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快餐店的员工不止一次地问我，为何善待那些没钱吃饭的人?我坦诚地告诉他们：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独具特色的深圳快餐救了我!我相信我所帮助的，也一定有和我当初的情形一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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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武汉的一所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家乡湖南岳阳的一家自来水公司做管道维修工。我不甘心于整天跟扳手、钳具等简单工具打交道。三个月后，也就是1999年12月，我来到深圳，在一家行业报社做编辑。
在那里，虽然工资不是很高，工作却很开心。可是，好景不长。一年后，报纸因违规操作，被新闻出版部门吊销执照。报社解散，领了最后半个月的400工资，我重新加入找工作的茫茫人流。
那时的深圳，找工作已不像我当初来喇口么容易。在人才市场，一条启事吸引了我：某大酒店特从台湾请来高级按摩技师，开办培训班，招聘形象好气质佳的青年男女40－50名，培训半个月后，将被安排到星级酒店上班，底薪3000元，加提成。
这自然是一条颇能让人心动的信息。在罗湖区一家四星级酒店14楼，我有幸成为40多名学员中的一名。我想，能在四星级酒店租房办班，肯定不会有假。培训班负责人是个帅气十足的年轻人，自称姓胡。胡老板跟我一交谈，觉得我谈吐不俗，就对我说：“小伙子，你就当班长吧，其他学员培训费400元，你只交300元。”我当然心花怒放。为打消人们的疑虑，启事要求，在授课的第三天再交培训费。我想，这样更不会有错了。
开课了，从“台湾”来的技师传授的按摩技术果然不错，人还挺幽默，大家在轻松愉快中，只想学好技术，早些上岗。
第三天上午，按要求，所有的学员都交了培训费。胡老板说，等到学习结束，就开正式发票，并安排上岗。我为自己当了“班长”，省下100元钱而沾沾自喜。
下午，上课时间早到了，可是胡老板和老师都没有来。我因为是班长，就受大家之托，到电话亭打胡老板的手机。关机，再打，还是关机。“也许老板有急事吧?”我这样给大家解释。
第四天，胡老板和老师依然没来。再打手机，依然关机。人们急了，有性急的人就打了110。
警察赶到，问完情况，就去找这家酒店经理。酒店经理也急了：“我也正要找他收房租啊。”酒店经理说，酒店只跟胡老板签了租房协议。按常规，租房应先付部分定金，可是胡老板说，他们的学员第四天才交培训费。培训费一交，就一次性结清房租。酒店经理看胡老板谈吐诚恳，加之现在生意不好做，就答应了。更要命的是，经理想到对方办的是正规培训班，连对方的身份证都没看，谁知……骗局就这样发生并结束了。有学员怀疑我是骗子的“托儿”，我有口难辩，好在警察问了我一些问题后，知道我也是受害者，才给解了围。
更为要命的是，此时我的口袋中已是所剩无几。我没有钱也没有脸回家见父老。三天后，我终于用最后的五元钱买了一份快餐。一番饕餮，我有了末日来临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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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商厦张灯结彩，彩练飞舞，手表上的日历指向2000年12月31日，迎接新千年的喜庆气象映入我的眼帘，瞬间却幻化成一幕葬礼场面。
两天了，我只靠顺手牵羊来两只烧饼充饥。“不能这样饿着肚子走进新世纪啊!”我忽然有了一种冲动，有了一种犯罪的心理。就在这时，我想到了遍布深圳的快餐店。
这时是下午六点，快餐店生意正旺的时候。在上步中路的一家快餐厅，我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随众多的食客，要了一份盒装米饭，然后，和别人一样去看自己爱吃的……就在这时，我找个机会，端着一盒白饭悄悄溜走了……
这就是深圳的快餐：米饭往往是让你随便吃的，一般只有选择了你爱吃的菜时，才付钱。我正是钻了这样一个空子。饭是蹭到了，可我的心一直在流血。你知道一个西装革履的大男人，那会儿是种什么感受吗？我是在做“贼”啊。我真想给自己两记耳光，可是没有，我只是一遍遍地默念着：贼、贼、贼、贼
早点是没有空子可钻的，那就免了吧。就这样，每到中餐和晚餐时间，我就找地方去蹭白饭，然后，用凉水把头发弄湿，“不卑不亢”地去应聘。整整一个星期，如果不是独具特色的深圳快餐，我也不会捱到终于有一家广告公司接纳我的那一天。听了我的介绍，好心的经理提前支给了我100元工资，我才结束了做“贼”生涯。
“深圳是诞生奇迹的地方。”不久，这句话在我身上也得到了验证。
一天晚饭后，我一个人在莲花公园散步，几个孩子正在游乐设施上玩耍。想到自己一个人漂泊在外，想到刚刚接到深爱的女友打来的电话：她要嫁给一个做首饰的福建老板，我的眼眶有些湿润。这时，只听“啊”的一声，抬头一看，一个四五岁的男孩从一米多高的游乐架上摔了下来，我本能地一步跨过去，两只手接住了男孩，放下小孩，我自己已出了一身冷汗。这时，附近的一个妇女跑了过来，连连对我说“谢谢”，她是男孩的母亲，我们简单地聊了些家常，她姓方，东北人，在一家制药厂工作。临走，妇女要了我一张名片。她还说，以后如果再见面，就叫她方经理。
过了一个星期，我接到了方经理的电话，她们制药厂要打广告，问我们的公司能否拿出一个方案。我当即打的来到位于南山区的这家公司。这时我才知道，方经理的丈夫是这家公司的老总，她自己是企划部经理。
半个月后，我的第三套方案终获通过。跟媒体签完协议，100万元的广告费就打到了我们的账上。我除了拿8％的提成外，老总一高兴，又重重地奖了我一笔。在深圳，这笔钱根本算不了什么，然而，对于我，其意义不仅在数目上。就这一转眼间，改变了一个一文不名的小小设计员的人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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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后，在老总极为不解的目光中，我给老总递上了辞职报告。
接着，招兵买马，在繁华的东门开了一家快餐店。是深圳的快餐救了我，我也要做快餐，不仅当成一份事业，没准，也能给一些如我当初一样落泊之人一些帮助。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
到深圳火车站呆上一会儿，你便会慨叹不已：每天有多少人向这里涌来；每天，又有多少人从这里出去。来的人，心里揣着的是各种各样的梦想；走的人，除了出差、旅游、探亲以外，更多的是实在呆不下去、梦断淘金路，不得不借上一些路费打道回府的。
后来，还果然遇上了一些像我当初一样蹭白饭的，有几个甚至被员工抓住了，这时，我会走过去，对他们说：“你们付了钱，为什么不要菜呢?”然后，就让师傅给他们的饭盒打上菜。
再后来，我在福华路开了一家分店，遇到如此情况，我还会如法炮制。不是我有多高尚，我把它看成自己对当初的忏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