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我每到一个城市，有三个地方必去：咖啡馆、教堂和墓地。 从巴黎西北开车，不用一个小时就到奥维尔小镇。直通小镇的河滨公路，如今成了一条印象派的朝圣之路，沿途立着一块块醒目的指示牌，牌子上贴着一幅幅名画的复制品，提醒游人：毕沙罗、塞尚、科罗、凡・高等印象派大师，当年曾在这里作画。
在寂静冷清的奥维尔墓园，一堵灰色的石墙根下，立着一对矮不过膝的朴素墓碑，墓上爬满绿色藤蔓，从远处看去，两座墓碑像是从一个双人睡袋里钻出的两只脑袋。
这是兄弟俩，哥哥是凡・高，弟弟是提奥。
上大学时，我读过《凡・高传》和凡・高兄弟的书信集，既激动于哥哥的疯狂灵感，又感动于弟弟的持久亲情。
说凡・高“只爱艺术，不在乎金钱”并非事实，他一辈子都梦想发财，相信自己能够发财，认定自己能举办画展养活自己，并能偿还弟弟为他支付的生活费。
凡・高在临死前，还跟弟弟许诺：“我或者用钱，或者用命来偿还。”最后，凡・高用了后者，并且索去弟弟的命。
1890年7月29日凌晨，37岁的凡・高在奥维尔咽气，6个月后，提奥撇下家人，安息在哥哥的身旁。
没有提奥，就没有凡・高；如果没有凡・高，提奥的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总之，他俩的名字是不可分的，就像他们的墓，缺一不可。
在罗马的西班牙台阶东侧，有座两层的“小红房”，那是济慈、雪莱纪念馆。
台阶上的游客密密麻麻，光顾纪念馆的寥寥无几。想来，在崇尚物欲的消费时代，诗人的友谊很难成为主旋律。这两位英国诗人都葬在罗马新教墓地，或许因为他们，当地人叫它“英国墓地”。
1820年秋，身患肺结核的济慈，接到雪莱发自比萨的盛情邀请。他离开伦敦，几经辗转，11月初抵达罗马。由于旅途疲乏，他和陪同的好友、画家塞维恩在“小红房”租了套客房暂做休整，结果一病不起。
塞维恩心怀惊恐地陪他度过了最后的日子。一个月后，济慈病逝，葬在新教墓地。两年后，雪莱海上遇难，他的遗体虽被火化，但他的心脏被带回罗马，与济慈为邻。
“葬在如此甜蜜的地方，让人爱上死亡。”雪莱生前曾浪漫地说过。
济慈死后56个春秋，那位与他情同手足的英国画家塞维恩，也回到罗马与他永远相伴。
他俩的墓碑并肩而立，就像长眠奥维尔的凡・高兄弟。在两座墓碑中间，还有块很小的石碑，据说是塞维恩的早夭的孩子。
不知为什么，望着这三座墓碑，我忽然感觉自己发现了一个秘密，忽然萌生出一个几乎让自己落泪的莫名念头：这个婴孩并没有死，肯定活在某个只有这对挚友才知晓的无人岛屿。
济慈的碑文，是他的遗言：“此地长眠一人，其名以水写成。”
在我看来，诗人说的“一人”，就像基督教中“圣三位一体”：诗人，画家，友谊。这是世界上最高贵的友谊，是人类曾经拥有却又失去了的美好情感。
在德国图林根州的魏玛古城，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公侯陵。墓地里有一个圆顶教堂，里面安息着一对伟大的友人――歌德与席勒。
在魏玛的民族剧院门口，这两位“狂飙突进运动”的领军人物至今并肩站立，雕像的基座上写着：“诗人伙伴歌德和席勒――祖国”。
当然，歌德与席勒的友情并非没有遗憾，他俩不像雪莱和济慈的惺惺相惜，也不像凡・高兄弟那样相依为命。当时的歌德声名显赫，享尽荣华；席勒则是身陷窘迫，四面楚歌。歌德确实帮过席勒，邀他移居魏玛，帮他买房，资助他写作，并受席勒的天才激发，创作《浮士德》的第一卷。不过，歌德在创作上不像席勒那么坦率，即使在两人推心置腹的时候，也不向席勒透露自己的写作计划。
席勒英年早逝，贫寒的妻子把他葬在一个平民的合葬墓穴，后人甚至分不清哪个是诗人的头骨。二十年后，歌德出于怀念，从墓穴里挖出的一堆头骨中挑了一个最大的捧回家，后来把它葬在魏玛最尊贵的公侯陵内。歌德死后，没跟家人葬在一起，而是安息在席勒身边。
雪莱曾在诗中写道：“死亡是这般庄严，安详，如同这静夜温柔无畏；像一个在墓上玩耍的好奇孩童。于是我想：死一定掩盖了诸多神秘，不知人类是否真有美梦存在？”
其实诗人是知道的：在真情的墓园，在寂静的地下，藏着人类最神秘的梦――友情。■
（张源荐自《特别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