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已进入弥留之际，消息传出，他的六个孩子从全国各地赶到佛罗里达，聚在他的病床前。那天夜里，我们和我们的母亲都围在他的身边，贴着他的脸对他说话。 “爸爸，再见，”我们说，“我们爱你，感谢你。唔――”
父亲微弱地呼出生命中最后一口气。走了。在大家的哭声中，我却无泪，只是突然感到了一阵孤单。
我记得我五岁的时候，有一天早晨，暴风雪刚过，父亲带着我去一英里之外的城里。因为地面泥泞，我骑在父亲的肩上，心里有些害怕，就将手紧紧抱住他的头，这样戴在手上的棉手套就挡住了他的眼睛。“我看不见了。”父亲说，但他还是继续往前走。父亲任由他胆小的儿子挡住双眼走完了雪地。这件事成了父亲留给我最早的永久性回忆。
在父亲的葬礼上，我思绪万千。我为什么一直都流不出眼泪？难道我还对父亲耿耿于怀？
我十几岁的时候对未来生活充满了憧憬，可是他不但没有给予我鼓励，反而一次次向我泼冷水。我告诉他，高中毕业后我想当一名歌手。他立即对这个职业进行了猛烈的指责。“这是一个吃青春饭的职业，且不说出人头地不容易，就是出了名，老了怎么办？”他说。
所以高中一毕业，我就离开了家，寻找我的梦去了。经过我的努力，我成了一名职业歌手。在我能到百老汇这样的地方演出时，他还是坚持说：“你最好还是要趁早改行。”
后来我真的准备改行，那是因为我出了一本书，写作热情被激发出来了。“借这本书的影响，找一家适合你的公司。”父亲建议道。当我告诉他我想做一名自由撰稿人时，他默默无语。
多少年以后，我渐渐明白，父亲对我的干涉实际上是一种与我亲情联系的方式。为了这种亲情，他付出了很多。他要干两份工作才能抚养六个孩子而不经济窘迫，他每到假日就和我们在一起，想法给我们欢乐。当我们各自成家立业，分散在全国各地，他常给我们写信打电话，寻找机会让我们全家经常团圆。
就在他去世的前两周，他还替我们的母亲操办了一个生日。我们从各地赶到佛罗里达的家里团聚，并和父亲一起钓鱼。他似乎很好，很开心的样子，只是气色有些难看。
后来我们才知道他那个时候已经病危了，他是故意隐藏病魔带来的痛苦，不想因此扫了我们大家的兴。
我们要离开佛罗里达的那天早晨，他将我拉到一边，送给了我一只箱子。我打开一看，吃惊地发现，里面有满满一堆剪报，既有我从艺时报刊对我的报道和评论，也有我后来在各种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我想你或许喜欢。”父亲对我说。
我紧紧抱住了他。我不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拥抱，但我的父亲显然已经有预感了。
拎着沉甸甸的箱子，我突然明白，不论他用什么样的言语责怪我，反对我，但却不能阻止他自己一点一点充实这个盒子的实际行动。尽管我不在他的身边，他却以自己的方式和我共同生活。
现在父亲离开我们已经近两年了，我非常想念他。我想到的最多的就是我五岁那年骑在他肩上的情形，那时我笃信他完全可以在被我蒙住眼睛的情况下朝前走并万无一失，而这种安全感只是因为知道他和我在一起。
一天，我和我的儿子本杰明在路上走，当我让他骑在我的肩上时，他的双手抱住了我的头并遮住了我的眼睛。“我看不见了。”我说，但是他还是紧紧抱住不松手。我的周围突然变得黑暗，我需要摸索着走路，我感到了他身体的重量。这是不是就是当年父亲驮着我走时的感觉？我不禁泪水涟涟，这是父亲死后我第一次掉眼泪。我发现我踏上的其实是一条为父之路，这条路充满希望但又前途难卜需要摸索，这条路我的父亲走过，现在又轮到我了。
选自《环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