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是一个具有特殊人文地域空间特征的文化符号和文化标识。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进行文化符号学分层透析，研究认为：在器物层面上，地域人文特质浓郁的977项民族传统体育彰显具有“文化定义”的中华民族文化外延，凸显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物质文化生产之总和，是整个“民族体育文化”大厦的物质基石；在制度层面上，国家民族体育政策的制定、颁布及施行，从政治管理的艺术性和学科发展的学理性折射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发展脉络；在行为层面上，定期举办的各类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和各民族民间竞技游艺活动表达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 “竞技规范性”和“原生态常态”多元一体发展格局；在观念层面上，“民族传统体育”所扮演的群体生产、工具需要到处理和谐民族关系和处理人身心平衡的休闲方式姻蕴化育出来的价值取向、审美情趣、思维方式，凝聚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精神内核。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进行文化符号学分层透析，对于“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从“自然发展”到“科学发展”， 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涵的明了和外延的拓展，对世界体育一元化发展和世界体育文化多元化发展具有重要理论及实践价值。
关键词：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符号学
中图分类号： G 852.9文章编号：1009-783X（2012）04-0354-04文献标志码： A
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和研究领域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借助中国“民族识别”的理论与实践，区域性的研究突出体现在东北及内蒙古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和中东南地区。其研究主题涵盖地域文化特色，民族传统体育挖掘与保护、民族传统体育改革与发展[1]、民族传统资源开发与利用可行性论证[2]；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作为文化元素在扮演少数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构建的理性思考所具备的功能价值[3]；民族体育政策与和谐民族关系探讨[4]。若能借助我国民族识别理论与实践，依托文化符号学理论，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从文化符号学上进一步梳理和提炼，对于丰富世界体育文化宝库，实现世界体育一元化和世界体育文化多元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及实践价值和意义。
1依托民族识别理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涵的明了和外延拓展，文化符号标志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新中国成立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依据马克思主义民族定义和识别的轨迹与路径，1953年全国第1次人口普查时，经过识别和归并，确认包括蒙古、回、藏等38个少数民族；1964年全国第2次人口普查时，经过调查研究和识别，又确定了15个少数民族；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确定了2个民族。至此我国已经确定了55个少数民族[5]。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背景及习俗，按照费孝通的观点，我国56个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其折射出具有文化识别特征的中华民族[6]，与西方国家呈现出的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历史范畴“民族识别”具有质的区别性。民族识别是一个艰难的文化发展历程，赋予了科学与人文的诸多标识，赋予了政治的艺术性和学术的学理性。我国的民族识别首先依据马克思、恩格斯民族概念的三要素（民族地域、经济生活和语言）；其次依据列宁民族概念的三要素（语言、文化和地域），起决定意义的是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7]。民族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为便于工作和社会和谐快速发展，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6+1模式，阐述了我国民族的六要素即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8]。通过以上对我国民族识别和民族概念要素的阐述，结合我国传统视野对我国民族传统的界定，可认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识别”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是一种具有民族文化限定范畴的文化符号和标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提法是在文化层面便于工作性质的需要而衍生的，具有历史承传性和文化永恒性。民族传统体育从专业术科（中华武术）到学科（体育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其2大标志是1990年《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志》[9]的出版和1997年民族传统体育学被确定为一级学科体育学下属的4个二级学科之一。从民族发展的视野和学术发展的前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外延和内涵得到了拓展及丰富，文化符号标志取得突破性进展。
2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符号学剖析本质上是对人类文化的丰富
英国学者爱德华·泰勒（1832—1917）曾经给文化概念下过一个较有代表性的定义：“文化是一种包括知识、信仰、道德、法规、习俗以及所有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合整体。”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K.Malinowski，1884—1942）在发展泰勒文化定义的基础上，于20世纪30年代所著《文化论》，将文化分为4个层次（物质设备、精神方面的文化、语言、社会组织）[10]，其弟子费孝通得到极大启示，从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框架中分列出3类文化层次的需要，即基本（生物）需要、派生（社会）需要、整合（精神）需要3个层次[11]。从“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本质特征来看，马林诺夫斯基和费孝通对文化的功能和价值的分层诠释给我们极大的启迪，即“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在文化层次上，其本质是满足特殊地域空间范畴内人们生产（生活）需要、群体（个体）需要、工具（玩具）需要。“中华民族传统体育”赋予这3层面的需要伴随着时代功能的特征动态发展，形成一棵“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智慧之树”，这棵智慧之树包括的文化要素其根是永扎掩藏的民族传统文化；其茎是文化传播路径，具有文化交融性、涵摄性和整合性需求；其叶的茂盛程度代表着受“现代体育发展”影响的程度，茁壮和枯萎清晰可见；其花是依附于诸多节日庆典、婚葬嫁娶和生产劳动之余原生动态文化符号，其艳丽程度演绎着这一动态文化符号的发展历程。不少学者进一步探求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在本质特征上的功能及价值。如美籍华人余英时构建的文化4层次系统（物质层次、制度层次、风俗习惯层次、思想与价值层次）[12]，中国台湾学者李亦园构建的文化3层次系统（物质文化或技术文化，社群文化或伦理文化、精神文化或表达文化）[13]，中国大陆学者冯天瑜构建的文化的4层面系统（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或称意识形态[14]）颇具有参考性和借鉴价值。无论从何种视角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进行分析与剖析，以及“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所体现的特殊文化内涵的功能价值均可从冯天瑜先生的文化4个层面来实现人类对其文化符号学的认识，并将这一文化符号“符号化”，实现人类对其功能价值的权衡取舍，满足人类对传统体育文化的整合性需求，达到传统体育文化对人类文化的丰富，促进与人类现代体育文明和谐和包容。 3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符号学分层透析的文化皈依
20世纪流行于西方的现代哲学流派符号学代表人物恩斯特·卡西尔认为，人是符号的动物。人类生活的典型特征，就在于人能发明、运用各种符号[15]33。同时，马克斯·本泽，伊丽莎白·瓦尔特认为，人的意识过程就是一个符号化的过程，思维是对符号的一种组合、转换和再生的操作过程[16]，这使符号成为人类认识事物的媒介。依托“符号”和“符号化”这一经典理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就是人们借用“传统体育”这一文化符号认识其功能价值，利用“传统体育”的价值取向，满足人类对“传统体育”的动态功能需求。依托文化的功能（整合功能、适应功能、目标获取功能、创造功能、享受发展功能、社会化功能）和性质（继承性、时代性、民族性、世界性），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不是一个实体性的概念，其本质上是文化的，我们可以试从文化的器物层面、制度层面、行为层面、观念层面来审视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入剖析“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内涵及外延。
3.1器物层面——地域人文特质浓郁的977项民族传统体育彰显具有“文化定义”的中华民族文化外延，凸显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物质文化生产之总和，是整个“民族体育文化”大厦的物质基石
1990年出版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志》共收录“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977项，从器物层面上来看，收录整理的这些具有民族地域文化地理特征的运动项目在浓缩了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发展的娱乐休闲因子的基础上，凸显出的是具有“文化民族识别”民族文化符号。其文化符号标识和地域性特征浓郁、民族体育文化传播路径清晰、民族文化交融整合性特征突出、民族文化的聚集和辐射效应明了。可以这样认为，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本质是经济活动，977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折射出了历史上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融含摄，碰撞衍生的动态文化符号元素在和谐民族关系构建和民族融合上倍显其特质。众所周知，历史上农耕区养育出的以农业作基石的，礼制法规齐备、文物昌盛的农耕文化；游牧区繁衍着无城郭、礼仪，游牧为生，全民善战的游牧文化发展到新中国成立后，传统体育扮演的冲突功能在现代和谐民族关系和现代和谐文明中涵摄和淹没，以一种全新的民族和谐发展和包容展示民族文化特质折射出新的时代功能价值。用文化功能主义和文化传播学派的观点来认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其“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产生符合了社会发展的需求。在器物层面上透视剖析“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在发展的纵向维度上（社会化）其本质特征是发掘、宏扬其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在发展的横向维度上（现代化）其本质特征是促进与现代体育的和谐包容发展。“和而不同”纵横交相辉映，促进体育的一元化和体育文化的多元化。
3.2制度层面——各领导人对民族体育的关心和关注，国家民族体育政策的制定、颁布及施行，体育学科的发展路径拓展从政治管理的艺术性和学术发展的学理性折射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发展脉络
国家对具体事务的支持力度，可以从国家领导人发言、从国家元政策到基本政策至具体政策的制定、颁布和施行演绎出事业发展的未来途径及趋势。从国家领导人发言来看，朱德、周恩来、江泽民、胡锦涛等以各种场合突出对民族体育发展的关注[4]。从国家元政策来看，我国宪法第119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管理本地方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和体育事业[17]。”依据元政策，《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18]、《全民健身计划纲要》[19]、《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20]、《2001—2010年体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1]、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2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2001年修订版）[23]、《国务院关于加强保护文化遗产的通知》[2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25]、《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27]等从公共事业管理的刚性和柔性方面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制度层面作出了质和量的规定。
在学术的理性思考上，任何学科的设置、专业的开设、方向的修订若能迎合人们的需要、符合社会的需求，推动社会的发展，必将经久不衰，永恒发展，否则，必将布入历史的轨迹，仅留下人们参照的镜子，这是人们对文化进行理性思考和权衡取舍的标识。对于民族传统体育的学术理性，在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设立了民族传统学这一学科，作为体育学下属的2个二级学科之一。1996年，国家教育部颁布新修订的高校本科专业目录，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作为本科专业之一。这一文化制度层面的增设标志着体育科学的完善与健全，标志着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步入科学规范的发展快车道，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学科建设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3.3行为层面——定期举办的各类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和各民族民间竞技游艺活动表达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 “竞技规范性”和“原生态常态”多元一体发展格局
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共举办了8届少数民族运动会。自第2届民族运动会起，此后形成了每4年一届的传统。民族运动会的举办在办赛理念——弘扬民族体育文化、促进民族团结，赛事规模——扩大化与多样性，运作机制——规范化与制度化，社会影响——由国内走向国际4大特征和属性的基础上[28]，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作为国家级大型综合性运动会的竞赛规模和效应已成定势；其次，我国各少数民族地区也定期举办少数民族运动会，尤以“西部省份”颇具代表性，云南、四川、西藏的省（自治区）民族运动会的定期举办也展示出表演竞赛规范性特征，凸显竞赛规模效应；第三，西部旅游业发展较好的省份，将民族传统体育作为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作为旅游产业产品升级换代的重要元素也进入了旅游策划和规划专家的视野；第四，各少数民族民间竞技游艺活动在节日庆典、婚葬嫁娶以及生产劳动之余举办的各类型活动，凸显出传统体育开展“原生常态性”特征。若以竞赛的规模和效应来看，我国具有“举国体制”特征的全运会采纳的是用现代体育的方法和手段奠定我国的“竞技体育强国”之文化符号，而我国各类型民族运动会的定期举办和“原生常态性”的竞技游艺活动却凸显出中华民族“民族识别的文化性”符号特征。中华民族特色的民运会是“符号化”标志的写真，其派生价值是各民族借助民运会这一大舞台展示具有民族特色的“体育符号”，整合性展示出前台、幕后以民运会为契机的“现代体育发展”层、“民族文化产业”开发层、“原生常态培育”层3个层次的动态发展过程[29]。 3.4观念层面—— “民族传统体育”所扮演的从群体生产、工具需要到处理和谐民族关系及处理人身心平衡的休闲方式氤氲化育出来的价值取向、审美情趣、思维方式，凝聚为传统“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精神内核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涵——观念层面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得到诠释。1）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互助、民族和谐为标志，包容性发展，走“和而不同”的道路；2）促健康竞技意识的增强，健康竞技意识所体现公平与公正是体育文化的本质，是人类共同发展的价值取向，民族传统体育所展示的时代功能价值对文化内涵—观念层面”清晰、明了突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仁”的韵味，在以维护人类道德规范和完善社会规则体系为终极目标的大背景下，民族传统体育的价值核心理念应得到升华，尤其是诸多少数民族需要不断完善的健康竞技意识精神特质需要内化和升华；3）促进人类进化，人类在追求中进化，进化不等于“同化”，在文化交融涵摄，兼融并蓄的基础上，人们在发展中理性艺术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民族传统体育”应扮演从群体生产、工具需要到处理和谐民族关系和处理人身心平衡的休闲方式上转型和转轨，并承传出民族传统体育氤氲化育出来的价值取向、审美情趣、思维方式，民族传统体育折射出能增强整个国家和民族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的文化社会效益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精神内核。
从社会发展趋势来看，健身娱乐、康复度假等是未来更加文明、富裕社会的人的需求，体育健身、体育娱乐、体育旅游等将是最有生命力的服务业。民族传统体育作为富有时代韵味的体育形态，与现代体育比较而言，在未来的发展中具有比较优势，是人们步入生态文明休闲时代作出抉择的最好玩具。
4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符号化”认识的前瞻性意义
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符号化”认识拓宽了我国体育形态研究的视野和路径，对于我国和谐民族关系构建、阐释我国“民族识别的文化性”特征、探讨中西方体育文化差异、理清世界体育“一元化”发展和世界体育文化“多元化”发展、深究 “中国体育”在世界上扮演促进世界和谐与健康促进，扮演其中西方文化的整合和交融，扮演其在世界民族之林的“体育强国”形象及地位，具有强大的震撼力及涵摄效益。
卡西尔认为，人的使命是运用符号来创造文化，满足人类的不同发展需求、人不能成为文化符号的被动接受者，否则，人就成为其他动物，成为文化的奴隶。人类的全部文化都是人自身以他自己的符号化活动所创造出来的“产品”[15]31-53。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定义和标志为一种文化符号后，其目的是实现其“文化符号化”，“符号化”的目的是民族传统体育在促进和谐民族关系建立、和谐社会构建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国民体质强和竞技健康意识不断完善和提高；各民族竞赛表演项目均衡发展，在各类型运动会上各民族项目各自具有文化比较优势，参与竞赛和表演后备人才储备量大；民族体育在民族地区的普及与提高融洽、积聚与辐射效应均衡，为我国体育人口达到发达国家中上水平具有填补效益；民族传统硬件、软件、活件得到均衡发展，器物自主研发能力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智慧之树”文明程度高；民族传统体育产业发达。这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是民族传统体育符合不断适应人类发展和满足人类需求的可持续发展过程。
5结束语
1）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符号学审视其旨意是探析富有文化及地域特色的我国民族体育文化历程，从文化的范畴和层次来看，“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器物层面”已具雏形，977项民族传统体育彰显具有“文化定义”的中华民族文化外延，凸显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物质文化生产之总和，文化符号学标志明了；国家领导人对民族体育的关心和关注，国家民族体育政策的制定、颁布及施行，体育学科的发展路径拓展从政治管理的艺术性和学术发展的学理性折射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发展脉络 ——民族传统体育制度层面脉络清晰，折射出发展的趋势和路径；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 “竞技规范性”和“原生态常态”多元一体发展格局——行为层面上表达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与“西方现代体育”和谐发展是目标；“民族传统体育”所扮演的群体生产、工具需要到处理和谐民族关系和处理人身心平衡的休闲方式姻蕴化育出来的价值取向、审美情趣、思维方式，凝聚为传统“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精神内核。“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与“西方现代体育”相比具有比较优势，与现代体育“和而不同”是发展的路径抉择。
2）“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是一种文化符号和文化标识特征浓郁的文化要素。以文学含义而论，正如诗经、楚辞、先秦散文、汉赋、魏晋诗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奇峰叠现，在中华民族文化地域内后浪推前浪，凸显时代浪潮特色及韵味；以学术价值内涵论，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相互交融、此伏彼起，蔚为壮观，富含时代精神和特质。
3）分析和透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符号标志，对拓展我国基本体育形态及丰富世界体育文化具有不可分割的价值及意义，其发展的本质特征是将富有浓郁民族文化内涵的民族传统体育作为文化元素和生活元素更好地扮演为和谐社会构建的体育社会化、制度化、现代化、生活化、科学化角色。
4）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符号学审视，从世界体育发展的理性及感性层面上，对促进世界体育一元化发展和世界体育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5）民族传统体育与现代体育的融合，民族传统体育与现代体育加工、改造有利于提高人们对体育的参与度，对提高体育人口，丰富体育强国文化内涵是最佳的途径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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