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明初，一批日本僧人流寓云南，其中有姓名、事迹可考的，有机先、天祥、大用、昙演、斗南、镜中照、演此宗、桂隐、南江等数十人。他们于何时、因何到云南？学界语焉不详，本文试加论述。这些寓滇日僧写下了许多动人的诗篇，他们借诗歌反映自己在滇云的生活、交游和身为寓客的心声，为明代云南文学的百花园添色增彩，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在中日关系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
关键词：寓滇 日僧 诗歌 文化交流
云南虽僻处西南边陲，被称为蛮荒烟瘴之地，但早在明代初年就有一批日本僧人到达这里。其中有姓名、事迹可考的，有机先、天祥、大用、昙演、斗南、镜中照、演此宗、桂隐、南江等数十人。
日本诗僧长期流寓云南，写下了许多动人的诗篇，为明代云南文学的百花园添色增彩，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他们以诗反映自己在滇云的生活、交游和身为寓客的心声，其中的部分作品被沐昂收入《沧海遗珠》，及钱谦益《列朝诗集》、朱彝尊《明诗综》中。《沧海遗珠》卷四载僧机先诗19首，天祥诗11首，大用诗1首。《列朝诗集小传·闰集》载录日本8人，天祥、机先、大用三人赫然在目。《明诗综》卷九十五载录释天祥诗3首，释机先诗2首。
一
这批日本僧人于何时、因何到云南？机先在《金马朝晖》诗中说：“岂料长为南窜客，朝朝相对独为翁。”明代张继白《叶榆稗史》“弘圣寺东瀛僧天祥”条记载：“弘圣寺始建于南诏龙晟王，盛于大理国初。……明初，东瀛高僧纪先（当为：机先）、照寂、斗南、天禅、彦宗、洪幻、昙演、大用、天祥、天梵、原果至榆。……明初因事得罪，太祖平滇，贬属大理。安置众僧于弘圣寺”[1]（p493），明确说出他们是在明初被流放到大理来的。然因何事得罪？史载不详。揆之事理，公元十四世纪末叶，中国大地上正值元、明鼎革，改朝换代之际，一衣带水的日本正处于南北朝幕府武士争雄之秋，一批日本僧人作为使者来到中国。明朝统治者因日本使者“无表文”、“无国王之命”且“不奉正朔”及“表词不诚”等而恼怒，[2]（卷三二二《外国列传三·日本》）将他们安置在云南、四川、陕西等地。然有些文献于时间记载有误。李元阳所纂（万历）《云南通志·大理府古迹》称他们“元末迁谪大理”。更有甚者，诸葛元声《滇史》卷九称：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日本四僧居大理者，同日化去。……元末迁流大理，皆能诗善书，郡人怜而葬之。”[3]（p254）此说之误显而易见，“至大”属武宗海山年号，其距忽必烈至元年间才十余年，怎可以“元末”称之。对此，王叔武先生有专文《明初寓滇的日本僧人》[4]（p59-65）做了辨析。再则，稍有元史知识者皆清楚，元末日本不可能与中国有外交往来，更不会发生流放日僧的事件。史籍载：元世祖忽必烈两次远征日本失败后，中日官方交往断绝，“终元世，未相通也”[2]（卷三二二《外国列传三·日本》）。故元代中后期不存在日僧被迁谪云南的条件和可能。谴谪之事应发生在明初才对，具体应是洪武十五年（1382）朱明王朝平定云南之后。因为在此之前中原虽已归服，然而云南仍为元梁王所统治，梁王一直与明王朝为敌，不肯臣服，不可能接受明政府的政令，而明朝也不可能将这些“安置”人物发配云南。《列朝诗集小传·闰集》“机先”条云：“国初，日本僧入贡者，多谴谪居滇南，故沐氏得录其诗也。”[5]（p815）此说是。另，与日本诗僧往来酬唱的文人如逯昶、杨宗彝、胡粹中、平显、曾烜、楼琏等大多洪武间被贬谪云南、生活在沐英、沐春、沐晟父子兄弟执政时期（1383—1439），此亦可证。
二
《明史》卷三二二《外国列传三·日本》载：“胡惟庸谋逆，欲藉日本为助，乃厚结宁波卫指挥林贤，佯奏贤罪，谪居日本，令交通其君臣。寻奏复贤职，遣使召之，密致书其王，借兵助己。贤还，其王遣僧如瑶率兵卒四百余人，诈称入贡，且献巨烛，藏火药、刀剑其中。既至，而惟庸已败，计不行。帝亦未知其狡谋也。越数年，其事始露，乃族贤，而怒日本特甚，决意绝之，专以防海为务”。又《续文献通考》卷二百三十四《四裔考·东夷·日本》云：“洪武十七年，如瑶又来贡，坐通惟庸，发云南守御。”如瑶为日本僧人，胡惟庸为明初丞相，他“欲借日本之力”通敌谋逆。《明史》卷三〇八《胡惟庸传》所载略同：“（胡）遣明州卫指挥林贤下海招倭与期会”，洪武二十三年（1390）事发，“连及坐诛者三万余人”，“株连蔓引，迄数年未靖”。据此可知，某些日本僧人就是因受胡惟庸通倭叛国案牵连，成为替罪羊和牺牲品，而被流放发配到云南的。
万历间任云南布政司右参议的冯时可《傅公祠记》记载，傅友德第三子傅添锡因功被荐为明州训导，上任之初“时僧机先黠有谋，引倭袭明州，因诗通公。公得机先状以请，州乃设备，诱缚机先。用功升知大名府。”[6]（卷二十九）这是日僧参与倭寇侵扰中国的可靠凭证，后事败受俘，殆因此被谪戍边疆荒远之地。这应该是另一些日僧流放充军云南的原因。
当然还有些日僧因仰慕大理佛道精深、游方而来。李浩《三迤随笔》“明初高僧喜寓大理”条记载：“自高帝平滇，汉人纷至，南中佳境始为汉人知。大理本福泽之地，崇佛敬道，供养八方来僧。中原众僧，闻讯纷至苍洱，土人亦喜之。盖大理民家皆崇佛，外僧若留居大理诸村邑，皆出缘募化。……僧中亦有东倭僧八人，皆精汉学，亦能诗文，居弘圣寺。中僧天祥诗词皆精，常与叶榆诸士相和。盖唐鉴真高僧传教于东瀛三岛，至此崇佛为国教。八僧慕叶榆为古佛国而来，至，果如然。敬弘圣寺主持文渊大比丘学识深渊而留居。”[7]（p186）
玉笛山人《淮城夜语》“元末大理十大高僧”条记载僧本慧乃为：“东瀛游方僧。至正初，至龙尾城，时多疫疾。……学成，遍游名山。闻点苍奇秀，历代高僧辈出。至崇圣寺，习大止观，入七重妙旨。”[8]（p311）
三
这批日僧几乎都是埋骨异乡，长眠在距故乡十万八千里的云南这块土地上。据（嘉靖）《大理府志》、（万历）《云南通志·大理府古迹》载：“日本四僧塔，在（苍山）龙泉峰北涧之上。”所谓“北涧”，即绿玉溪的一条支流。日本四僧塔（当地白族百姓称外国和尚墓）原处于荒草凄凄的大理市苗圃园内。它西靠苍山龙泉峰，东朝烟波浩淼的洱海，北可眺望弘圣寺一塔，南临龙泉峰与玉局峰之间的绿玉溪。2002年大理著名旅游景点“天龙八部影视城”拓建后，将此塔圈在内，借此影视城内南边的“日本四僧墓”得到了全面的修缮和维护，现立有碑，题写了碑文。 这些日僧，不远万里来到云南，踏上了这块新奇而美丽的土地，目睹了这里雄奇的山川、旖旎的风光、四季如春的天气、纯朴善良的人民，不知不觉融入了、爱上了这里。他们毫不吝惜，发出由衷的赞美，笔下流泻出一幅幅美丽而诱人的画图。机先的《滇阳六景》[1]组诗，包括《金马朝晖》《碧鸡秋色》《玉案晴岚》《滇池夜月》《龙池跃金》《螺峰拥翠》，非常凝炼地概括了当时昆明风光的精粹，真实贴切，自然精准，饱含了异乡文人对昆明的真挚感情。
《金马朝晖》“画角声消残月白，阳乌影动早霞红”，描绘日出时的迷人景色。立于昆明东面的金马山看冉冉升起来的日出，一切都是那么清新秀丽，景色逼真生动。
《碧鸡秋色》“碧鸡西望水天虚，漠漠秋光画不如。翠壁烟华摇浪处，丹崖树色著霜初。”用“翠”“丹”两字统领颔联，先声夺人。中间加上“摇”“着”两动词，使动静结合，景色交融，造语有鬼斧神工之妙。
《玉案晴岚》：“山如玉案自为名，卓立天然刻画成。白昼浮岚浓且淡，高秋叠翠雨还晴。阴连太华千寻秀，影浸滇池万顷清。杖策何当凌绝顶，滇南一览掌中平。”刻画了玉案山的天然美景：白昼浮岚、高秋叠翠，阴连太华神秀，影浸滇池之水，如梦如幻，宛如玉案。
其《滇池夜月》云：
滇池有客夜乘舟，渺渺金波接素秋。白月随人相上下，青天在水与沉浮。遥怜谢客沧州趣，更爱苏仙赤壁游。坐倚篷窗吟到晓，不知身尚在南洲。
诗歌描绘了滇池夜月的绝妙之美，在迷人的月色之下，一切显得无比朦胧、神秘而和谐美丽。其刻画生动形象，比拟恰当。面对如此梦幻般的境界，令人浮想联翩，诗人想起了南北朝的“谢客”谢灵运，谢酷爱游山玩水，兴之所至，常邀人秉烛夜游；想起宋代著名文豪苏轼，苏曾夜游赤壁，与客人“扣舷而歌”，留下千古名篇《前赤壁赋》。作者倚窗吟咏，不觉拂晓，忘记了自己身在滇南、为客异乡。尾联与王维“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终南别业》）有异曲同工之妙。
另一位日僧天祥，号清远居士[9]，乐山乐水，寄情于苍洱山水之间。其《龙关水楼》也属诗中佳作，诗云：
此楼登眺好，终日俯平湖。叶尽村村树，花残岸岸芦。渔翁晴独钓，沙凫晚相呼。何处微钟动，云藏岛寺孤。
诗歌描写的是登临大理市南的龙尾关水楼所见：叶尽树枯，花残芦白，一副萧瑟苍茫的黄昏图画；渔翁独钓，沙凫晚鸣，寺钟微响，云藏寺孤，一片凄清寥廓，引人深思，令人难忘。诚如王叔武先生所评：“颔联中用叠字兼用颠倒句法，使景物顿现生机，如作平顺句‘村村树叶尽，岸岸芦花残’，则景物凋残兴味索然了”。[4]（p61）其脱胎于王绩《野望》“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然更胜一筹。
在长期的流寓生活中，他们与云南本土僧人和诸多被贬谪滇云的文化友人同病相怜，患难与共，相互扶持，互敬互爱，结下了生死不渝的友情。患难中的友谊，对于他们弥足珍贵，更重要的是可以让他们暂时忘却所受的屈辱、痛苦、惶恐。他们无比珍惜，并将这种深情厚谊诉诸笔端。天祥《呈同社诸友》云：
君住峰头我水濆，相思只隔一孤云。夜灯影向空中见，晨磬声从树杪闻。咫尺谁知多役梦，寻常心似远离群。今朝偶过高栖处，坐接微言到夕曛。
诗社中诸友，时相往来。分别时魂牵梦萦，相聚时畅谈忘时，亲如手足。他们相互唱和，互有赠答。杨宗彝有《谢斗南禅师惠竹杖》，诗云：
扶桑禅子下蓬莱，携得仙人竹杖来。瘦节只疑同鹤骨，虚心犹恐是龙胎。衰年正赖扶持力，异日须知变化材。不怕石头溪路滑，月明随意步苍苔。
竹杖虽属小物，但它来自千万里外的扶桑，难得就可想而知了。杨宗彝衰迈之年，得到这珍贵而实用的礼物，心里的高兴和感谢是难以形容的。
相聚是开心、愉快的，分别是痛苦、伤感的。天祥《赠李生》“异域无亲友，孤怀苦别离。雨中春尽日，湖外客归时……从今分手后，两地可相思。”吐露出挚友离别时的愁肠百结。日僧们有时思念相距遥远的中国朋友，不禁倚门眺望：“日落尚延佇，心随鸟飞翔”（机先《寄西山石隐》）。有时梦中欢快相聚，梦醒却留下满腹惆怅和落寞：“残睡惊来倍惆怅，可堪身世老南滇”（天祥《梦里湖上为孙怀玉作》）。机先《送僧归石城》“今朝又向江头别，目断孤云意万重”，抒写别时的万种愁绪。日僧是如此思念投荒生命中的中国友人，中国的文士又何尝不是在怀念日本诗僧朋友？曾烜唱出“别来应有惊人句，好寄东风慰所思”（《赠日本诗僧演此宗》）。来自中原地区的贬谪文士，即使远离滇云，戍满归乡后，还时常追忆往日亲切交往的画面：“唱酬蔬笋气，梦寐葛藤谈”（平显《寄演此宗》），并期望“殷勤为报圆通客，鹤背清风共往还”（楼琏《送镜中照上人兼柬斗南和尚》）。白族学者苏正与寓居大理感通寺的日本诗僧桂隐、南江过往唱酬，交谊颇深，其《寄荡山南江、桂隐》：“闻道二公居感通，怪来近日少相逢。林间泉落磐边磐，天际云横峰外峰。壁染莓苔阶近水，风翻贝叶户当松。诗成写寄禅关去，定有题回字一封。”苏正因久未见两位日本好友，甚是怀念，寄诗以通音讯，并向他们索取回诗。另一位白族学者苏楫有《寄寓感通僧桂隐》“一苇浮来自日东，夙缘相契得相逢。游心物外禅机熟，精律诗中语句工”。他们的友谊深厚，如合符契。中日两国文化友人从相逢、相识到相知，不正是上天的有意安排吗？共同的贬流，却玉成了他们不渝的友情和真情诗篇。
如果说好友离别是短暂的痛苦，那么永诀就是心上永远的痛，足以让人心碎肝裂，痛不欲生。天祥的《哭宋士熙》：“众山摇落日，那忍哭先生。老眼非无泪，深交最有情。”机先的《挽逯光古先生》：“昨日来过我，今朝去哭君。那堪谈笑际，便作生死分。旷达陶徵士，萧条郑广文。犹怜埋骨处，西北有孤云。”情真意切，哀婉凄怆，令人不忍卒读。同样，胡粹中纪念日僧的《挽鉴机先和尚》：“曾将一苇下瀛洲，信脚中原万里游。日出扶桑极东处，云归滇海最西头。经留髹几香犹灺，棋敛纹楸子未收。老我飘蓬江汉上，几回中夜惜汤休。”深情厚谊溢于字里行间。
大用的《挽逯光古》“气宇自豪迈，孤超傲世时。冥鸿冲汉志，野鹤出尘姿。笔势云烟起，诗名草木知。论交二十载，死别抱长悲。”借助挽诗表彰故友逯昶的豪迈气概，孤傲不羁的品质和杰出的才气。若非对好友了解深刻，断不会有如此精准概括；若非数十年的深厚友情，绝不会“死别抱长悲”。 云南不管风光如何明丽、气候如何宜人、友情如何真挚，它毕竟不是日僧们自己的家乡，自己不过是寓居此地孑然一身的流人，扶桑才是养育自己的故乡。但东海茫茫，云山迢迢，有国难投，有家难归，暂时的心灵慰藉怎能抵得住日夜的思念盼望，“异域无亲友”。心中的孤独寂寞又有谁能知，是多么令人煎熬：“岂料长为南窜客，朝朝相对独为翁”（机先《金马朝晖》）。随着自己的年老体衰，乡愁潜滋暗长、与日俱增；叶落归根的念头愈发强烈。诗人是善感易动情的，偶然间一物、一景，都会触发埋藏已久的思乡情怀。天祥的《榆城听角》：“十年游子在天涯，一夜秋风又忆家。恨煞叶榆城上角，晓来吹入小梅花。”及《梦里湖山为孙怀玉作》“残睡惊来倍惆怅，何堪身世老南滇？”机先的《长相思》“长相思，相思长，有美人兮在扶桑。鲸波摩天不可航，矫首欲渡川无梁”，“揽涕一读三断肠”“鸿雁一去何当回”“欲弹朱弦弦断绝，欲放悲歌声更咽”，“思君不如天上月，夜夜飞从海东出”“长相思，长如许，千种消愁愁不舞。乱丝零落多头绪。但将泪寄东流波，为我流入扶桑去。”他们的思亲念头不可谓不强烈，他们的恋国之爱不可谓不深长！
明初流寓滇云的日本诗僧，为中日两国、为日本与云南人民的交往、为佛教文化的交流写下了无法抹去的一页，他们将在中日人民友谊史上，永载史册，留下炫丽多彩的光辉。
注释：
[1]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记为《滇阳八景》诗，误。参沐昂《沧海遗珠》。
参考文献：
[1]（明）张继白.叶榆稗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2]（清）张廷玉等撰.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明）诸葛元声撰，刘亚朝校点.滇史[M].潞西：德宏民族出版社，1994.
[4]王叔武.明初寓滇的日本僧人[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1（3）.
[5]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6]鄂尔泰等修，靖道谟纂.（雍正）云南通志[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李浩.三迤随笔[A].大理州文联编.大理古佚书钞[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8]玉笛山人.淮城夜语[A].大理州文联编.大理古佚书钞[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9]蓝华增.赵藩论云南四诗僧[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1987（3）.
作者简介：周雪根（1976-），男，湖南株洲人，云南民族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元明清文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