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崇德三年，皇太极站在盛京皇宫的凤凰楼上，俯瞰这座年轻城市的全貌。如今想来，他由衷佩服父亲的远见卓识，父亲不顾群臣反对，硬把国都从辽阳东京迁回，是相中了盛京四通八达的地理位置。它的东面，就是赖以发祥的故乡；西部是辽河、浑河的冲积平原，直抵辽东重镇辽阳；北面控制开原、铁岭，乃至蒙古；南面物产丰饶，面临大海。四方勾连，盛京刚好处于这大片领土的中心。
越细细揣摩，皇太极越觉得这片土地的重要――由此往东，兴京、吉林、黑龙江，是祖辈生活的老家，满洲的根据地，再没有比满洲人更亲近和熟悉那里，不到万不得已，满族绝不容他族染指。怎样守住广袤的土地呢，皇太极手扶栏杆，在心里琢磨，惯于握战刀的手轻轻揉捏着太阳穴，猛然，脑壳里火花一闪，他立即抓住细若弦丝的灵感――圈禁，像明长城一样划地为界，不许汉人及其他异族踏入故土半步。
我们从皇太极并不算长的执政期看到，他是位雷厉风行的帝王，擅长像老爹那样捕捉机会，一旦做出决定，即着手交办。于是，1638年起，中国东北的崇山峻岭、河川沟谷，蔓延开一道翠绿的屏障――柳条边。
这道屏障比灰突突的长城养眼多了，长城的色彩过于阴郁，像一条冻僵的巨蟒，一动不动附着在山峦之巅。更具嘲讽意味的是，在一些皇帝够不着的地方，百姓扒倒城砖，运回家砌了猪圈。本应抵御来犯之敌的炮火的青砖，喷溅上臭烘烘的粪水，供猪们蹭痒痒。与此相反，皇太极别出心裁的作品落地生根，长出枝叶，活泼泼亮相在世人眼里，繁衍出一道绿色的长城。
二
柳条边与明长城的修筑意义背道而驰。农民皇帝朱元璋建国伊始，为防御漠北草原的蒙古，就花费很大气力修缮长城。他是吃一堑长一智，认为金王朝没有挡住蒙古大军的马蹄，是因为长城不够坚固。而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父子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元大帝国，产生麻痹思想，两位帝王骄傲再没有哪个游牧民族能战胜他们。所以，长城在蒙古父子眼里毫无用处，两代人的精气神，全部用在民族压迫上。结局是不幸的，元朝很快灭亡，英雄的草原之鹰犯了历史性的大错误，给自己下绊马索，不可一世的蒙古大军折戟沉沙。
尽管草原之鹰的翅膀断了，但朱元璋农民式的狡黠警告他，斩断鹰的利爪收效更大。基于戒备的动机，朱元璋从1368年启动了修缮长城的浩繁计划。别看朱元璋小抠，修葺长城来真不含糊，几十年当中，修建了居庸关、嘉峪关、雁门关、山海关、偏头关、紫荆关、倒马关等著名关隘。总而言之，朱元璋为防着蒙古残余势力是不惜血本。
老皇帝死后，朱棣夺权篡位，他对北方少数民族的防范心理甚于老子，先后五次深入漠北，迫使瓦剌和鞑靼接受册封。使明王朝的北部边防线推进到大兴安岭、阴山、贺兰山以西以北一带――说白了，明长城是在北魏、北齐、隋长城的基础上修复拓展，主要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但很显然，明王朝持续百余年的庞大军事工程是失败的，按下葫芦起来瓢，蒙古苍狼销声匿迹，女真民族悄然崛起，以摧枯拉朽般的气势鲸吞朱氏江山。
皇太极的军事才能比他老爹努尔哈赤高，一继位，就大刀阔斧地施展身手。1635年，他派多尔衮西征河套，灭察哈尔林丹汗，还把林丹汗的老婆娶回家。皇太极喜欢疾风骤雨式的做事风格，仅隔一年，分兵出击，千里奔袭，征服了朝鲜，统治了东起日本海、库页岛、鄂霍次克海，北达外兴安岭，西北抵贝加尔湖和南近长城的广大地区。同时，他还不忘关照老对手明王朝，好几次越过长城偷袭，虽未得手，但明王朝如惊弓之鸟，只有依靠那堵瓦灰的大墙防卫。
三
长城的目的是防御，柳条边则在于保护。皇太极不愿意汉人在故国这只大杯子里分一勺羹，植柳为墙，全面封禁。如此一来，无数娇媚多姿的柳树，便摇曳着独断霸权的气息。皇太极的金点子在儿孙那里得到发扬，他死之后，顺治接着干这项空前绝后的工程，然后康熙，祖孙三代历经四十三年告捷。
这道“人”字形的绿色长廊，总长一千三百余里。撇捺交点位于辽宁开原县北威远堡，威远堡至吉林市北法特东亮子山为北段，威远堡向西南至山海关，构成“人”字的一撇，威远堡向东南至海，构成“人”字的一捺。
花四十三年心血培植出来的翠绿的“泥人”，比不了雄伟壮观的前代杰作，也没有孟姜女哭倒秦长城的凄苦传说。但作为一项划时代意义的工程，耗用的劳动力不是小数，它需要成千上万人的不懈努力。那么，劳动力从何而来？
最合理的解释是――来自流放的囚犯。据阎崇年先生提供的数字，满族入关后，东北人口平均每平方公里仅1.7人，可以说劳动力严重不足，千顷良田弃耕。在这种情况下，反清的囚犯就被流放到荒凉之地，其中比较著名的是黑龙江宁古塔，再就是开原尚阳堡。史载，康熙七年尚阳堡聚集的流放犯人不下一万。区区弹丸之地，竟然拥挤着上万人口，真是蔚然。但这些人不是来这片土地垦荒，而是充作植柳的苦役。他们在官兵严密的看护下，使用最简陋的工具，分段挖沟，沟呈倒梯形，底宽五尺，口宽八尺，深八尺，然后在沟外筑堤，堤上植柳，柳与柳结绳连成篱笆。
日复一日的机械式劳动，给东北大地栽下一片帝国的荫凉。但这片帝国的荫凉并不好乘，它设置了很多边门，每个边门都是严格的军事化管理，设防御衙门，派驻文武官员，辖全副武装的士兵三十至四十名；另外还有边台，每个边台千总三至四人，士兵一百五到二百人。这些人的主要任务是看守，及负责柳条边的日常维护。他们还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出入边门制度，每个出入边门的人，必须持政府核发的通行证，上面写明持票人姓名、年貌和肤色。如果没有特殊的身份证，想出入关比登天还难，守边的军警将把你抓起来投进大狱。
四
柳条边因修筑时间分为“老边”和“新边”，兴京境内的汪清门属老边。我去的时候是2008年夏天，下午两点的阳光要把人穿透，眼镜和遮阳伞成了矫情的装饰。边门废弛早在预料中，所以一见之下，心态平和，既无激情，又无慨叹。也或许，多年奔波兴京的清史古迹，见多不怪了。
汪清门在汪清门政府东一华里，通往吉林的公路南，没有门，没有柳，视线内只是正在生长的稻田、玉米和豆子。跨过荒草丛生的水壕，踏着稻埂往地中央走，平坦的稻田突然凸起一道土堤，隔着稻田没法靠近，看不清豆子覆盖下的土堤状况，但外端暴露大小不一的石块。向导说，这个位置是边门遗迹。我问这段柳条边的走向，他手指对面山的垭口，又指身后高低起伏的山脉，说，柳条边从垭口过来，穿越稻田，直奔正北再折向西。他还说，夏天来看不到柳条边的痕迹，只有在秋天，树叶落尽的时候，北山上能寻觅到清晰的土堤。要是你愿意，他说，秋天再来，我陪你爬山，帮你找到柳条边。但现在，你看到的是虚拟的轮廓。
这倒不打紧，我此来是把脉历史，触摸到它的粗线条足够，无须像史学家那样戴着放大镜苛求。至少，我有了意外收获：弄清楚垭口是吉林与辽宁的分界线，以东归吉林省管辖；以西归辽宁省管辖。沿这条分割线下来，山下流淌着富尔江，两省又以江为界，江上游归吉林，下游归辽宁。1538年以后的新兴女真政权从兴京到达这里，收复江东各部，实在是不远的路程。
纸上叙述让人头晕，但实地看颇有意趣：在我正前方的村庄叫东江沿，这个村庄是汪清门政府的辖区；与东江沿村隔江而居的两个屯子，是吉林省的辖区。三个村庄鸡犬相闻，同饮一江水，却有着各自的籍贯，彼此不相往来。
追溯到清初，汪清门是“禁中之禁”，如果说，兴京以西至开原乃至辽沈地区是清帝国的皇家禁地，那么，兴京以东的吉林则是禁区中的禁区，它绝对不许汉民随便进入破坏资源。清帝国对大后方感情深厚，他们知道自己从乌苏里江和松花江走出来，更知道那里出产大马哈鱼、东珠、人参和貂皮雄鹰。在他们的心目中，这是私产，只能归满洲的上流社会享用。所以，这道柳条界令一直维系到乾隆乃至嘉庆以后。而乾隆皇帝对祖籍地的封禁，较历朝尤为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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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站在稻田埂上，望见吉林百姓的人参一口气儿种到陡峭的山顶，这种蓄意破坏植被的行径，莫说生存环境日趋被重视的现代看不过眼，放在乾隆朝，定死罪无疑。公平地说，清初政府对东北的封禁多半雷声大，雨点小，就像在庄稼地里插个穿衣服的假人，摇摇摆摆吓唬偷嘴的雀子。
康熙一辈子执行仁政政策，虽然屡有严惩私自越关挖人参者，但大体上是睁只眼闭只眼。甚至招募内地百姓开发东北。雍正更加放宽尺度，视私挖人参为芝麻蒜皮的小事，据记载，1724年，也就是雍正二年，他刚刚出任皇帝职务的第二年，曾晓谕刑部：“禁止私刨人参旧例，不论已得未得俱解送刑部，往返拖累，故于盛京刑部监禁。每年差官前往审理，朕思伊等俱系图利穷民，春夏时被获至九月十月方得审结，延挨月日，身受寒暑，多致疾病死亡。甚属可悯。宁古塔有将军、办事御史，盛京有将军、刑部，并副都御史永福，嗣后，将各地方所获者，即行审理作速完结，年底汇齐具本启奏。自今将审理偷刨人参之部院衙门堂官停其遣往，如此则案内之人无久禁冻馁之苦果矣。”
这部手谕，让我们看到雍正皇帝悲天悯人的一面，他旗帜鲜明地道出自己观点：私自越边挖人参的犯人，以后不用再千里迢迢送刑部了，黑龙江一带的归宁古塔结案；辽宁一带的归盛京结案，就地查办算了，这样的话，犯案人就少受监禁的苦楚，早些释放回家。
父子俩的态度表明，柳条边是一个形式，至少，这两朝没有太多苛刻，对犯案的人网开一面。而并非像有人以偏概全，痛骂野蛮民族为实行殖民统治奴役和歧视汉民族。其实，对历史的解读，站在客观角度才好，“左倾”和“右倾”都要不得，轻则给民族团结带来负面伤害，重则损毁国家利益。解读历史，在于冷静、理智、诫勉，公正地还原，抽取精髓古为今用――历史不是扇面，而是线性的，这个链条环环相扣，频于更换的是表层色彩，其质地守恒――像网络QQ，变来变去的皮肤令人眼花，但仅仅是程序软件的部分更新，原理还是那个原理。与一个国家来说，再怎么皇帝轮流做，其民族气质、精神一脉延续，前者对后者，所谓前车之鉴，以史为镜。
诚然，柳条边的修筑，在维护统治者利益的同时，给人民生活生产造成不便，阻碍了东北地区的社会发展，这都是赖不掉的弊端。但统治者在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之间走钢丝，权衡得失，常常做出妥协让步，使封禁政策弹性执行也是事实。
六
乾隆上任第一年，就对松懈的封禁政策收口。首先，他下令停止往东三省发配汉族人犯，管你几级官职还是下等贱民，统统改发烟瘴之地，也不管条件恶劣能否生存，反正是东三省你别去了。容不下你。光改发人犯还不放心，还得改建制，加强边卡的军事力量。第三年，他降旨把包括威远堡在内的六个关口的文官改成武职。乾隆皇帝的紧箍咒一道接一道，第三道，应刑部右侍郎韩光基、工部右侍郎索柱等人请求，谕旨山海关官兵，严查出入关的闲散人等。第六年，下令严禁吉林等处的八旗官兵招募民人耕种。
乾隆继承了皇太极式的行事风格，对查办流民不利的官员果断制裁，而且出手生猛，被降职调任或卸任的官员一个接一个。奉天府尹霍备，因核查四万七千余口流民出关案责任心不强，敷衍懈怠，“请将霍备解任来京，交部议处”。这位奉天府尹是省级的高官，还有倒霉的吉林界内的武将，因禁止流民不利步霍备的后尘。
清政府眼中的流民，多数从汪清门偷渡到吉林，挖人参，垦荒地，填饱肚子养家糊口。即使现在，也有不少山东人带着老婆孩子专门到吉林种人参，我同事有个亲戚，从山东搬过来十几年，十几年光景没干别的，就年复一年种人参，挣了大钱。听说马上要歇手，准备迁回老家享受――山东人闯东北这条路，是多少代人踩出来的，他们开发了东北，也稳定了社会局势。但山东人的到来，确实改变了满洲人的风俗，使关外的满洲人迅速汉化，二百年前清统治者处心积虑设法阻止汉民出山海关，怕的就是这一手。
乾隆中期，为解决八旗兵生计和屡禁不止的汉民出关问题，他不得不大批移植京旗返迁拉林和阿勒楚喀等大部地区。但他的规划如遇天灾，在国家利益的需求下，就只能让步了。乾隆八年、九年，天津、河间大旱，关内人民流离失所，大量涌向关外。这时候想禁也禁不了，乾隆于是下道密旨，告诉守口官兵说，如果有灾民出口，不必阻拦，即时放出。但一定要慎重，防止消息走漏，或者有人趁机鱼目混珠，带来更大的难民潮。
乾隆末期，山东直隶大旱，灾民如蚁，纷纷涌向关口。但山海关查验甚紧，乾隆皇帝得知，一反五十多年戒严的政令，斥责道：“贫民携眷出关者，自可籍资口食，即人数渐多，断不致滋生事端，又何必查验禁止耶”。别说皇帝嘴大，金口玉牙说什么是什么，他是迫不得已――灾民没了生路，滋生事端，甚至造反都有可能。当皇帝的，不就为让老百姓吃饱饭忙活吗。民不聊生，岂不昏庸无道？乾隆晚年虽然好大喜功，本质上却不想背负骂名。
正是一次次的水灾旱灾，使柳条边废弛十几年。清末，内忧外患的清帝国再也提不起心气儿，去管一管柳条边。一任绿色长廊刀砍斧劈。而东三省广袤无垠的沃土，移旗屯边和闯关东的汉人人口远不成比例，尤其汪清门以东的吉林、黑龙江，在《北京条约》和《瑷珲条约》签订后，俄罗斯熊割去了黑龙江北、乌苏里江东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即使这样，俄罗斯熊还占了便宜卖乖，说什么和清政府签订“无主土地”条约。这所谓的“无主土地”，就是因为人口真空投入熊腹的。
尝着甜头的俄罗斯嗅着蜂蜜的味道继续推进，以经商筑路的借口跑到东北内地，跑到盛京陪都的大殿，跑到兴京赫图阿拉和永陵，这头笨重的劫匪，它要的可不是那点供器，它的胃口在东三省！其实咸丰和光绪都看出门道，两个晚清帝王不得不开禁，招募流民对黑龙江垦荒――保护国土，一样要遵循以人为本的策略。
但向东北大规模移民要归功张氏父子，张学良父子为稳定东北，整火车的从关内往关外移民，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东三省的人口已高达三千万，巧妙破解了日本为使东北成为无限期殖民地的移民计划。虽然它也移来几百万，却无法从根本上扭转东北人口的构成。人多势众，这个成语在民族危亡的时刻解析得悲壮、悲怆。
柳条边阻挡了国人的脚步，却向侵略者敞开了大门，直接导致的后果，是中国失去东海的出海口。皇太极地下有知，一定后悔当初个人认识的局限性；康熙大帝的魂魄巡视辽东故土，还会吟哦出“春风寂寂吹杨柳，摇曳寒光度远空”的禅意和得意的诗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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