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业余写作者,阅读文学杂志不是很多,2006年以后才与《北京文学》相识。但是就在这短短的四五年时间,我和她就由一见钟情而难舍难分了,并一直对她及其执行主编和编辑怀有深深的敬佩之情。
2006年春,我的近30万字的报告文学《中国之痛――看病难看病贵破解》杀青了。这是我历经3年艰辛调查与研究而写成的心血之作,期望能早日出版,将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严峻现实系统地反映出来,给艰难进行中的国家医改提供参考。我自信地认为,此书一旦公开出版,一定能产生较大的反响,因为当时我还没有发现系统地反映中国医改问题的长篇报告文学问世,而这部作品是一颗“重磅炸弹”。不料,给十几家出版社发去信息后,不是石沉大海杳无消息,就是反馈说怕担政治风险(问题太敏感,怕挨批评)、经济风险(怕招惹官司,赔偿),不敢出版。
“山重水复疑无路”之际,一天阅读《人民日报》发现一则消息:《北京文学》“现实中国”栏目,几年来由于发表反映社会问题、干预生活的报告文学,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成为一个品牌栏目。这个消息使我看到了希望。我上网搜索出《北京文学》的资讯,给执行主编杨晓升寄去了书稿,附信希望书稿能在贵刊上连载或选载。不久,杨晓升老师回复手机短信说,书稿太长,不便刊发,建议写一篇3万字左右的专门反映农民看病难看不起病的报告文学,给他发去;书稿待后可在拟主编的“现实中国”丛书里出版。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立即以书稿为基础,补充搜集了一些最新的相关统计数据和案例,形成4.5万字的《雪上加霜――中国农民看病难看病贵大写真》一文,9月上旬给杨老师发去电子邮件。杨老师很快回信说,作品拟安排在第11期,请勿另投。几天后,我利用陪妻子到北京旅游的机会,拜访了《北京文学》编辑部,杨老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打开电脑说,这篇作品已经在第10期上预告了。果然,10月底就收到了刊社寄来的第11期杂志,我的文章标题改为《有什么,别有病――中国农村医疗现状调查》,赫然印在封面上,被作为头条隆重推出,编辑部同时发起了“中国医疗改革向何处去”讨论启事,2007年全年就此开展了大讨论,刊发了数十篇讨论文章。
这篇作品发表后受到广泛好评。网民“冰雪梅花”在网文《令人恐怖的毒瘤》里说:《有什么,别有病》“读后有汗毛直立浑身发抖的感觉”,“反映了农民看病有多难有多贵,甚至有好多人因为交不起昂贵的医疗费用而被活活地疼死,有好多人因为治不起病而选择自杀。人人生而平等,可是农民的生命竟然那么不值钱!君不见,贪官污吏们一桌饭菜几十万?君不见,有权有势者横行霸道,把平民百姓的尊严和生命践踏得畜生不如?”
也许是《北京文学》给我带来了好运,《中国之痛》书稿终于被中国国际广播音像出版社出版,并随即在海内外引起较大反响。我将这个喜讯汇报给杨老师。杨老师给予了诚挚祝贺和热情鼓励,说以后如果写出了好报告文学就给他发去。
2009年夏,我将5万多字的报告文学《中国旅游调查》给他发去。杨老师看后,肯定了作品的选题具有当下意义等优点,同时提出了十分中肯和准确的修改意见,使我茅塞顿开。我及时将其作了修改,连自己也感到作品比原来“亮丽”多了。修改稿发给他后,师力斌编辑通知我给刊物提供几张关于旅游方面的图片,说是随文配发之用。我喜在心头。不久幸运地在第11期上见到了自己的“儿子”。进而,“儿子”被《今晚报》《合肥晚报》《天水晚报》等报纸转载和多家媒体载文推介,使之奉献给了更多的读者。
从2007年开始,我年年自费订阅《北京文学》,她成了我创作报告文学的良师益友。我发现,“现实中国”栏目发表的报告文学,涉及中国诸多重大而敏感的问题,针砭时弊,抨击现实,体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她面前,某些刊物发表的“广告文学”、“关系文学”就相形见绌了。与某些认人不认文,把社会责任和社会效益抛在脑后的刊物相比,她实在太难得了,太可贵了。
《北京文学》高阅读率、高转载率、高获奖率、高关注度的背后,是敬业而专业的编辑默默“作嫁衣”。由于他们有良知、有胆识、有公众立场、有担当意识,所以有了刊物越来越多的读者,有了众多文学大家向她投稿,进而有了卓尔不群的气象和如雷贯耳的声誉。
第十三届《小说月报》百花奖评奖结果表明,《北京文学》作品获奖数量名列第一,并且占三分之一强。这太不容易了,太了不起了!我看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激动,也非常自豪,情不自禁地给杨晓升老师发去手机短信,表达了我的喜悦、祝贺和敬意。
我对《北京文学》及其编辑充满感激和敬意,这感激和敬意源自心底,不带任何伪饰和杂质,一如贵刊只认作品不论其他一样。在《北京文学》创刊60周年之际,写下这些浅陋的文字,以表达我的心声。
责任编辑 王秀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