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0月17日，汪曾祺给我写来一封含有很多信息的长信。他在这封信中先谈到对高邮要开他的作品研讨会的看法，认为“花钱费事，意思不大”。与此同时，他则介绍了《北京文学》将和台湾的《联合文学》12月同时出一个汪曾祺作品专辑的事情；他向我解释了不能将刚在台湾出版的《茱萸集》赠送给我的原因，同时预告他将很快把刚在漓江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自选集》寄三本给我。在提到其中一本是送给我的女儿陆菁菁时，他甚至还饶有兴致地提出批评说：“你给女儿起的这个名字不好，一定有很多人念成‘青青’。”他还说到《人民日报》在江苏举办一个笔会，“文夫、晓声嘱咐一定拉我去”，而恰恰就在这期间，因为有一个在京举行的美孚公司飞马文学奖的颁奖仪式，他是评委必须参加，失去了一次“到江苏吃螃蟹”的机会，很可惜……
汪曾祺就这样像与我拉家常一样信笔写来，轻松随意，如秋日晴空的片片白云缓缓地飘浮着，自如得很；不知怎的，他写着写着忽然想起高邮老家久悬不决的住房问题了，顿时如同夏天的雷阵雨，说来就来，汪曾祺的情绪立马变得糟糕起来。他写道：“我家的房子不知为什么总不给解决。金家渝很久没有给我来信，我也懒得过问。原来朱延庆对此事还比较热心，他现在恐怕自顾不暇了……”
汪曾祺家原来的房子是很大的。他在《我的家》这篇散文的开始就这样写道：
我们那个家原来是不算小的。我家的大门开在科甲巷（不知道为什么这条巷子起了这么个名字，其实这巷里除了我的曾祖父中过一名举人，我的祖父中过拔贡外，没有别的人家有过功名），而在西边的竺家巷有一个后门，我的家即在这两条巷子之间。临街是铺面。从科甲巷口到竺家巷口，计有这么几家店铺：一家豆腐店，一家南货店，一家烧饼店，一家棉席店，一家药店，一家烟店，一家糕店，一家剃头店，一家布店。我们家在这些店铺的后面，占地多少平米我不知道，但总是不小的，住起来是相当宽敞的。
高邮老家的住房究竟有多少间、占地多少平米，汪曾祺不知道；但有个叫夏涛的文学青年知道。这个有心人曾花上不少时间，走访了不少知情者和有关单位，终于把汪曾祺老家的原来情况摸得一清二楚，他在《漫谈汪曾祺和他的故居》一文中这样介绍道：
（汪曾祺的家）应该是现在（高邮城）的人民路南、傅公桥路西、傅珠路北、竺家巷东整个一方块上的部分房地产……据后来的《汪氏祖房调查报告》，高邮城在汪曾祺父亲汪菊生（字淡如）名下的房产总数为26处，217.5间，计3337.85平方，其中仅科甲巷（今傅公桥路西）一处，即汪曾祺出生的祖产房（就有）24.5间，面积有367.5平方……
1949年1月，高邮城解放，原本很大、很宽敞、旧式院落的厅堂、花园一应俱全的汪家大院就由政府代管。此后，汪家后代或因流落外地，或因下放，等到他们回城时已是居无定所。直到1979年，汪曾祺的胞弟汪海珊、妹妹汪丽纹和他的丈夫金家渝一起从乡下调回高邮，他们跑了几十趟高邮县政府信访局，好不容易才要回四间偏房，在竺家巷开了两道门，又在旧房上加了小阁楼，外分内连，兄妹两家方才有了安身之处，各居两间至今。
汪曾祺的弟妹住的地方是名副其实的蜗居，太小、太困窘了。自从门外被有关领导指示钉上一块写有“汪曾祺故居”的标牌后，海内外慕名来访者络绎不绝，他们都是为感受汪曾祺故居的墨香和神韵而来。参观后，目睹汪曾祺弟妹们蜗居的现状，又无不感慨万千地惆怅离去。2008年秋，王安忆专程到高邮寻找汪曾祺的足迹，后来她在散文《去汪老家串门》中这样写道：“门开了……门内拥簇着沙发，茶几，书柜，矮橱，一对夫妇，年在七十上下，原来是汪老的妹妹和妹婿。汪家当年的宅院，历经动荡变迁，如今只余下这前后套的两间。背着一小块天井，天井里颇为奇迹地贴墙筑一道窄梯，梯顶上搭一间阁楼，悬着，住汪老的一位兄弟。汪家人戏称是《皮凤三楦房子》――汪曾祺的小说名。所以，这里不仅是汪曾祺故居，也是今居。”与王安忆以“奇迹”这样的反语感慨汪家人今天的困难居住条件不同，铁凝则是泪不能禁。2010年5月17日，她抓住在扬州参加一个文学活动的机会，忙里抽空到高邮参观了汪曾祺的故居。当地一位作家事后写了一篇散文记述铁凝的这次高邮之行：“铁凝在扬来邮前就明确表明，到高邮一定要到汪曾祺故居去。高邮人知道，位于竺家巷的故居实在狭窄得有些寒碜，与我们守望并打造的文明精致的城市难以匹配……铁凝到汪老的‘老家’串门，只是一种思念，一种对敬重汪老感受的延续。这几间原先是故居的偏房容不下七八位名人，不少人只好站在屋外……就要道别了，突然，她眼含泪花，用手擦泪。金家渝立即叫丽纹拿面巾纸给她擦泪。我们一下子被她感染得有点激动，毕飞宇拍拍铁凝的左肩，像是劝慰一位姐姐不要难过……”
改革开放以后，汪曾祺曾三次回乡，每一次都受到地方政府领导的款待。据多次参与接待的陈其昌回忆，每一次，汪曾祺几乎都向地方领导委婉地提出解决住房问题。他先是口头说，后来正式打报告。他当然不是、也从来没有要求把往昔占地几千平方的汪家大院全部归还，他只是希望归还部分尚存的、甚至是闲置着的、并且有契约写明属于他和堂兄汪曾炜共同承继的房产，也就是几间房子罢了。汪曾祺目的有二，一是改善生活在高邮的弟妹们太困窘的居住条件，二是他自己回家时有地方住。既可得以与同胞骨肉一起享受亲情，同时自己也有一个宜人的写作环境。可惜，这个并不算过分、更不是奢侈的请求，直到汪曾祺去世也未能实现。
在众多高邮地方领导中，汪曾祺把解决住房的希望具体寄托在两个人的身上，排在第一位的是副县长朱延庆。
老朱是我的中学同学，我了解他的性格。他乃一介书生，平常喜欢写文章，搞方言考证，字也写得不错。1984年县级机关体制改革时，朱延庆从教师岗位上被推荐转而从政，经组织提名，通过选举，被任命为副县长。一下子成了县领导后，他倒也没有人一阔脸就变，照样对人和蔼可亲，办事温文尔雅，有人求他题个词、写个招牌之类，他都会乐呵呵地予以满足。但由于他本质上是个书生，身在“县太爷”的位置上，却不擅长拍“惊堂木”。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让朱延庆唬下脸来雷厉风行当机立断拍板决策办好一件事，特别是略有风险的事，很不容易。因为是文化人，朱延庆当然知道汪曾祺的意义，他尊敬汪曾祺，也愿意为汪曾祺办事，但只能是办他力所能及、保险系数比较大的事。当他知道汪曾祺希望得到一本只是听说过、却从来没有看到过的王西楼的《野菜谱》时，立即托人到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图书馆影印了一册寄给汪曾祺。汪曾祺很高兴，特意在他所写的《王磐的〈野菜谱〉》一文中记上一笔，对朱延庆表示感谢。但解决住房问题要比托人影印一本书不知困难多少倍，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实事求是地说，朱延庆对汪曾祺的住房事关心过，也忙碌过，但，作为一位分工负责文教卫生口的副县长，他究竟有没有为此拍过“惊堂木”，我们就不好妄测了。一直到朱延庆2001年退休，汪曾祺的住房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汪曾祺生前提起此事就心中不快，而朱延庆想来也一定深以为憾则是可以肯定的事情。
另一位被汪曾祺寄予希望的高邮地方领导是县长戎文凤。
在高邮，说戎文凤是家喻户晓不算夸大之词，因为她的人生、仕途之路充满戏剧性，甚至传奇性。她曾经就读于泰州耕读师范，这个成立于大跃进期间的学校在“文革”中解散后，她就回到了家乡――高邮县界首镇。起先没有工作，后来当上了公社妇女主任，开始踏上仕途。说起乡村妇女主任，热情、泼辣、胆大、能言会道是她们的共同特点，戎文凤于此之外似乎还另有不同之处，即发言时沉稳，善于表现自己。查阅我的往日日记，在1979年10月11日的日记中，居然记载了我第一次见到戎文凤后的速写式的印象：“上午座谈，女主任戎文凤的发言颇引人注意，沉着，条理清楚。”当年我在县报道组工作时，经常与农村基层干部打交道，其中包括妇女主任，但写入我的日记中的仅戎文凤一人，可见她留给我的印象之深。有志于仕途、也有心机的人是不会在生活中长期寂寞的，戎文凤慢慢地从众多妇女主任中脱颖而出了。她先是被县领导看中，被分到一个公社当负责人；一年不到，又升为县委宣传部的部长，戏剧性地一下子成为我的顶头上司。在县委宣传部任上干了不到一年时间，她又被指定送中央党校学习，一开始是预备班，因为她的文化基础差，跟不上。从中央党校回来后不久，任高邮县县长，1991年高邮撤县改市后任市长，这一次干的时间长了些，5年。5年后调扬州市任常务副市长，直至2001年8月，因受贿罪被捕入狱，获刑13年。
戎文凤任高邮主要负责人期间，她当然知道汪曾祺要求解决住房困难的事；即使她升官任扬州市常务副市长离开高邮后，如果她真的有意解决汪曾祺家的住房问题，她完全可以以上级领导的身份催促高邮办成此事，这应该都不是什么太难办的事情。但她显然不想这样做，故而一直拖着不办。是否她不知道汪曾祺的身份及其影响才因而不重视的呢？这更不可能。她升官到扬州后，曾与当时扬州市的另一位负责人到北京晋见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他俩在向江总书记汇报工作时列举了一个又一个扬州历代文化名人，江总书记提醒说：“高邮还有个汪曾祺！”戎文凤从北京回来后，曾经在许多场合不无炫耀地向很多人传达过江总书记这条指示。
最让人感慨的是，汪曾祺曾于1993年5月30日亲笔给戎文凤写了一封信，此信一般人难以看到，照录如下：
戎文凤市长：
我三年前回高邮时曾向市里打报告请求将当时为造纸厂占用、本属于我和堂弟汪曾炜名下的臭河边的房屋归还我们，迄今未见落实。这所房屋是我家分家时分给我和汪曾炜的房产。土改时我和曾炜都在外地，属职员成分。此房不应由他人长期占用。
近闻高邮来人云，造纸厂因经济效益差，准备停产。归还我们的房屋，此其时矣。我们希望房管局落实政策，不要再另生枝节，将此房转租，另作他用。
曾祺老矣，犹冀有机会回乡，写一点有关家乡的作品，希望能有一枝之栖。区区愿望，竟如此难偿乎？
即致
敬礼！
汪曾祺1993年5月30日
想想真让人难过，汪曾祺这样一位海内外闻名的老作家，特地从北京写信向戎文凤诉求：“曾祺老矣……希望能有一枝之栖。”遗憾的是，这样令凡能够见到此信的人无不动容的话，竟丝毫没有打动戎文凤的心。
2001年8月，江苏多家报刊刊发扬州市常务副市长戎文凤因受贿罪被逮捕法办的新闻和长篇专题特写。发人深思的是，戎文凤以权谋私受贿的目的，是为自己的儿子在北京买房！因为认识戎文凤，更因为了解汪曾祺，我在南京看到有关戎文凤被法办的新闻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在想，同样是为了房地产，假如戎文凤不是为了儿子去打洞钻营，而是为汪曾祺劳神费心，那该多好，又该是怎样一段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佳话！
可是，严峻的历史老人最不喜欢“假如”这两个字眼。生活总是遵循其既充满诗情也充满残酷的历史法则，不苟言笑地向前挺进！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责任编辑 王秀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