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社会，穷苦人家一到年根儿，催租的要账的便找上门来，好不难过。正因为过年如同过关，老百姓才称其为“年关”。现如今，人们的日子普遍好过了，过年对大多数人来讲，不再是什么关，所以，“年关”的说法也就不多了。其实，这年还是有“关”的，不过这“关”不再是上门催租要账，恰恰相反，而是登门送礼；需要过“关”的也不再是普通百姓，而是某些有职有权的干部。
有人送礼不但是道“关”，而且是一道不大好过的“关”!因为有的礼十分贵重，贵重得有些吓人；还因为有的礼的性质似乎已经远离了礼节的本意。更重要的是，许多收礼人没把收礼收钱当做考验自已的“关”，不但丝毫没有防备，还多了几分欣喜和荣耀。
这道“关”不好过的理由还有：一是送礼者选择的时间好。逢年过节，是喜庆的日子、吉利的日子，这不但给送礼者平添了几分勇气，也给收礼者增加了几分理由。二是送礼的名目好。一年到头，周而复始，一年的经济账到年底要结，感情账难道不该结吗?当然不会说是感情账，那叫“人情往来”。你再大的领导，再讲原则，难道就不念人情?至于第三，是人家主动送上门来的，又不是跟人家要的，这很有些顺理成章的意味。
然而时间选择得再好，收礼的理由再充分，一旦犯事，礼都只能成为受贿的证据，犯罪的事实。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而某些人却偏偏忽视了这一点。慕绥新曾这样忏悔过：“我在沈阳市任职的4年中，有180余人逢年过节以各种名义给我送钱送物达600余万元。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把这种送礼行为看做是‘人情往来’而坦然待之。”翻开一些贪官的案例，具有慕绥新这样经历的大有人在。他们受贿的金额不同，受贿的情节各异，但受贿的时间大都在逢年过节，而受贿的名目则无不是人情往来。
可见，年关即便不是收礼受贿的高峰期，也是一些干部由公仆转变为贪官的“转型期”，不能不引起足够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