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人物：李真，1962年5月出生于张家口一个普通干部家庭，1981年中专毕业，先后在张家口地区果树场、张家口市油漆厂工作，1989年7月调河北省建设投资公司工作，为一般工作人员；1990年11月到河北省政府办公厅工作，当秘书；1993年6月到河北省委办公厅工作，当秘书；1994年12月任河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1995年12月任河北省国税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1997年7月任局长；1998年4月任党组书记、局长；2000年3月1日被"双规"；2001年4月被依法逮捕；2002年８月30日，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罪、贪污罪判处李真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久前，李真已被执行死刑。
尊敬的各位领导：
在事业上我曾有过昨日的辉煌，可竟在一夜之间沦为了今天的阶下囚。此时我深为失去自由、亲人所痛苦，更为对党和人民犯下重罪而悔恨！
我像所有同龄人一样，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从小沐浴着党的阳光雨露，吸吮着人民的乳汁，从小学到大学最后走上工作岗位，党和人民给予了我很多殊荣。自己也曾是一个热血男儿，青年时代常常和朋友、亲人们在一起谈理想、谈未来，忧国忧民，对社会上官僚腐败现象无比愤慨，万分怒视，心中暗下决心，当有一天在事业上有所成就时，一定要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己任，用自己的一腔热血报效祖国。
在我事业成长的过程中，党组织付出了极大的心血，给予了许多关怀和培养，为我提供了十分难得的机遇和环境,但由于我缺少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对党的组织原则、规章制度理解得不深，领会得不好，逐渐养成了骄狂、自以为是的坏作风，并被官场上的阿谀奉承、不择手段和追逐名利等陋习所迷惑。这些阴暗的消极现象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逐渐萌生了一种迫切的功名欲望，还对自己的未来设计了一个所谓的发展蓝图:将来能成为一任封疆大吏或政府阁员。在这种强烈的功名思想驱使下，凭借领导对我的特殊信任，利用工作之便，广泛地建立密切关系，凡有求于我的人，只要认为应该帮助，即使由此给己带来某种不利也都在所不惜地尽量给予支持，根本没想有些事是党内制度、国家法律所不允许的，而认为这种所谓的豪情仗义、敢言敢为一定能在政坛上为我赢得一批坚定的支持者和人格上的“赞誉”，会为未来的仕途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这种政治上的幼稚，确实也曾使我同河北的有些省、市级领导建立了极为信任的关系，当然也有相互利用的心理。凡我认为有可能的，都积极地给予支持。这种效果，使我在他们心目中的位置就越感重要，觉得我的作用无人可以替代，再加上渲染，我在河北政坛上竟成了一个神乎其神的人物了。�
入狱后经过极为痛苦的回顾，深思自己为什么从一个年轻有为的领导干部而沦为阶下囚呢？我认为首先是忽视了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对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产生了动摇，灵魂受到了腐蚀。由于我同领导们接触较多，当看到某些高级领导台上讲的是慷慨正义之辞，台下想的是升官发财之路，平时干的是肮脏龌龊的勾当，再加上许多官场中人那种麻木、自私、嫉妒，见领导阿谀奉承、待百姓趾高气扬，对工作得过且过等丑陋的劣性后，没能理智、正确地分析这是我们党在前进中的一小部分消极阴暗面，而错认为这是党内的机体腐化，任何个人力量都无法扭转乾坤；共产党完了，与其一旦江山易手，自己万物皆空，不如权力在握之时极早做些经济准备，如真有不测也可万无一失。现在深思，如党内同志都似我所想，那真要亡党亡国啊！�
其次是没有遵守秉正无私、两袖清风的领导干部准则。这方面虽说我受党培养教育多年，然而随着自身权位的逐渐显赫，既被社会上阴暗腐败的消极现象所诱惑，又被根深蒂固的“功名道义”思想所左右，更被权力和胜利冲昏了头脑，致使出现了严重的违反法纪、凭借权力和影响贪图享受、奢侈腐化等问题。如：离婚后为了方便生活，我寻找一个现役军人到家长期照顾小孩和我。除在秦皇岛、承德、廊坊建立高档培训中心外，还在北京建了个极为豪华的小办事处，形式上为省局整体服务，实质目的主要是为了自己与有关领导和朋友交往方便。特别是凡有恩于我的人，只要有求于我，为了知恩回报我都尽量地给予帮助，有时不计后果，甚至违反原则。最终是这种所谓的“豪情仗义”葬送了自己的锦绣前程。
再者是法律意识淡薄。
记得当初和个别高干子女、领导秘书交往时，看到他们吃、抽、穿、用极为豪奢，请客送礼非常大方，还有一些非常敬重的领导，子女们也都在利用父亲的权力和影响，谋取暴利。
这一切都在我心中既有羡慕，又有不平。我也掌握一定的权力，有相当的能力，需要一定层次的交往，又曾被许多人所“借用”，而今天的收入水准对如此消费只能是望尘莫及。既然他们能以合法的形式出现，通过权力和影响达到谋取私利的目的，我又何以不能？这种思想在我脑海中多次闪过，萌生了获取经济保障的想法。
初次收受财礼时也曾有过忐忑不安，担心由此而影响前程。记得我任秘书时曾有位市领导前来汇报工作，顺便送给我两条中华烟等小礼品，我想收但怕领导得知后批评，有些为难。对方已面有不悦，恰好司机进来，却满不在意地收下了，我才顺手收下。
1994年底，在妻子出国前夕，李国庭到石家庄出差，我和妻子前去看他，其间他拿出５万美元说：“出国读书，需要花钱，算我的一点心意。”当时我确实不好意思收，再三讲：“您有这这份心意，我就非常感激了，不需要给钱。今后如有可能，给她些项目支持。”他听后带有感情地说：“别人有困难我还帮助，何况你呢？你若不收就是看不起我。”并又诚恳地讲道，“你年轻有为，做事一定要谨慎。今后如需花钱，我帮你批烟，千万不要找别人，避免出麻烦。”听后我怀着十分感激的心情收下此款，并陆续找他给河北驻北京办事处批烟，从中得利。�
李某和我从小一起长大，可以说青梅竹马、情深意切，按她所言我们的友爱犹如曾经沧海难为水。在她１９９６年下海经商后，多次利用我的影响谋取利益，起始我真有顾虑，深怕由此而毁坏声誉，让她多从我的未来前程、综合利益上去考虑，做事要万分慎重，并曾回绝过她的数次请求。后来在听她叙述下海后的艰难经历时有种愧疚感，对她未来的商旅生涯有了鼎力相助的想法。后来我帮她在京开办公司，并将省局廊坊培训中心的基建项目交由她联系有关建筑单位。当然也千叮万嘱，做事要切记周全。本以为谨慎有余、万无一失，殊不知已导致触犯刑律的严重后果。最后当大笔资金存放在家中时，我已不单有愉悦的感觉，而更感到是种沉重的负担。特别是随着党中央反腐败形势的不断深入，在全国各地陆续严惩了一批腐败分子后，更是惊恐万分，生怕由此而身败名裂。当李国庭被抓，听到中纪委调查我的风声后，内心深处十分紧张，曾闪过向组织如实交待的念头。但最终还是被所谓的“道义、名节、前程”所左右，使我丧失了一次极好的机会，直至３月１日被组织隔离审查。可以说，对我的查处，如果发生在５年前，绝不会如此严重，但若发生在５年后，肯定会比这更严重。
被审查以来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的认罪态度是不好的，深知问题严重。开始也曾一度抱有一种侥幸心理，寄希望昔日的领导、朋友帮忙说话，只要自己坚持，恶运就能过去。到后来，当感到“营救”无望，特别是专案组已掌握了自己的大量犯罪证据后，又是一种所谓的“名节、道义”占据了我的心理。总是想过去和我有经济往来的这些朋友都曾是友谊甚深的肝胆，如今自己已落了个悲惨的状态，牵连和影响他人实在是于心不忍，宁可以死相抵，也要在世上保全“名节”。更可悲的是把彻底地坦白、认罪当成是贪生怕死，把所谓的“名节、道义”思想当成是一种优良的品格。这种极端错误的思想使我失去了许多立功的机会，也给司法机关办案增添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随着问题交待的深入，我越感负罪沉重，对不起生我养我，现已风烛残年、体弱多病的老妈妈。她一生向善正直，含辛茹苦地把我抚养成人，对我的未来寄予了无限希望，听到我被逮捕入狱的消息对她将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沉重打击；我还对不起年幼无知、聪明可爱的小儿子，他从小没有得到母爱，缺少亲情，对我的依偎性很强，在多么需要爸爸关爱的时候，却失去了我，多少次梦幻中，我梦见他在哭喊着找爸爸；我更对不起多年来教育我、培养我的各级党组织。参加工作以来，党和人民给予了我多少殊荣，我如此年龄就走上了正厅级领导岗位，是多少正直、比我有才华的人而没能得到的机遇，然而我却在党和人民赋予我的权力面前，没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成了功名金钱的牺牲品，真是痛苦万分！在此我真切地向党和人民忏悔！向亲人们忏悔！
解读：
李真的堕落原因，其实并没有他在忏悔书中所说的那样复杂，从理想信念到法制观念，等等。理想、信念对人的行为固然产生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官员的腐败归根结底不是单纯的思想意识问题，而是一个制度设计问题。一位网评者说：海瑞、包拯是什么世界观、人生观？但他们却能清廉自许，久握重权而一尘不染。联合国成立50多年来几乎没有发生过腐败案件，难道那里的工作人员都树立了崇高的理想和信念？过分相信人的觉悟，对权力的监督不严密、不到位，才是问题的症结之所在。
德国学者洛伊宁格尔在他的《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中曾经分析说：“中国的传统是相信官员的道德良知，注重对官员的思想道德教育而疏于对权力的监控制度的制订，因此权力被利益诱惑并收买的机会要比西方大得多。”
所以，手握重权却没人能够进行有效监督，这才是李真堕落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