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层级；中心一边缘；弹性化 [摘要]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信息革命推动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演变呈现出层级化特征，工人阶级内部出现了不同以往的新的中心一边缘群体——标准就业与非标准就业的层级区分。在20世纪90年代的“新经济”中，所谓的非标准就业形式固然有助于降低失业率，但实质上降低了工人的阶级地位，是以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下降为代价的。
[中图分类号]F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10-0042—10
层级化概念是受依附论及世界体系论“中心一外围”概念的启发，以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为主要理论渊源提出的。本文围绕“层级”概念，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信息革命推动下工人阶级演变的层级化特征，揭示工人阶级内部中心一边缘的层级化区分所造成的职业和技能分布的变化。研究表明，中心一边缘的层级划分并非新时期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而是资本主义内部逻辑的体现，区别只是在于不同历史时期工人阶级内部层级化的状况不同。20世纪70年代以来通过信息化重组，形成了新的中心一边缘群体——标准就业与非标准就业的层级区分。
结合层级化特征的分析，本文对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中所谓美国“就业机器”的神话予以揭露。当时大量出现的所谓非标准就业形式固然有助于降低失业率，但实质上降低了工人的阶级地位，是以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下降为代价的。
一、层级化概念的理论渊源及其内涵
所谓层级，包含层次和等级两方面的含义；相应地，层级化（stratification/hierarchization）也包含着层次化和等级化两重意思。中心与边缘既是层次划分，也有等级意味。我们关注的工人阶级的层级化，就是指工人阶级分裂为中心和边缘这样两个具有等级差别的不同层次的群体。
1.层级化概念的理论渊源。
层级化概念，首先是受依附论及世界体系论中“中心一外围”划分的启示而提出来的。
依附理论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是其鼎盛时期。作为依附理论的扬弃、补充和发展的世界体系论则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中，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从以前发展主义的时间逻辑转向中心国家主导、外围国家依附的空间和地理逻辑，从以国家为分析单位转向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整体的关注。依附论者有各种不同的倾向和派别，他们对不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依附形式、依附和不平等的根源，以及摆脱依附的方针和策略等方面虽然存在诸多分歧，但在一些主要问题上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中心一边缘概念则是他们共同的理论分析工具。“中心一边缘”的划分有多种不同的表述，如中心一外围、宗主国一卫星国等。不管如何措辞，都旨在分析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间不平等的剥削与被剥削、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依附论学者认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不平等的中心一边缘结构，造成了不发达国家资本积累的不足，从而不断维持和再生产着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间的不平等关系。中心一边缘这一概念的提出富有理论创造性，并被一些学者扩大使用到其他领域中。我们在此提出的工人阶级演变的层级化特征，也是对依附论这一核心概念的借用。
层级化概念的另一个重要的理论渊源，是西方激进学派的劳动市场分割理论。这个理论对于劳动市场中不同工人群体分割的辨识与分析，构成了我们提出工人阶级“中心一边缘”群体层级划分的直接基础。
劳动市场分割理论也是多种多样的，12]其中由多林格和皮奥里（P.B.Doringer and M.J.Piore）提出的二元劳动市场理论（dual labor mar—ket theory）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他们按照雇佣和报酬支付特征将劳动市场分为主要市场或一级市场（primary market）和次要市场或二级市场（secondary market）。主要市场以结构性的内部劳动市场为主，其运行机制是制度规则代替了市场竞争，工会发挥了积极作用；次要劳动市场则与新古典经济学描述的劳动市场一致，企业按照劳动的边际贡献与边际成本的比较及时增减劳动力，并按照劳动的边际贡献或市场工资支付报酬。这两个市场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受到严格的限制，流动性很低。
戈登等“社会积累结构学派（SSA）”也是较早关注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的经济学者，提出了激进派的二元劳动市场理论。他们围绕“社会积累结构”这一概念，结合经济的长期波动，界定并分析了美国历史上自1820年以来的三种“社会积累结构”更替中劳动过程和劳动市场的三次结构性变迁或三个发展阶段，即最初的无产阶级化阶段（1820—1890）、劳动的均质化阶段（1890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劳动市场及劳动者的分裂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他们认为第三个阶段的劳动市场特征是和整个美国经济日益二元化相适应的劳动市场的二元化。经济的二元化特别表现在制造业中分化为两类完全不同的企业：一类是作为核心企业的大公司，尤其是高集中部门的大公司；另一类是作为边缘企业的广大中小企业，特别是低集中部门的中小企业。与经济的二元化相适应，劳动市场也二元化了，分割为一级劳动市场和二级劳动市场，两者的特征截然不同。一级市场指核心大企业的劳动雇员，他们的技术水平高，非生产雇员对生产工人的比重大，员工的平均收入比较高，福利较好，解雇率低，就业稳定；二级市场指边缘部门的工人，其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比较低，生产工人尤其是半技术工人的比重较大，平均收入水平低，解雇率和流动率比较高，就业不稳定。在这两类市场中，资本对劳动的控制方式也不一样。在一级市场，资本采取与工会合作的方式，工会代表工人与公司集体议价，工会放弃了一些权利，资方为换取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给予工人随生产率增长而增加工资的承诺。而在二级市场，仍然保持着早期的劳动制度即驱赶制度（drive system），大量使用工头和监工。
SSA学派为更贴近现实，又把一级劳动市场进一步区分为独立的一级市场与从属的一级市场：在独立的一级市场中，主要是从事专业工作、管理工作和技术工作的雇员，他们受过正规高等教育，报酬较高且工作比较稳定，掌握着应用范围较宽的一般性技能，大多数为白人男性；在从属的一级市场中，大多为半技术的蓝领工人或半技术的白领雇员，在具体的生产部门或管理部门中从事常规性工作，掌握的是适应范围较窄的行业内具体技能。 我们正是在“中心一外围”理论和劳动市场分割理论的启发下，从劳资关系的整体性出发，着眼于工人阶级内部的分化，提出“中心群体”与“边缘群体”的层级化区分，用以揭示工人阶级在经济信息化条件下的演变特征。
2.层级化概念的内涵。
对工人阶级内部不同群体的分裂及其后果，马克思主义者早就给予了注意，这种关注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对工人阶级的演变趋势应进行辩证的理解。例如，马克思曾针对英国工人阶级的分裂这样说过：“英国所有的工商业中心的工人阶级现在都分裂为英国无产者和爱尔兰无产者这样两个敌对阵营。普通的英国工人憎恨爱尔兰工人，把他们看作会降低自己生活水平的竞争者。英国工人在爱尔兰工人面前觉得自己是统治民族的一分子，正因为如此，他们就把自己变成了本民族的贵族和资本家用来反对爱尔兰的工具，从而巩固了贵族和资本家对他们自己的统治。他们对爱尔兰工人怀着宗教、社会和民族的偏见。……而爱尔兰人则以同样的态度加倍地报复英国工人。同时他们把英国工人看作英国对爱尔兰的统治的同谋者和愚笨的工具。……这种对立就是英国工人阶级虽有自己的组织但却没有力量的秘密所在。这就是资本家阶级能够保持它的权力的秘密所在。这一点资本家阶级自己是非常清楚的。”（essl）
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分裂也有着同样清醒的认识。如美国左派学者迈克尔·耶茨（Mi—chael D.Yates）在谈到当代美国的工人阶级时指出：“资本在积累过程中制造了工人队伍的分裂，同时雇主又千方百计煽动和利用工人的分裂，如资本积累造成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分裂、就业工人和失业工人的分裂，种族、性别、民族和宗教等的不同又加剧了这种分裂。在美国，最棘手的分裂工人的问题就是种族问题。奴隶制的残余从未被肃清，工会运动从一开始就深受其毒害。此外，直到最近工会运动一直是男人的运动，这也大大阻碍了工会运动去组织并团结整个工人阶级。”
我们提出层级化概念，只是着眼于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研究工人阶级内部构成的演变。实质上，这种层级化并不局限于工人阶级内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建立在资本和劳动之间固有的利益冲突基础之上，而在资本和劳动内部也分别具有层级的划分。”正因为整个社会体现为一个等级层次连续划分的整体，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最本质的阶级关系。
从概念上讲，与层级化乃至差别化相反的是均质化（homogenization）。所谓均质化，是指工人阶级在劳动过程内外诸方面如劳动技能、工资、福利待遇乃至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差别越来越小，而趋向于同一化的过程。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力量促成工人阶级的均质化和层级化。工人阶级的统一和分裂是不同社会力量起作用的结果，区别在于不同历史时期占主导趋势的是均质化，还是层级化。
工人阶级的层级化是指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工人阶级内部或主动或被动地分割为“中心群体”与“边缘群体”，以及这一“中心一边缘”群体的不断重组。工人阶级内部中心一边缘群体的分裂与重组，造成了工人阶级力量的分散和不统一。中心一边缘层级群体的划分和重组，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工人阶级演变的主要特征。
工人阶级内部“中心一边缘群体”的层级化，既在微观方面体现为企业内部的劳动等级制，也在宏观方面体现为整个社会中的一级劳动市场与二级劳动市场的分割。20世纪70年代以来工人阶级的层级化与信息革命的发展紧密相关，因此我们采用卡斯特的说法，称之为“信息化重组”。在信息化过程中，工人阶级内部的中心一边缘群体得到了重组，工人阶级的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二、中心一边缘工人群体的划分与信息化重组
曼德尔曾针对信息革命（他称为第三次技术革命）的生产力进步强调指出，信息革命使生产、分配、会计和运输等经济活动趋向于电脑化；这包含着削减每周工作时间的趋势，以及大力发展作为社会基本结构的集体协作的趋势。“社会面临着一次重大的选择：要么演化成‘二元社会’，其中一部分或多或少受到保护的、在经济扩张阶段甚至会‘短缺’的熟练工人，与另一部分在不同程度上缺乏保护的非熟练工人相并存；要么社会使劳动强行同质化，消灭失业，把每周工作时间缩短到30、24、20小时，提高教育、技能培训及再训练在生产者毕生中的作用。”
然而，在资产阶级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信息技术革命像前几次技术革命一样，最终只能成为资产阶级谋取高额利润和加强剥削工人的工具，结果必然是形成新的二元社会。劳动市场中出现了“核心工人、边缘化工人和非工人之间的新的划分……这些新的分工引发了这样一种情形：许多新的工作都因之而存在于第三部门，这些部门不仅通常是报酬低、工作安全性差，而且与此同时，由于缺乏充足的工作岗位，使大批个人不断从经济（和作为整体的社会）被边缘化。”经过三四十年的发展，曼德尔所说的后一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工人阶级内部的中心一边缘结构经历了一轮“信息化重组”后，得到了维持和强化。
本轮信息化重组的物质基础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调整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生产调整的趋势是弹性和分散，通过以低成本来生产多样化的产品对变动不居的市场需求做出及时的反应，保持资本积累的增殖能力。”这种弹性化和分散化造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过程朝着结构化劳动控制网络体系的方向演变，即通过建立结构化劳动控制网络，在一个大规模生产组织网络中把核心一边缘劳动力结合起来。其中：创新性研究和资本密集型技术集中在核心生产组织，利用数控的通用性机器和技术熟练的劳动力进行生产；边缘生产组织则负责标准化的劳动密集型生产，它们可能与核心生产组织属于一个公司，也可能是承接外包并依附于核心企业的其他企业。这些生产组织通常采用标准化机器和工资低廉的低技能工人进行生产。
20世纪70年代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劳动市场中形成的新的“中心一边缘”结构，并未彻底改变战后已经出现的“二元”劳动市场，而是以一种全然不同的面貌重新塑造或重组了这个市场。其主要特征如图l所示。 核心雇员群体由具有全日工作时间的雇员构成，这些雇员对于“机构的长久未来而言是主要的”。这个群体享有更大的工作保障，良好的晋级与技能再培训的前景，相对丰厚的工资、养老金、保险和其他附加的福利，同时也要求他们有更强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必要时可在不同部门和不同地区调动。目前，一般全时的和“固定的”，工作职位在美国所有就业人口中的比例日益缩小，已有四分之_以上的劳工从事的是临时性与非正规的工作——主要是兼职和临时工。
边缘雇员群体包含了两个不同的亚群体。第一个亚群体是具有一定技能的全日工作雇员，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易于找到工作，如办事员、秘书、日常的和次要的熟练操作工等。但由于很难得到晋升机会，这个群体具有较高的流动率。第二个亚群体，包括非全日制工人、不定期合同工、临时工和转包合同的受雇工人等等。这个群体比第一个亚群体的工作保障更少，具有更大的流动性。
当前的美国劳动力市场趋向缩减“核心”雇员的数量，日益依赖在市场上容易雇到又可随时解雇的劳动力，日益依赖不断扩大的转包业务，日益依赖临时工和非全日制工人。工会势力的日趋衰落，业已削弱了白人男性工人在劳动市场上的力量，但并没有使原本地位低下的劳动力如黑人、妇女、少数民族等获得更多机会，他们和一部分传统上拥有特权的白人男性工人一起被边缘化了。新的劳动力市场重新突出了弱势工人群体的脆弱性。
新的劳动市场结构使剥削非全日工作的妇女劳动力变得容易，令越来越多的低工资女工代替了工资较高的男性核心工人。转包和家庭劳动的复兴，也大大强化了在低工资和低保障条件下对妇女劳动力的剥削。这促进了跨国资本在更为广泛的空间范围内采取福特主义大规模生产体制的能力。劳动市场的这种女性化对于工人阶级的意义，一些女权主义者的认识最为深刻。他们指出，随着市场兼职工作和临时工作的增多，男性越来越受制于女性化劳动力市场条件。“当今时代，由于两性受到‘女性化’工作大范围重组的不利影响，工人阶级男性和女性的利益仿佛联系更紧密了。为控制女性劳动力在作持久的斗争，在最后一个回合中，大多数的女性和男性都失败了。资本是受益者。”20世纪70年代以来两性工资差异有所减少，美国1973年女性的中位小时工资相当于男性的63.1%，2003年这一比例上升为81%。但这种缩减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女性工资的提高，更大程度上是因为男性工资的减少，1973年男性中位小时实际工资为15.2美元，而2000年和2003年则分别为14.89和15.04美元。
劳动市场的信息化重组，甚至导致许多落后过时的生产组织再生。例如，有组织的转包不但为小企业的兴起开辟了机会，也在某些条件下使陈旧的手工业的、家庭式和家长式的劳动体制得以复活，它们甚至不仅仅是作为生产体制的一种附庸得以繁荣。纽约、洛杉矶、巴黎和伦敦这类城市“血汗工厂”的复活，曾成为20世纪70年代中期评论关注的事件，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不断激增。整个发达资本主义世界都记录了“黑色的”、“非正式的”或“地下的”经济的迅速增加，使得一些评论家认为在“第三世界”与发达资本主义劳动体系之间存在着一种趋同。
通过信息化重组，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经历了一次彻底的重构。为应对市场的反复无常和日益加强的竞争和赢利危机，雇主们充分利用工会力量已被削弱和劳动力过剩（失业或未充分就业）的有利条件，力图建立更加灵活的劳动体制和劳动契约。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从常规或标准就业向着非全日就业、临时工或转包劳动安排等非标准就业形式的转变。
三、非标准就业与弹性工作制度
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权力的日益增强，也反映在劳动市场和雇佣制度的某些变化上。变化之一就是所谓“弹性”工作制度被日益广泛的采用。
1.工作模式的弹性化趋势。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立起来的协调型劳资关系中，形成了所谓标准就业模式，主要体现为雇主与受雇者之间的社会契约。这种传统的契约首先以雇主对受雇者的承诺为基础，包括劳工权利的清楚界定、标准化的工作报酬、培训机会、社会福利，以及可预期的职业生涯模式（某些国家是以年薪为基础）；而受雇者则被要求对公司忠诚、恪尽职守，有良好的配合意愿等等。
在信息技术革命条件下，资本主义公司组织得以重组，加之全球性生产布局和竞争的刺激，工作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劳动过程中出现了劳动日益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的趋势。这种个体化趋势在形式上正是上一个历史时期的劳资关系模式中“工作薪资化”与生产社会化的逆转。工人阶级往往不再以有组织劳工的身份而以个体劳动者的身份面对资本，因而在劳动市场上对资本的议价力量大为削弱。
与上述趋势相伴而行的，是更为节约劳动力和资源的精益生产方法的采用，以及生产转包（subcontract）、外包或境外生产（outsourcing）、缩编（downsizing）、顾客定制（customizing）等新经营形式的流行。建立在信息技术基础上的社会与经济组织，以分散化管理、个别化工作和顾客（市场）取向等为导向，对工作和劳动进行重新分解与组合。新的信息技术在使生产过程、作业任务分散化的同时（无论是横跨几大洲，或是在同一栋大楼的不同楼层），又及时地在互动式网络里协调整合。结果是在竞争压力和技术推动之下弹性工作模式的出现。按照马丁·卡诺伊的概括，这种工作模式的日益弹性化体现为以下三个要素的变化。第一，工作时间：弹性工作意味着不受限于每周工作35—40小时的传统的全职工作模式；第二，工作稳定性：弹性工作是任务导向的工作，并不包括对未来就业的承诺；第三，工作地点：虽然大部分劳工仍然在公司的工作场所内劳动，但有越来越多的工人其全部或部分工作是在公司以外的地方进行，包括在家里、旅途中，或在转包或外包出去的另一家企业里。
这种工作的弹性化趋势主要表现为兼职工作者、临时工和自雇者人数和比例的增加上。下面我们分别予以考察。
（1）兼职工作者的增加。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资料，表1汇总计算了1970—2000年间全职雇员与兼职雇员的人数、比例和增长情况。表1显示，1970—2000年间，兼职雇员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一直在15%以上，1995年达到高点19%，其中，女性兼职雇员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一直在10%以上，1995年高达13%。女性兼职雇员占全部兼职雇员的比例，1970年以来一直在65%以上，1995年高达68%，表明女性兼职雇员已成为兼职雇员的大多数。全职雇员中，女性的数量也有快速的增长，1970—2000年问的年均增长率为3.86%，而男性的年均增长率则为1.5%。由于女性雇员的报酬一直大大低于男性，这一时期女性雇员特别是兼职女性雇员数量的迅速增长，必然会相对降低工人阶级的平均收入水平。 其他发达国家也显示了相同的趋势。据卡斯特提供的资料，在1983—1993年间，OECD国家的兼职工作者（大多数是妇女）在各国的数量和比例都有显著增加。在英国、澳大利亚和日本，兼职工作者占劳动力总数的20%以上，在荷兰甚至超过30%。这种弹性化是为人所称道的所谓“荷兰模式”的核心，荷兰是欧洲各国非全日制工作比例最高的国家；部分时间工作制在发达国家是一种较普遍的现象，但发展速度最快的是荷兰。
需要指出的是，兼职工作并不限于工厂和企业，它甚至被广泛应用于高等教育领域和其他高技能工作。各大学为降低劳动成本而加大聘用兼职、“助理”教职的比重，而且伴随着对教学过程的技术控制，这一行业劳动人员的“无产阶级化”日益明显。有论者指出，所谓的“后福特主义”，更准确地说是把福特主义普及到包括零售业和快餐业，甚至还力图把这种操作方式强行推广到教学和护理等部门，这也就是近二三十年来这些部门频频发生工会行动和罢工的原因。
表2整理了美国高等教育机构中全日制雇员与非全日制雇员在近三十多年的增长情况。可以看出，自1970年以来，非全日制雇员所占比重从21.9%急剧上升到2009年的49.3%，接近一半的雇员为非全日制雇员。经理、计算机程序设计师以及各种各样的专家也都纷纷采用兼职和/或临时方式雇用。
（2）临时工。
除了兼职工外，临时工也越来越多，使得雇主更容易雇用和解雇劳工。就经合组织成员国而言，在1983—1993年间，除了荷兰外，临时工比例都在上升。西班牙1994年临时工就业约占全部劳动力的1/3。就美国而言，虽然临时工所占比例较低，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得以快速上升。通过临时就业中就业的临时工迅速增长（参见下图）。
（3）自雇者。
根据卡斯特提供的资料显示：1983—1993年间，脱离工薪位置的自雇工作者在大部分发达国家都有增加的趋势，这种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进一步加速。这个趋势在意大利（大约占所有劳动力的1/4）与英国特别明显，但美国则稳定在较低的比例上。
综合来看，由于不同国家劳动立法、社会保障与税收体制等的不同，它们在工作安排上采用了不同的弹性形式。将几种弹性形式合并起来测量，将有助于共性的概括和进行国家间比较。卡斯特提供的合并计算结果显示：除了丹麦、美国与日本以外，其他国家（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澳大利亚）的非标准就业都有显著增加。这几个国家都有超过30%的劳动力属于弹性工作模式。相应地，由于实行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和“弹性”，所谓标准就业的固定工数量大大减少，如英国全日工作的固定工在就业人口中的比重从1976年的56%降至1996年的36%，即只超过就业职工的1/3。
卡斯特针对美国的例外解释道，因为在美国的制度中已经包含了劳动的弹性化，所以非标准化的就业模式就显得不很突出。这种内含于制度的劳动弹性化，可以通过平均单一工作就业年限的比较显示出来：美国的单一工作就业年限比其他大多数发达国家短，1995年美国任职于同一工作的平均年限是7.4年，而加拿大是7.9年，英国是8.3年，法国是10.4年，德国是10.8年，意大利是11.6年，日本是11.3年，荷兰是9.6年，西班牙是9.1年。即使如此，美国的非标准就业仍颇具规模，并日益扩大，劳动市场上大量工人成为可随意支配工人。从总体上估计，1987年，美国至少有2 900万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可随意支配地位，占总就业人数的1/4，20世纪90年代中期上升到1/3。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调查，只有1/5可随意支配的工人享受雇主提供的健康保险，而在正常就业的雇员中，其比例是54%。可随意支配工人的比例扩大是许多美国公司采取管理攻势等严厉手段的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美国工人实际工资和生活水平的下降。
2.美国就业机器的神话。
过去30多年来，发达国家的雇佣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全日制工作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工人从事的是所谓非标准形式工作——兼职、临时性、部分时制或合同工作——这类工作工资低、福利少或没有福利、工作缺乏安全保障。从事这类工作的工人很少能受到合法的保护，因为工作保障法和社会保险制度经常明确地把不能被称作雇员的人排除在外。实际上，当今的所有雇主都在或多或少地为工人提供非标准性的工作，许多雇主还表示他们将把这种形式的工作进一步扩大。现在几乎有1/3的劳动力在从事非标准性工作。尽管公司和雇主们大肆宣传“弹性工作”的所谓优越性，实际上从事这类工作的大多数工人仍然是非自愿的。
雇主们把工人称作独立的签约人或临时代理雇员，其目的是削减这些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剥夺他们的工作安全保障。在劳动力中实行非标准性工作制度，损害了曾一度稳定的雇佣关系，造成了工资和福利的下降。虽然这种非标准工作为一些需要在家庭、学校和其他责任之间进行平衡安排的工人就业提供了灵活性，但这种所谓的“灵活性”更多的是在为雇主赚取利益，易于裁减，而工人则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使用兼职工和I临时工，以及通过临时就业中心（包工商）雇工，即使用所谓合同工，都是用来控制劳工和削弱全职雇员地位的雇佣形式。因为兼职工、临时工和合同工的工资通常比全职稳定的劳工要少，往往没有退休金、健康保险或带薪假日等福利。
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历了一次较长的“繁荣期”，有关美国“新经济”的讨论非常热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失业率的降低，形成了所谓美国就业机器的神话。但这只是神话而不是现实。实际情况是，伴随着上述弹性工作制度的采用，劳动市场上的一大变化就是可随意支配工人数量的扩大。这使得美国公司大大减少了它们的劳动成本，并可根据市场情况有伸缩性地随时利用这种人力。这种劳动力市场雇佣制度的转变大大扭转了劳资双方的力量平衡。据统计，在1979年至1995年间，美国由于弹性工作制度而造成的4300万失业工人中，有2/3的工人被迫重新就职于低报酬和工作条件较差的临时工作岗位。对许多雇员来说，弹性成为容易被雇主解雇或工作时缺乏福利保障的委婉语。针对这种情况，法国作家菲利普·拉巴德曾讽刺说，“人们不断赞扬美国开辟就业的能力，而忘记了这种著名的就业机会的一半以上的受益者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目前在美国上千万的工人仍在从事报酬很低的工作，根本无法发挥其潜力：近3000万工人在从事助教、食品配制和服务员、柜台服务员、收款员、柜台和租赁职员、记账员、顾客服务代表、仓库管理员和填表员、秘书、普通办公室职员、装配工、商品分档员、助手、卡车司机、包装人员和苦力工作。另据美国劳工统计局预计，在2002年到2012年期间，增加最大的是以下十种岗位：食品配制和服务员、顾客服务代表、零售店售货员、计算机辅助专家、收款员、普通办公室职员、保安、护士、软件工程师、饭店侍者。其中，护士和软件工程师是仅有的两个明显不错的工作，而连这些工作也正在被成本意识很强的经理们迅速进行所谓的合理化。很难找到哪些工人没有不安全感，不用担心下一步可能被列入公司裁员的名单。而这种不安全感正是雇主提高剥削率的重要条件。
而且，在美国，有相当比例的年轻人被关在监狱中，其中多数为黑人。据统计，2004年底，美国监狱犯人总数世界第一，达226.78万人。黑人占美国人口的12.2%，但监狱中关押的超过1年刑期的犯人中41%是黑人。这些被监禁的“潜在工人”的人数相当于英国被监禁人数的4倍，西欧国家的6倍，日本的14倍，将这种监禁因素（潜在工人）考虑进来，美国成年男性（25—54岁）的就业率，并不比其他发达国家高，实际上，在1992年到1993年间比欧洲国家要低得多。以非标准化就业形式存在的大量可随意支配工人和数量巨大的监狱犯人，暴露了美国“低失业率”的真相。
总之，在我们看来，这种被主流舆论吹嘘为促进经济效率和扩大就业的弹性工作制度，不过意味着可随意支配的工人数量的扩大，以及这些工人的阶级地位的降低，收入和生活水平相对的有时甚至是绝对的下降。
[责任编辑 陈翔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