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香山路仍然是一条闹中取静的小街，很少有人会留意其中两栋相对的洋房，一栋华丽，一栋朴素。后者的一扇窗户，正对着华丽洋房的院落。１９５７年某一天，在这扇朴素的窗户前，一位妇人满面愁容，怀里抱着她的外孙女。“你看，”她小声指着那个院落说，“舅舅在那院子里呢。”于是懵懵懂懂的小女孩大声叫喊，“舅舅！舅舅！” “不能叫！不能叫！”女孩的嘴被捂住了，她们离开了那里。女孩也许蹬着腿哭闹过，只是这一切，在她的记忆里全是空白。
三十四年后我才知道，这个满脸忧愁的妇人是我的外祖母，大声叫喊的女孩是我。这是１９９１年母亲来我家小住时告诉我的，“当时舅舅被关在香山路的那所房子里，太太（这两字是母亲跟着上海保姆叫出来的）每天到那扇窗户下去看他。太太说，你在那大叫大喊，要是让里面的人看见那还了得？”今年，我在舅舅病床前又提起此事，我说没有印象了。“你当然不会有印象，舅舅被隔离时，你才那么一点大。”母亲比画着说。
我无法确定，那是不是我第一次开口呼唤舅舅，我把它看作是我对这位长辈的“Ｆｉｒｓｔ Ｃｏｎｔａｃｔ”。从一扇充满忧愁的窗户到一座充满凄凉孤独的花园，中间隔着肉眼看不见的电网，我相信这种“Ｃｏｎｔａｃｔ”不是属于血脉上的，也不敢说是我们心灵上的“Ｃｏｎｔａｃｔ”，因为我没舅舅那么高尚。但我可以说，从那时起我和舅舅之间建起了接点。直到今天，他已经离开尘世，仍然没有被阴阳隔断。
很多年里，我迷迷糊糊地长大，迷迷糊糊地上学。每逢星期六下午，我都到外祖母家度周末。那时外祖母经常去看望舅舅，我就成了她的拐棍。我们总是坐三轮车去。当初隔院相望的那种“热情”早不存在了。用我当时孩子的眼光来看这位舅舅，他的神情总是十分严肃，每回见我，总要督促我练字。我对他非但没兴趣，而且害怕。我常想，他要是“出差”就好了。哪里晓得舅舅那时根本没有机会出差，或者不如说是没有权利出差。为此，我不断地问外祖母，“为什么舅舅每个星期天都在家？”
那时舅舅家已经搬进皋兰路一幢半中半西的房子里。大门就像缝满口袋的衣服，如果没有电铃，谁也别想叫开门。舅舅一家在三楼住一大一小两个正房，外加一个亭子间。这对一个三口之家还是很宽裕的。如果当时不是因为某位领导的关心，舅舅是不可能住上的。三间屋子，朝南的那间既是客厅也是卧房。我记得他的床架是铁制的，边上放着一个４０年代欧式风格的五斗橱。进门处，靠墙放着他那两个颇有点“名气”的大书柜，书柜前是两把藤条椅，中间放着用铜盘做的茶几。在床的另一面有一小块伸出的地方，刚好放书桌。那是一张有着绞花边的西式书桌。厨房却在底楼，尽管木制楼梯不能算窄，只是上下端菜想来也够舅妈受的。
无论天气如何，我照例尽量不和舅舅打照面。有时候钻在厨房里，偶尔心血来潮，也到舅舅的书柜前去数书，通常是数了不一会儿便浑身困乏，索兴闭上眼，倒在椅子里一心等着吃晚饭。下午四点多的残阳，静静地照着舅舅坐在书桌前的背影。要是我运气不好准会忽然听见他的说话声。“你的字练得怎么样了？”一听见他这么说，我便猛地睁开眼。我最怕的就是这个！舅舅说，“到书桌这来，写几个字我看看。”我知道躲不过了，硬着头皮写几个字。记得四年级时，有一次舅舅看了我的字，眉头一皱说，“我上一次才说你字有进步，怎么这次写成这样了？每个字都那么扭，好像蚯蚓似的。”我捏着手指，既不说话，也不敢看他。舅舅很快写了几行字，要我照着练。“倒霉”，我磨磨蹭蹭，勉强坐到书桌前，拿起那支“千斤重”的钢笔。舅舅还说，要把我的字给舅妈看，必须把我的歪字纠正过来。幸好那天晚饭后来了个客人，舅舅向来健谈，只要一谈开就滔滔不绝，也就再没提练字的事。但我仍然怀着恐惧，远远地躲着书桌，心里愈发怕他。好在舅舅从没让我练毛笔字，他大概觉得，我这人生来没有写字的天赋吧。
有一天，对舅舅的恐惧感突然消退。记得是舅妈要给我洗冷水澡，我欢天喜地，觉得一定很好玩，谁知莲蓬头喷出的水像冰凌似的扎人。我不顾一切地大声哭喊：“冷呀！冷死了呀！” “赶快！赶快！”舅妈把我发抖的身体转来转去。只听舅舅在门外大声说道，“张可，你要把这孩子弄病了！”一听舅舅这么说，我就真觉得自己受了委屈。等我走出浴室，舅舅正站在门外，手里拿着毛巾。“快把头发擦干。”我接过毛巾，忽然觉得这位神情严肃的舅舅，尽管过去一直不大喜欢他，其实还是蛮“帮”我的。我脱口就说，“我已经生病了。”从此我就不那么害怕舅舅了。有时候我看着他严肃的神情，反而觉得滑稽。尤其是他说话时，脸上的线条显得比不说话时柔和多了。每当这时，我希望他永远不要停止说话。
有一年夏天，我和母亲去看望舅舅。刚好他在吃西瓜。就在那个铜盘茶几前，身后开着通往凉台的门。他一见我就说，“只有这半个瓜，我都吃了一大半了。承林你吃吧。”他把瓜推到我面前。那时我已经不像过去那样一见他就立刻溜走，但还有些扭捏，以至母亲不得不说，“你吃嘛，吃啊！”我这才吃起来。那天舅舅问我，“最近看了点什么书？”那时我对小说毫无概念，只胡乱读了《水浒》和《三国》，邻居家的《武松》上下本。此外是学校里的儿童读物，譬如《卖火柴的小女孩》。我把书名报给舅舅听，说，“还看了《汤姆索亚历险记》，不过是小人书。还看过神话。”由于想不起宙斯就拧着鼻子瞎说“那里有个宇宙大帝，还有女妖怪”。舅舅笑起来，我也不知道他这笑是什么意思，就撇了下嘴，问他，“你有什么书可以给我看看么？”舅舅便拿出一本《外套》，“这本也许你可以看。”回到家我一口气看完了它，掉了几滴眼泪，发现世界上还有那么好的小说。这是我对小说最初的感觉，这感觉后来一发不可收了。可惜，正当我“野心勃勃”准备再问舅舅借书时，“文革”开始了，舅舅的那两大柜子书全部被封。
知道舅舅被打成“胡风分子”是在１９６６年的盛夏，是外祖母家被抄时才听说的。当时我并不知道什么是“胡风分子”，但知道那定不是什么好“头衔”，心里吓了一跳，其实“文革”初期舅舅并没受到太大的冲击，至少他可以每天回家，也许因为他是“老反革命”，什么职务也没有。当时，表哥意想不到地生了肺病。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岁月里，舅舅和舅妈轮流守在表哥床前。后来表哥大口吐血，外祖母和外祖父都快急疯了，舅舅脸色苍白，我见他把接血的盆子端出来时，浑身都充满了焦虑。表哥住院当天，舅舅交给我一只网线袋说，“你骑车把这包东西送到医院去，舅妈已经在那儿了，我随后就到。”我慌慌张张拎起网兜，看也不看，只将它挂在车把上，稀里哗啦蹬着我母亲那辆缺油少气的老爷车，两条在裤子里的腿好似两根能量过剩的杠杆，在大街上横冲直撞。那时的上海，人们要么穿着旧军服，要么套着蓝色中山装。我在这片蓝里泛黄的大街上，不知怎么“哐当”一声，连人带车倒在了地上。等我爬起来，才发现是撞上了别人的自行车。我和那被撞的中年人大吵起来，全不记得舅舅交给我的“光荣任务”。周围很快围了一圈人，那人也不相让，一个妇女对他说，“喂，你怎么可以跟革命小将吵架？”这话显然带着讥讽，可我当时没听出来，结结实实和他吵够了，提起了舅舅交我的网兜，只听又是“哐当”一声。这次知道自己闯祸了，拉开网兜，里面除了牙刷毛巾还有热水瓶。完了，热水瓶肯定让我摔碎了。我哭丧着脸赶到医院，舅舅已经在那等了好一会儿。我不知道他会怎样骂我，我本来就怕他，此刻越害怕就越说不清话，一会说自行车撞了热水瓶，一会又说是热水瓶撞上了自行车。最后他总算弄明白了，安慰我说，“没关系，热水瓶再买一个好了，你人摔伤了没有？”没想到他根本就没想着责怪我。我说没摔伤，其实膝盖早出血了。我本想说热水瓶是要凭票才能买的，要是他没有，我就去问我妈要。可他这时已经转身走了。有生以来我头一次闯了祸没有受到责骂，而这个没骂我的人竟是我一向都在躲避的舅舅。我那时太小，心里生出的不是惭愧，而是得意，好像有个不会骂我的舅舅，就是我的福气了。
我在闲荡中大约过了三年，一度还迷上“样板戏”，半夜两点到天蟾舞台排队买戏票，但更多的还是到处找书看。对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孩来说，也许再没有比从批判稿和垃圾堆里找书看更让人无奈了。而我那时能读到的书，几乎都是从那些地方找来的，有时候是半本《窦娥冤》几页《家》或是半本烧成焦黑色的某某外国名著，但这一切都和舅舅无关，因为我根本见不到他。我和舅舅重新“建立接点关系”是在我下乡以后。
那是１９６９年末，我的体重还不到六十斤，可说是见风就倒。舅妈为我饯行，舅舅无不忧虑地望着我说，“你那么瘦，又没毕业，怎么会想到北大荒去？”其实我也不知是怎么想的。我跟着邻家女孩和她父亲，就那么稀里糊涂离别了亲人，仿佛踏上的不是荆棘丛生的不归路，而是去郊游。我在乡下写信给舅舅，告诉他我住在鄂伦春人的村庄里，吃着他们从山林里打来的野猪肉和狍子肉。从无聊的都市生活，来到一个充满火药味的“前沿阵地”，最初几星期，我确实觉得非常浪漫。我写道：“我们每人有一支半自动步枪和三粒子弹。夜晚，我们在雪地里巡逻，看见了‘老毛子’的信号弹。我还打了靶。舅舅，你知道靶该怎么打么？要把准心对着靶杆，慢慢往上瞄。”但我对他隐瞒了打靶时连剃两个光头的事。舅舅给我仅回过一封信，而且写得相当简短，只说野猪肉很好吃。为此我对他很不满意，因为我的那些“热情洋溢”的信不仅长，更充满了“革命激情”。几星期后，我再次写信给舅舅，却如石沉大海。我以为他又被关进了牢里，十分焦急。后来从外祖母的信中才知道是舅妈受到了冲击，舅舅多半怕我受到牵连便没有再来信。等我做着哈代小说苔丝做过的打场时，感到繁重的农活使我的身体早已超负荷，浪漫变成了沮丧。一个六十斤重的身体怎能搬动一百二十斤麻袋？严酷的日子，我被陷在农村的沼泽里，深感前途黯淡。母亲希望找老师教我代数，但我想看的仍然是小说。可是，上哪去找小说？在乡下那么多年，偷偷陪伴我的只有一本鲁迅小说集和一本唐诗。我回到上海，来到舅舅家，并没说起自己的苦闷，舅舅却为我拿来一本《金融家》。那时，他的书柜上仍然贴着两条龇牙咧嘴的封条，他居然像魔术师似的变出了一本书。我好奇地望着他，不敢多问，他也不多说。不过从他眼里的喜悦看得出，他为能找出一本“漏网毒草”而高兴。这书让我大开眼界，尽管不能完全排解我的愁闷，但我的心情却不能不说是由此变得好多了。然而，无论对这书抱有多大的兴趣，我都没有和舅舅谈起过。这多半是因为我不善言辞吧。我只在还书时，对他粗略地说了说书里的情节。舅舅显然是看出我对这本书有兴趣，笑着说，“《金融家》后面还有一本叫《巨人》，可惜我没有。要是我的书柜开封，我可以借你一些别的书。”
虽然我的羞怯使我失去了向舅舅问学的机会，但是当年亲戚的晚辈中还是有人向他问学。我表姨的女儿车桂天资绝顶聪明，一到上海就立刻被舅舅的学问吸引住了。我不记得她在上海住了多久，但我记得她和舅舅谈的大多是哲学。如今车桂在武汉大学教宗教，今年三四月间，她特地从武汉赶来看望舅舅。在舅舅的病床前，我想起舅舅当年怎样兴奋地来到外祖母家，说他和车桂如何彻夜长聊，可见他当时还是有些寂寞。那时的环境，既不能向前辈问学，也不能向人倾吐自己的学问，这对他来说，就等于失去了生活的意义。因此，车桂和舅舅的长聊一直在我们亲戚中传为佳话。
“文革”结束后，尤其是舅舅做宣传部长时期，我几乎没有再去看望他。一方面是我对文学产生了“恐惧”，我埋在自己的专业里，成天应付测验和考试，差不多什么小说也不看。到我出国那年，正是舅舅做宣传部长即将卸任，他颈椎不好，住在医院。我到医院和他告别，因为他有事，我只在门外和他挥了挥手。他身体被限制在一个仿佛章鱼般的器械下，只能用眼睛和我作别。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难过，像他这样一个热爱自由的人，怎么能让器械束缚着？
我在美国过了将近二十年慵懒的日子，这期间只有在１９９５年和２０００年回国时与他匆匆见过面。记得一次在表姐的饭局上，他对我说，“你要多回来看看我们嘛。”后来，他托我弟弟带来一封长信，可惜这封信让弟弟弄丢了。他知道此事后，又来过一信，他写道：上次一封信被承东遗失了，甚为遗憾，因为我已年界八十，再写这样长的信实在太吃力了……
２００１年我结识了几位作家，在他们的帮助推荐下，重新点燃了对文学的热情，发表了我的第一个短篇《道森先生和猫》。舅舅知道我在写小说后，便开始在电话里“正式”和我谈论文学。其实说的也还都是小说里的故事，但他对文学的直觉给了我巨大的帮助。不久，我为他寄去《匹克威克外传》的ＤＶＤ，这是他年轻时看过的电影。因为那时他还在写作，所以我们谈话的时间大多限在半个小时之内，加之我又不善言辞，就对他说，“也许写信说得更清楚。”这是我和他在过了将近三十年后才又开始的书信。我告诉他我啃了几本他的书，他那种看待事物的透彻和全面，他一再的反思，在我看来，完全是一种质变，就像用细胞智能更换集成块那样的质变。为了真实，他在不断地求证着。我甚至把他的书当作排解烦恼的良药，我开玩笑地跟他说，把你的书当成药来吃，你不反对吧？
隔着茫茫大海，我和舅舅的“Ｃｏｎｔａｃｔ”终于进入了我们都热爱的文学，只是因为我的迷糊，使它来得太迟了。去年秋天我得知舅舅癌症已转入肺部，立即去签证。使我不能成行的是我无法确信他的生命会有危险。环境转变，他的生命才刚开始呀！他怎么可以就此离去？他能舍得他的祖国，他的故乡，他的学生，他的朋友，他的亲人吗？今年三月，舅舅病危，我知道不能再等了，见不到舅舅最后一面我会后悔一辈子。在飞往上海的飞机上，想到舅舅正受着癌症的痛苦，我要让他的病房充满了鲜花和音乐，我要为他播放“贝多芬第三”，以此来减轻他的痛苦。我知道他喜欢罗曼・罗兰写的《贝多芬传》，我相信他一生的经历和磨难，或许也只有这部描写挣扎愤怒和抗击的乐曲，才能使舅舅获得抵抗病痛的力量。因为只有遭受过灾难的人，才能知道什么是挣扎，什么是愤怒和抗击。下飞机当天下午我就赶到了医院。外面下着细雨，我来到他病床前，握着他的手，病痛仿佛魔鬼的皮鞭，使他整个变了样。但他浮肿的脸竟那么平静安然，除了咳嗽，他似乎没有别的痛苦。我知道这只是一道短暂的金光，就像天使偶尔闪动的翅膀。因为他的眼睛不再炯炯发光，他的声气远不如从前那么响亮。他已经瘦得只看见骨头。三姨叫我不要流泪，可我怎么能不流泪？
我在上海呆了一个月，每天坐地铁到瑞金医院陪伴舅舅。虽然面对的是病痛和死亡，但舅舅最后的日子是愉快的，甚至可说是辉煌。每天都有太多的看望，太多的慰问，太多的鲜花，他的学生好像开会安排好似的，轮流到医院去看顾他，帮他处理各种事宜，甚至连他吃的鸡蛋都是他们从乡下买来的。还有那些朋友，譬如小孔和洪森，谁也说不出他们为舅舅跑了多少腿，做了多少琐碎的事；还有安忆，每次都为舅舅想得那么仔细周到；还有丹燕，只要说到舅舅，她的声音就充满了忧虑；还有舅舅的两位秘书，蓝云老师和曼青老师，一个把他当作父辈，一个把他看成兄长。蓝云虽说只来半天，其实下午她常常要去接人送人，买东西，几乎从早忙到晚。曼青老师呢，那么纯朴，有时候她竟一天来两次。 “反正我住得近，”她说，“下午来弯一趟，讲不定王先生有事要做。”还有医生护士和护工，每个人都怀着爱心，对他那么真诚，那么周全。舅舅能有这样的学生，这样的朋友，这样的秘书，这样的医务人员，他怎么会不愉快？又怎么能让人不感动？
如果说上苍对我也有怜悯，那就是它让舅舅的病在那一个月里没有迅速恶化。除了每天下午看报纸外，他躺在病床上还“指挥”了一件急事。这是在我表姨来看他临走那天，表哥请我们在苏浙汇吃饭，忽然接到舅舅亲自打来的电话，原来我母亲正在他病房里上吐下泻。舅舅因听力减退，电话都由蓝云老师转话，此刻他竟亲自打电话，简直让人不能相信。他命令道，“你们派人赶快回来！”我一进病房，他立刻把我叫到床前吩咐说，“马上带你妈到楼下门诊部去做检查！”我见他像个将军似的，虽然声音微弱，却十分果断。这样的事，对一个即将去世的病人来说，恐怕也是不多见的。
自从我和母亲从美国来到舅舅病床前，下午三点过后，便是我们和他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刻。这时，没有人来，舅舅一觉刚醒，护士替他撤去了吊针，他的身体自由了，便跟母亲、三姨和我聊天。有一次，三姨说起他和舅妈的婚姻。三姨说，“张可家起先不同意这门亲事的。”我问舅舅，“这是真的吗？”舅舅说，“是真的。不过我心里有数。因为舅妈喜欢我。”舅舅结婚那年，他和外祖母、三姨及我母亲住在富民路古柏公寓４９号。听母亲说，二楼的亭子间便是他们的新房。那屋子真叫小得可怜，舅舅亲自粉刷墙壁。这粉墙如果后来没换，那就是淡粉色的。
过了一天，我捞着个空，凑近舅舅耳朵跟他说了几句“私房话”。“你用什么办法把舅妈花到手的？”舅舅笑着说，“我什么办法也没用。”我说“我不信。”舅舅便又说，“舅妈曾经说我很笨。”“为什么说你笨？”“因为我规矩。”他停了一下又说，“哪有像她这样的？我规矩她倒反过来说我笨。”于是我和他都笑了。实际上舅舅这话过去当着别人也说过。这是他们夫妻间的幽默。还有一次，舅舅说到果戈里的《旧式地主》，他说这老地主总是吓唬他老伴。我便问他，“你年轻时肯定也吓唬过舅妈吧？”舅舅说，“没有，我哪里敢吓唬她？不过有一次我带她去看电影，她在黑暗里紧抓着我的手。”“她跟你要好。”“不是，她被电影里的吸血鬼吓坏了。”我便又说，“你是变相吓唬她。”舅舅便笑起来……
我在莫扎特的安魂曲里回想舅舅微弱的笑声。回想我和他告别时，他曾说过的话，“在我额前吻一下。”我吻了他的前额，这充满智慧的地方；我吻了他的手，这耕耘不辍永不熄灭的火光；我吻了他的颈项，这不屈的力量。夜已深了，我伸开手，舅舅，请允许我拥抱你的灵魂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