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小焱的电话，我很欣慰。小焱是老友王默沨的四女儿，也是近些年帮她父亲打印文稿的助手。她告诉我，他父亲自选的中篇小说集已定稿，并已联系好出版社。我知道，默沨早就想出版这部书。他发表的中短篇数以百计，一直散放着。久病的他，总想再出本书。老友的愿望终将实现，我很为他高兴。
上世纪八十年代，默沨是我们河北省的当红作家，曾连续出版了几部长篇小说。尤其第一部长篇小说《踏莎行》问世，反响强烈。《人民日报》《文艺报》《光明日报》《河北日报》相继发表了评论，江苏广播电台全文配乐连播。他那时在文艺界很是红火了一阵子。没过多久，他从工厂调到石家庄市文联，先是编刊物，后任副主席。还被市人大选为常委。可他这时，创作势头正盛，梦里都想多出作品。且暗自规定：每月有一部中篇出手。很快，他意识到：扰乱他写作计划的，是人大常委的会议较多，并常有参观、视察等活动。可他又不好意思总请假。权衡再三，一纸请辞书，辞掉了那常委。好心的朋友为他惋惜：何苦哩！别人想当常委还求之不得呢！他说：作家终归要多出好作品。
如释重负似的，他好兴奋。夜以继日地开动起写作快车。
人的体脑，毕竟不是机器，何况机器也须定期检修。我曾劝他：写作应忌讳不间歇地突击。写一段，回你易县老家大山里转转，心情、身体都会好的。身体好，多写几年，算总账，不会比“短促突击”少。他笑，没真心听我规劝。
终于，不遂人愿的病魔打上门来。
1989年秋，他到获鹿县（今鹿泉市）扶贫。有一天，他正誊写一部刚收尾的中篇，忽然感到一阵浑身乏力，右手也皱巴巴的，僵硬，不听使唤，好像长在别人身上。急回市里医院诊治，医生最初诊为颈椎病，于是吊脖子、按摩并服药，均不见疗效。最后经名医确诊：重度帕金森综合症。且病情发展很快，到后来，手腿僵硬，饮食、入厕基本不能自理。我与老伴去看望他时，他不无苦痛地说：你最了解我，大半辈子几乎没离开读书写作，忽然得了这种病，什么都干不成，该怎么活呀……
他是放不下写作的。我安慰他：听说这种病服药后，不是有“关”有“开”吗？“开”的时候，说话、手动稍灵活些，你就试着动手写；“关”的时候不能写，你就咀嚼想写的内容，慢慢地构思……
我老伴也说：这样你心里总有事占着，也许好受些。
不久，他真的动笔写作了。尽管有的笔画挤在一起，女儿小焱打印时，大多能分辨清；弄不清的再问他。陆陆续续送给我的打印稿有：《易县纪事》《想起了那个女人》《婶子》《封不住的记忆》《忆绍棠》等新作，有的长达近万字，都发在省市报刊上。尽管他不离床椅二十余年，从未间断过读书和写作。去年的某天，他曾派人从我这儿拿走浩然的一部长篇小说。我打电话问他想做啥？他说：我想看看浩然怎样处理人物关系。他老伴怕他写长篇，好一阵不安。
也是，七十七周岁的老人了， 病卧二十多年，生活不能自理，吃饭都需别人一口口地喂，心里却一刻也放不下文学，尚能抓住笔，戳搭出一般人看不懂的“字”，也真算神啦！
前些天，我又去看他。在医院的房间里，他坐在临桌的大靠椅上，我们聊了将近俩小时。他的气色、心情都很好，只因牙齿脱落才略显老相。我心中一直化解不开他为啥放不下文学。不光亲人劝不住，他自己也劝不住自己，甚而写作成了他活着的理由。
他何以如此痴恋文学？这大概要追溯到他的幼年。
1948年，十三岁的他，从易县农村考入北京（当时叫北平）第二中学。看榜那天，偏巧遇上通县农村来的刘绍棠。两人一见如故。虽未分在一个班，却因一起办文学社并编《金鸡》壁报，引起全年级同学的注目。爱上文学的人，多是“书虫”。 他们的全部课余时间，都泡在了阅读上。为看书，晚上响过熄灯钟，还打手电在被窝里看。一有长工夫，就去王府井新华书店“蹭书”。饿了，啃兜里装的窝头，外加一块老咸菜；渴了，喝书店为顾客准备的白开水。常常看得头昏脑涨，实在累得不行，他们就到附近的霞公府，去拜望作家们。那时候，北京市尚未建立文联，市里的作家们多住在霞公府，并在那里写作。他俩把作家写书看得崇高而神秘，总想知道作家老师们怎样把那龙飞凤舞的钢笔字或工整的蝇头小楷，写在有格的稿纸上？过不了多久，那好看的字儿又怎么印在报刊或成了大部头小说？作家们并不烦气孩子们的好奇心，喜欢他们常来。李微含（曾任北京市联编辑部长等职，1958年病逝）、李克异等老师还领他们去大众文艺研究会（北京市文联前身），参加业余文艺学习，听老舍、周立波、赵树理、何其芳等大作家们讲课。他们尽心呵护痴迷文学的孩子们。
一个星期天，他和绍棠在新华书店看到李微含老师刚出版，还带着油墨香气的《地道战》，他们高兴地要跳起来。因为半年前，他们曾在霞公府阅读过这书的部分手稿，立马买了一册，在回程的路上边走边看，专门翻找他们看过手稿的章节，揣摩着作家脑子里的故事是怎么神奇地变成书，实在是妙不可言的享受。不知不觉来到东四牌楼，凑在一棵大树下的荫凉地儿看书。绍棠看书时忘我地脱掉新鞋，被小偷摸走竟全然不知。就是这个光着脚回校的绍棠，两个月后（1950年10月）在《北京青年报》上登出了第一篇小小说《邰宝林变了》。
啊！13岁的初中生也能把手写稿变成铅字，让默沨吃惊不小。你绍棠能发表小说， 我就不行试试？没过多久，他的小说《 办喜事》也登在北京《新民报》上。绍棠不愧是“神童”作家，新作源源不断地从笔尖流出，半年时间发表《三岔口》《七月高粱红》等近20篇小说。他默沨虽然不是“神童”，却也不甘示弱地发表了六篇。他特感谢绍棠，是他牵着自己鼻子拉他闯进了文学圈，让他体尝到了写作有种喜不自禁的阳光味道。他十分情愿地努力学习，丰富多方面知识，留心和思考生活，和报刊——也是与社会增添联系。他有种甜甜的感觉：似乎每天都处于期盼与欣喜之中。心里仿佛悄然地燃起一盏神灯，照亮了他人生奋进的路……
若干年后，他每想起北京二中，心里就暖洋洋的。也是，光从那儿走出的名作家，除刘绍棠外，还有从维熙、韩少华、舒乙、尹世霖、关登瀛……
1951年，他们都先后走出二中。刘绍棠还差半年没毕业就考上察哈尔省报记者，没报到又被聘为《河北文艺》见习编辑；默沨倾心祖国工业建设，而后欲写工业题材小说，考取了察哈尔省工学院，后因全国院系调整，他被调到天津工业学院机械专业。1954年毕业，分配到石家庄动力机械厂当技术员。 两人都没能逃脱1957年那场厄运。
默沨正为“神童”落难发懵，转年他也被通知革职回农村。厂书记找市委为他求情，说：他是我们设计组长、技术尖子、市“青年突击手”、科室优秀团干部。这些全没用。回答是：他与市文联“右派”一起反党说黑话！再袒护，你也是……
他和绍棠一样，背着铺盖回到老家。
庆幸的是，村支书没嫌弃回家的孩子，把队里的盛草屋腾出来，帮他安家。可他的心情很低落。苦心学的机械设计没用了，献身国家建设的雄心成了泡影。面临的是大山、黄土地，谋生的农活要从头学起。苦闷中，童年时的女同学董瑞芬跑来安慰他，说：到哪河，脱哪鞋，在乡随乡……不久，俩人结了婚。日子安顿下来，天天下地，跟着乡亲们学农活。这时他发现，大山沟原本是滋生文学的厚土窝窝，只要留心，身边有很多写作素材——有趣的小故事，迷人的文学细节，生动的土话……他心里欲灭的那盏文学灯光，忽然亮了：这不是没花钱的下乡生活吗！还是“长期地，无条件地……”无意识的发现，很快成了他有意识的作为。派他推车、担粪，他乐于选远路活计；拉耬耕地，他乐于选长垄。看似闷头干活，心里却反复思索与构想；歇息时，在别人打闹笑谈时，他把有趣的东西牢记在脑里。逐渐地心上滋生出小说的“胎核”，如同母鸡孕蛋，先有一堆堆小蛋黄，哪一个先长大了，有了钙质，就会生成硬壳大鸡蛋。他有些按捺不住了，妻子瑞芬也鼓励他：有写的，想好了你就写，管他发不发表呢！到晚上，她早早把孩子哄睡，将小油灯挪近，让他趴在炕沿写。
就这样，一篇篇他满意的小说出来了，发不发表？怎么发？让他犯起难。
化名，自是首选。在学校时，他就用“白辉”笔名发小说，化个名不是问题，就怕刊物给当地来信调查，一露馅，刊物准不发。偏偏写作的人都有很强的发表欲，他化名“艾牧”“湜冰”“茅庐”“董英”等等，试着将稿子有意投向边远省区刊物，像《青海湖》《北方文学》等，然而险象还是不可避免。例如，他投给《北方文学》的四篇小说，刊物发了两篇后，许是想与他建立长久联系吧？一张《作者调查表》由县委宣传部转到他手，他哪敢如实填表，便知趣地将没发的两篇小说要回来了。
为发表，另一种招术出来了：用四里八乡出身、成分好的亲友真名投稿。但有时也会发生新的不愉快。譬如，稿费寄给代名者，人家手头紧就给花了。一次，他的题为《崔金花》小说，给了在西陵林场当工人的亲戚刘某，作品很快发在《人民文学》上；又一篇一万二千字的《乡村女教师》发在《青海湖》上。稿费全让刘某给花了。后来，刘某感到不好意思，给他砍了一根檩材；也有人代他发一篇小说，给他的钱，只够买一条自行车内胎。让默沨庆幸的是，亲戚刘某因连续替他发小说，引起单位领导重视，保送他去北京黄村林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邯郸当了干部。“文革”后期，两人在火车站相遇，刘某还向他要作品，并预付了拾元钱。一篇名为《风雨夜路》的小说，又以刘某的名字发表在1973年的《河北文艺》上。
就这样，从1959至“文革”前，他先后在《人民文学》《山东文学》《北方文学》《青海湖》《延河》《宁夏文艺》《大公报》等十一家报刊，化名、冒别人名发表小说三十八篇。这中间，唯有一次露过真身，他永远感谢《大公报》副刊编辑、散文家刘北汜老师。
那是饥饿的三年困难时期，写小说确有为一家大小填饱肚子的成分。一天，在当地税务所工作的一铁哥们，跑来告诉：有个《大公报》，只在商业圈发行，面窄，每周四出一版文艺副刊，很适合你投稿。于是，他把刚完稿的一篇小说，化名湜冰，寄给了北京《大公报》。稿子寄出不到半个月，他那位铁哥们一蹦一跳地跑来告诉：那篇小说登出来了！标题用头号大字：《方彩云》；署名湜冰。不久，那铁哥们转给他相当数量的稿费。他兴奋地又把小说《河滩上》寄给了《大公报》。半个月的光景，又见报了。这使他产生了想结识《大公报》文艺编辑的欲望。
他是骑自行车去北京，找到《大公报》社的。
在会客室接待他这位“农民作者”的，是位面善而性情敦厚的长者。当长者编辑自报出刘北汜的名字，让他肃然起敬。他曾多次欣赏过这位名作家的优秀散文。于是，他毫无顾忌地、大胆地讲出“右派”回乡劳改的身份。北汜老师笑笑：读你的娴熟文笔，我已猜出八九分；所以不调查你的真实身份，是想让你家人多吃点棒子面。饥荒年月啊！
他紧紧握住刘老师的手，泪珠溢出眼眶……
这之后，北汜老师又发表他三篇小说。还邀他进京，就如何保持自己风格问题相互探讨。更出他意外的是，北汜老师还特请文学大师叶圣陶写一篇推荐他小说的评论，题为《湜冰的三篇小说》，约三千字，这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
1964年后，“阶级斗争”又喊得震天响，他胆怯地没再给刘老师添麻烦。
我结识默沨，恰是叶老这篇评论文章的引介。
已是1979年秋末，我正主持大型文学丛刊《长城》的创办。我的老同事、时在保定文联工作的叶蓬来看望我。说他来石家庄，是调查一作者的小说，仍然在被别人冒名发表。真实的作者叫王默沨，曾用笔名湜冰……
“湜冰”？咋这么熟？我猛然记起叶老那篇黑字标题的评论。因为这篇文章与我的小说《蚕娘》发表在同一版面，而且加着个黑框，很醒目，我曾仔细拜读了叶老文章，也记住了“湜冰”。
叶蓬讲述了默沨的坎坷经历和写作才华，我以一个编辑的敏感，让一位老编辑请他来编辑部，我们很快见面、长谈，真诚约他以自己艰辛生活写一部小说。他客气地说：我没写过中长篇，可以试试。就这样，三个月后，他的十八万字的小说《踏莎行》摆在我的案头。经修改，先是在《长城》发表，后经充实，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轰动了文学界。随之，一些知名报刊、出版社向他约稿，他不断有长中短篇奉献给读者。这时候，他的内心欢畅无比。心中从未泯灭的那盏灯，在祖国的春天里，尽展璀璨的辉光。
历史何其相似。他的少年文友刘绍棠，回到老家儒林村后，也遇上了爱护他的好支书和善良的乡亲。他俩都躲过了“文革”的浩劫，都没有丢弃读书和写作。绍棠在60年代也发表几个短篇，还储存起《地火》等多部长篇初稿。新时期伊始，他的新作泉涌般的发在各大刊物。他俩曾两次笔会上喜相逢，好友见面兴奋异常，彻夜长谈。不幸的是，八十年代末，两人先后患了心脑疾病。他们都无能力相互探视，只能勉强通信。绍棠在给他的回信中说：
“捧读来信，感慨万千，不禁老泪盈眶。你我少年同窗，爱好相同，青年同遭坎坷，老年又同患重病，真可谓同甘共苦也！……所幸右手未残，大脑尚健，还能抓笔为文 ”云云。
挚友互相鼓励，谁也不想放下笔。然而，令他料想不到的是，绍棠于1997年3月先他而去；他悲戚地怀念挚友，更是放不下笔，写了近万字的《忆绍棠》，分两期发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
我为老友高兴之余，潸然感叹：他每写成一个字，都要比寻常作家加倍付出艰辛啊！“热爱文学”一度曾是国人很时髦的词儿，青年男女谈恋爱都亮这张牌；但也有的人，口头也说爱，实际把文学当做进身“阶梯”，一旦追求文学得意，便罢笔另谋高就。能像默沨这样，真心视文学为圣火，在任何苦境下都不离不弃，世间能有几人？
附记：默沨于2012年9月9日因心脏病突发猝然逝世。据他大女儿讲，他去世前，每天都坚持写作。一个月前，因找剪子剪笔芯还摔了一跤；他去世前一天，大女儿去医院看他，仍在写作，直至次日11时，心脏病突发才停笔。
责任编辑 洛 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