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中央政府在官方网站公布了一个决定,取消和下放314个项部门行政审批项目。这已经是政府11年来第六次作出类似行动了。事实表明,政府权力过大,高度介入市场已经严重阻碍了商业的发展,鉴往知来,确实应该给市场松绑了。
近日在杭州的桂花树下喝茶,有人问我:为什么现在的有钱人都不愿意干商业了?为什么那么多的人移民、投机金融、投机地产、炒古董?这个话题,在干燥的秋天谈起来太让人火了。
唐朝前后将近300年,是中国文明记忆中一段精心雕刻过的辉煌时光,历代以“盛”冠之的朝代。如果从经济政策来说,又以755年的安史之乱分为两截,前半段是空前宽松,后半段是集权垄断。
李渊开国的时候,国家又穷又弱, 需休养生息。于是,李渊大手一挥,把一切山泽税、盐税统统废罢,之前由国家专营的盐、铁、酒等产业全数放纵民众自主经营,民间一片欢腾。在农业税方面,唐代的税收是取1/50,远低于汉代的1/30。李渊的儿子李世民即位后,当月就下令把潼关以东的关卡全部停废,以让货物自由交易。
这些前所未见的轻税简政,无疑对工商业和地方经济的繁荣有重大意义,而国家的统一更为商业流通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市场空间。在国际贸易上,唐朝在北方打通丝绸之路,在南方开拓沿海港口,与3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商业关系。
然而,这种空前宽松和开放的景象到安史之乱后便戛然而止了,叛乱被平息后,中央银库被告消耗殆尽,治国者开始尝试盐铁专营,把各种资源统统收归国家所有,国营事业变得蓬勃发展起来,与之伴随的便是权贵经济的盛行。
在如此大环境之下,相对于国营资本的官僚资本的强势霸道,民间资本的流动也出现了日渐恶化的趋势,当时的商人出现了五种“理财路径”。
奢侈消费——挥霍于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许多富商大贾衣必文采,食必梁肉,奢靡无度。
交通权贵——以钱铺路,钻营为官,许多富商大贾“高赀比封君,奇货通倖卿”,积极谋取政治利益。在唐未,用钱买官已是司空见惯。
这是有原因的。在唐朝,《唐律》规定“工商杂类不预士伍”、“禁工商不得乘马”,而且商品交易只准在政府规定的“官市”中进行。到了宋朝,这些规定都不见了,商人子弟可以考科举当官,文人们都不太在意自己的商人家庭背景。这也反映了唐朝时,商人社会地位不高。
购买土地——靠工商致富的唐代富商大贾把大量资金用于购买土地,进行土地积聚,仍走着“以末致富,用本守之”的传统路子。代宗年间,大臣李翱在一道策问中说,在30年里,天下田亩被豪商兼并了1/3。到懿宗朝,已是“富者有连阡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
放高利贷——充满投机气息的高利贷产业十分猖獗,富商大贾与贵族官僚纷纷以此谋求暴利,并趋于剧烈。武宗在一则赦诏中指出:“如闻朝列衣冠,或代承华胄,或在清途,私置质库楼店,与人争利。”
囤积钱币——安史之乱后,富人的财富安全感越来越差,于是将大量钱币财富贮藏起来,造成社会货币流通的严重不足,朝廷多次下达“禁蓄钱令”,却成效不大。德宗时的陆贽就算过一笔账:过去一匹绢可以换3200文,现在只能换1600文,这不是因为税赋增加了,而是因为铜钱被囤积了起来。
由上述可见,工商业利润基本上没有向产业资本转化,不存在积累放大的社会机制,而是进入到了钱权交易市场、土地和高利贷领域,其后果当然是负面的,所以,到了中唐之后,经济治理就重现了两个周期性的大毛病:第一是土地的需求非常之大,土地兼并日渐成为社会顽病,最终造成贫富差距的拉大;第二是中央财政对资源管制的依赖度越来越大,终而造成对民间资本的压抑和剥夺,经济活跃度渐趋衰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