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和朋友们编杂志时做过一个小试验:刊登四十多张人脸照片,让读者猜出他们中间的几个罪犯,正确答案在杂志的随后一期公布。结果不出所料,接受试验的读者们都频频失误于这个面容的迷阵,猜测的总体正确率不足五分之一。他们不论如何小心翼翼,还是被一张张清纯或者奸险的脸骗过去了。
这个事实再次证明,面容与性格乃至命运的关系,扑朔迷离得令人生畏。相术即便杂有一些医学和社会学的道理,一旦有了解说人间万事的野心扩张,便成了宿命论的旁门左道。
中国戏剧中的脸谱可算一种准相术,力图建立面容的标本手册,让观众一旦“知面”便可“知心”。红脸象征忠勇,白脸象征奸诈,黑脸象征刚烈,三角白粉鼻则象征油滑卑微,如此等等。在这种文化熏陶之下,相术不可避免地进入社会潜意识,于是獐头鼠目、尖嘴猴腮、三角眼、扫帚眉、鹰钩鼻、酒糟鼻之类统统被派给了坏蛋,而龙睛凤目、方头大耳、卧蚕眉、含丹嘴、国字脸、悬胆鼻则统统献给了良民――包括把“重瞳眼”献给圣王。在相术家们看来,人际命运和行为操守都可以进五官科,集中显示于人脸这一块仪表板。
但这些理论从未登堂入室,没有得到过知识界普遍的承认。古代著名皇帝舜是否真是“重瞳眼”?人们多有怀疑。古代思想家荀子还曾写下著名的《非相》一文,称“形相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形相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相人,古之人未有也,学者不道也。”
解读面容的努力遭到如此重挫,是否意味着向我们迎面而来的诸多人脸只是一块块空白?是否就可以由此判定,“一见钟情”和“一见如故”之类的故事都属于谎言或者愚不可及的面容崇拜?事情可能没有这么简单。也许,面容不是静止的,因此不应该简化为相片;也许,面容不仅受制于先天遗传,也受制于后天再造,因此不光是一个脸蛋而应该包括表情活动的全部,甚至包括一个人全部的身体语言(bodylanguage)。一本《麻衣相法》无法充当廉价先知,但并不妨碍一个富有职业经验的警探,不难从拥挤乘客中一眼辨出疑犯。很多有关缉凶的报道证明,一个神色特征,一个举止习惯,一个装束细节,都可以让警探胸有成竹,敏感到自己的对手在哪里。这种行外人和局外人无法理喻的目测能力,隐含着特有的经验、技巧以及博闻广识,有时竟可达到“一眼准”的程度,庶几乎可称实践家的“相人之术”。
相人本来有术,只是术士们过分的夸口许诺,决定了江湖相术的破绽百出。相反,警探无意充当术士,他们靠目测锁定疑犯,即便有高得惊人的成功率,却并不窃占认知越位的特权,更不夸大自己的认知成果。犯罪,只是犯罪也。此时的犯罪也只是此时的犯罪,并不能决定该犯的性格是温和还是刚烈,命运是坎坷还是顺利,知识是丰富还是贫乏,婚配是圆满还是残缺,父母是健在还是亡故,甚至不能决定该犯在另一个人生的层面上,在另一个社会环境里,能否成为一个良民。这正像我们在杂志中印出的那数十张照片里,众多正人君子一旦身处特定的条件之下,也不一定没有犯罪的可能,因此五分之四的识别错误,不一定意味着永远的错误和绝对的错误。
在犯罪问题以外,人是非常复杂的。好公民不一定是好同事,好同事不一定是好情人,好情人不一定是好儿子,好儿子不一定是好父亲……幸好警探们无意穷尽人生所有的未知,只是把目测方法局限在职业范围之内――这也许正是警探们的成功之道:有效知识的前提是承认知识边界,承认我们对边界那边的一切无可奉告。
只有无视认识边界的僭越者和独断者,才会在数十张相片面前争执不休。他们或是拥护相术,相信这些面相能够告诉我们一切;或是反对相术,认为这些面相既不能告诉我们一切那就毫无意义。他们的争执不休,其实都是对一张张面孔的有眼无珠,使人世间意蕴丰富的各种面容,在他们极端化的认识苛求下,如果不是成为空白就成为幻象。
选自《今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