale)经济学家席勒(Robert shiller)，在2008年10月的《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上就曾说过：数年前在迈阿密，一位出租车司机就指着无所不在的建筑工地告诉他，到处都在盖房子，市场供应过剩，迟早会有大灾难。
当房价不断走扬之际，如艾思摩古所说，多数经济学家对此安之若素，据曾任职美国财政部的经济学家巴特列(BruceBartlett)整理的资料，曾事先警告美国房市已泡沫化的，只有席勒、利墨(Ed Learner)等少数经济学家(美国劳动统计局统计，2006年全美有1.5万名经济学家)，“结果根本没人听”。除了这些极少数外，为何多数经济学家见识，反而不如席勒口中的出租车司机?
席勒的解释是：一群专家讲的话不会离群体值太远，若发言和群体共识不同，可能会让其地位告终。但经济学家真如席勒所说，受到“群体思考”制约，则接下来问题是：为何多数经济学家思维都如此类似?
这不禁令人想起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经济学家也是事前无知、事后无力，只有当年参加国家考试、在经济学一科成绩不理想的凯因斯提出新主张，才挽回经济学一点颜面。不知这波仅次于30年代大萧条的金融危机，会不会有另一个凯因斯出来拯救经济(以及经济学)?
(摘自《商业周刊》)
(责任编辑／袁 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