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W.葛利普(1870～1946)美国古生物学家,历任哥伦比亚大学、北京大学教授,有“中国地质学之父”之称。 葛利普坐着轮椅,手持美国国旗,横挡在地质调查所门口,这个67岁的美国教授正以一己之力,试图阻止日本人接管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
这一幕场景,发生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北平。面对强横的士兵,学者的努力并未成功,但后世的学人,一度将此称为“阿基米德式的反抗”。
这场发生在中日之间的战争,原本和这个美国人无关。1920年,时任地质调查所所长的丁文江,聘请这位世界顶级的地质学家到中国任教,目的在于为地质学尚处于萌芽阶段的中国,培养最优秀的人才。
葛利普并未辜负丁的信任,他把自己后半生所有的精力,都托付给这个遥远、陌生而又落后的东方国度,为中国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他的一系列学术活动,也刻上了浓厚的中国烙印。
1922年,在浙江一带考察的葛利普,将距今8亿年至5.7亿年,以细菌和蓝藻为主要生命的地层年代,命名为“震旦纪”。这个现今国际通用的地层年代名称,原本是古代印度人对中国的称呼,意为“日出之地”。
1931年,他将浙江长兴的“二叠世至三叠世国际地层标准剖面”命名为“长兴灰岩”,这也是唯一用中国地名命名的国际通用地层名。人们耳熟能详的“北京人”化石,也是他命名的。
有一组数字为证:从1920年来华,到1946年病逝在北平,葛利普在中国整整26年,培养了270多名地质工程师,其中的22人,日后成为中科院的院士。
他是如此热爱自己的讲台,抵达中国的第二天,葛教授就迫不及待地要求上课。其时,北京大学时有拖欠教授薪水的状况,许多教授集体罢教。但北大校长蒋梦麟却回忆道:“这个外聘的洋教授(指葛利普)虽然近半年没拿到薪水……可见到我不但没有怨言,还一个劲地催我快开课呢。”
最多的时候,他一个学期要开5门课程。晚年的葛利普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但无论什么样的天气,学生们总是能准时在教室门口,见到这个坐在轮椅上的身影。
在学生们眼中,这个美国教授上课时的激情,如同“长江大河,一泻千里”。他经常这样告诫年轻的中国地质学者:“在这个国家里,你们是发展这门科学的先锋,你们是给正在建设的大厦增添经得起风雨的砖石呢,还是增添经不起时间考验的砖石?”
对于葛利普,季羡林曾这样评价道:“中国地质学和古生物学能有这样的成绩,我们要归功于葛先生……有葛先生这样的外国教授,是我们中国大学的光荣。”
可中国也被葛利普视为“自己的光荣”。来华后,除了1933年代表中国去美国参加第16届国际地质大会,26年中他再未离开中国,他生前多次要求加入中国国籍,但始终未能如愿。
对于日本侵华,美国老头表现出了“不亚于任何一个中国人的愤慨”。他逢人便说:“我要给我的朋友罗斯福总统写信,如果美国再不对日宣战,我就和他绝交!”
最为动人的一幕,发生在北京大学南迁之时。因为身体状况,葛利普无法随校南行。当学生向他辞行时,他深情地说:“告诉南边的朋友,我为中国的前进祝福。”言罢,“老泪纵横,呜咽不能成声”。
随后,他与中国人民一起经受了巨大的苦难。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始终不愿与日本人合作的葛利普也被关进了集中营。4年后,日本投降,学生在狱中找到了他。此时,老人的神智已经不太清醒,他的第一句话却是:“你是我的学生吗?”
1946年,葛利普病逝于北平地质调查所的办公室里。在离世前,这个美国老人留下了最后一个愿望:“我死后,请把我葬在中国。”
他终于如愿以偿。学生们将他的骨灰归葬于北大沙滩地质馆前院,这里亦是葛氏生前讲学之处。那些年里,许多新入学的北大地质系学生,都会到墓前深鞠一躬。
周余然//摘自2010年3月31日中国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