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一生遇到过三次车险，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历险纪实》一书，收录了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介绍建国后的一次遇险经过。现摘编如下―― 周恩来总理工作日程安排一向很紧，常常是放下这个就是那个，很少有间歇时间，因此，他乘车也要求快，有一次从中南海西花厅到西苑机场，竟快到只花了13分钟。他之所以要求快，理由很简单，就是不愿把时间浪费在乘车的路途上。
周恩来总理可说是国家领导人中乘车行驶里程最多的人，他启程的时间晚，又必须准点到达，这就要求车速快而且选行最佳路线。
然而，险情还是未能避免，险情发生在1961年6月15日下午我们从中南海到钓鱼台国宾馆的路上。
我是周总理的卫士长。6月15日下午我一上班，照例先看了看周恩来总理办公桌上的台历，看上面记了些什么活动。周恩来总理一向有这么个习惯，就是把一天的日程安排头一天写在台历上。我一看上面写着:“下午2:30到钓鱼台”，立刻便明白了，他两点半要到钓鱼台，然后陪着住在那里的越南总理范文同到人民大会堂出席北京市各界万人欢迎大会。于是，我便去找值班秘书了解全过程的情况。
为了事先有个精神准备，不致临时慌乱，我和值班警卫员张树迎，一起研究和分析了这次活动的全部情况。
随手我用电话通知了中南海警卫局值班室。他们早已得知这次大会的安排情况。我又通知总理的汽车司机杨金明，要他在两点把汽车开到西花厅。张树迎在准备必需的东西。
杨金明准时把汽车开到了西花厅前院。这是一辆50年代从苏联购置的吉斯车，即吉斯3NC―115型防弹车。总理日常活动一般都是乘坐苏制吉姆―3NM。因这次是欢迎越南总理的重大国事活动，所以调用这辆吉斯车。
不多一会儿，总理从办公室出来了。他走得很疾很快，我忙连走带跑地赶到他前面，去开车门。这辆车的车门重量非常大，总理右手又有残疾，很难把它拉开、关闭。总理上了车，他的习惯是坐在汽车后排左侧的位置上，伸出左手拽住窗侧的吊带――因为车速快。我照例坐在他的右侧，把车门落锁。张树迎则坐在司机杨金明一旁。
周总理对自己要求一向很严格，外出活动从不让警卫部门派警卫车在前面给他开道。这次去钓鱼台，也没有沿着警卫部门为保障国宾活动专门布设了交通民警的那条路线。
这天果然出了意料不到的事故。周恩来总理的座车驶到展览路南口时，就见前面路南一个大门里钻出一辆卡车。它本来是右拐向东行驶的，没有想到将要和周恩来总理的座车交会时，它忽然逆行而驶，接着又突然横到了马路中间。我们一看情况不妙，忙喊:“卡车!”“危险!”
杨金明早就看到了那辆卡车。他是司机，对沿途路口、路况很熟，知道要经过哪些道口、机关、工厂，当然也知道那辆卡车是从北京市电车一厂的车场出来的。因那卡车出门后向右拐，所以交会时并没有鸣笛。各行其道，互相并不妨碍。当看到那辆卡车忽然驶入逆行，既未打大迂回指示灯，又不鸣笛，不打手势，估计可能横在马路中间，自己车速又快，眼看立即要被它撞上肇成特大事故。无论如何也不能叫它出事。一种重大的责任感促使杨金明立即采取措施，鸣笛、点煞、换一档，向右避让。车正往右偏，忽见前面有根粗大的水泥电线杆，弄不好，很可能被卡车挤到电线杆上，杨金明连忙又改为逆向避让，并把方向盘向左打死。就在这时，那辆卡车的车身忽然在他眼前一晃。眼看就要撞上，杨金明暗暗喊了一声:“不好!”随即脚下猛地一踏，吉斯3NC一115立即来了个180度大调头，嘎地一声停住!
当吉斯车眼看要与卡车撞上的时候，坐在前排的张树迎立即回过身来托护总理。无奈这本是三排座，中间隔着一排，够不着总理。我呢，很自然的反应就是用左手和身躯使劲架着总理，右手则用力支撑着中间那排座椅的靠背。总理也使出很大的力气来支撑。虽然几个人在吉斯急调头的过程中，身体失去重心，歪倒在一边，几乎摔到座位下面，但也没有受伤。这不能不归功于杨金明驾车技术高超，和他的高度责任感。如果他技术不精，责任心不强，不能在一刹那之间脑、眼、手、脚并用，准确无误地完成调车、煞车这一系列高难动作，其后果不堪设想!
尽管几乎两车相撞，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可是那辆卡车的驾车人却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他依然不打指示灯，也不鸣笛，在马路中间又莫名其妙地来了个大迂回，然后驶回电车公司一厂的大门里边去了!我们真是气得要冒出火来!
我们很生气，周总理也很生气。一个司机怎么可以不鸣笛、不打指示灯，就在大街上打大迂回?真是无法无天!总理对这种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行为自然不能容忍，他指示我:“到了地方，你马上把情况告诉北京市公安局，要他们查清楚，是什么人不按交通规则行车?是有意还是无意?查明后要严肃处理。”
到了钓鱼台，我立即从五号楼打电话给北京市公安局和警卫局报告了情况和卡车的牌照号码。我把周总理的指示原话传达之后，并说，我理解总理的意思不是叫查那辆卡车是否企图撞他的车，而是司机为什么打大迂回不鸣笛、不打指示灯违犯行车规则。
北京市有关领导对此十分重视，北京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冯基平带有关工作人员立即赶到了现场。
情况很快弄清楚了。原来那个驾驶车的是电车一厂的维修工，叫张兴辰。最近一段在私自练驾驶，常常开着车在厂子里转。特别是将会不会瘾头更大，不玩一玩手就发痒。这天下午他手头没活，就借口给卡车加油，和班长要钥匙，班长也知道他给车加油是假，想开着玩玩是真，又不好当面给顶回去，就把钥匙交给了张兴辰。张兴辰拿到钥匙，非常高兴。他还从来没有开着车上过街，他决定试试，于是就把车开出了厂门，想转一个大圆圈就回厂，对面有车无车全然没有瞧见。
负责交通管理的阎荣久，经过询问和勘查现场认定:张兴辰是非司机驾车，违章行驶。
公安局的同志弄清情况后，和电厂公司经理很快赶到大会堂，向周总理报告情况并听取指示。公安部的负责人和我接待了他们。
欢迎越南总理范文同万人大会一散，周总理送客上车后，坐车回中南海西花厅。我就利用行车的空档时间，把经理的汇报和公安局对这次事故性质的认定，向总理作了汇报。
“荒唐!(“荒唐”是总理批评人最重的语言)怎么能随便开车出来玩?多危险!”周总理很严肃地说。接着又向我交代:通过市公安局转告电车厂领导，要他们结合这次事故对全厂职工进行教育，杜绝类似情况再次发生；厂里要加强制度管理，没有制度不行，有制度不执行同样不行；对那位私自开卡车出厂的同志，要做好思想工作，不要因为是遇上我的车而加重处分。最后叮嘱我说:“厂里对这件事的处理和落实情况，你以后去了解清楚，再告诉我。”他从来不让我们直接插手过问一个单位的工作，有什么事总是通过组织系统，这次是一个例外。
我们回到中南海，走进西花厅客厅，恰好邓大姐也在。周总理告诉她:“我今天差点出了大车祸!多亏老杨开车技术高，处理得当，这才避免了车祸。这是我坐汽车第三次遇险。”邓大姐一听吃了一惊。我连忙把事情的经过向邓大姐作了汇报，邓大姐这才长出了一口气。
接着，周总理又向我们讲了前两次坐汽车遇险的经过。第一次是1925年8月23日，也是廖仲恺先生遇刺的第四天晚上，当时他担任“廖案检查委员会”的委员，坐汽车回司令部时，因临时改变了口令，回答不对，被门卫哨兵用机枪扫射打死了他的司机和护兵。第二次是1937年5月，他坐汽车从延安去西安，在陕北劳山遇到土匪的埋伏，警卫和司机大部分伤亡。
几天后，我找北京市公安局了解电车公司有关那次事故的处理和落实情况，公安局的负责同志告诉我，他们已经抓了制度和措施的落实，张兴辰给警告处分。并说，厂里有些人反映，张兴辰幸亏遇到的是周总理，要不然，降级、开除、蹲大牢都有可能。
(孟微摘自《文汇读书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