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村子叫临河集。集不大，是个“下”字形。上面的“一横”至“一点”的地方，是东街，也称“瓦街”，青一色的瓦房；“一点”及下面的“半竖”均为草屋。我家则在瓦街和草街的结合部，也就是在一个集的正中间。瓦街的东边有一条土公路，南通巢湖，西通合肥，都在一二十公里的光景。草街的“一竖”一直拖到最西边的河边。一条大河婉婉蜒蜒地从村前流过，也是南通巢湖，北通合肥的。河边有一座拱形大石桥“兴隆桥”，儿时，我们把石桥当跳台，从上面往河里扑通扑通地跳水。
瓦街里有个“李府”，是李鸿章弟弟李鹤章的“仓房”，即粮仓，有几百间高楼大瓦房。街上的青石板上，有几条深深的车辙，那是佃户们吱吱呀呀的独轮车给李府交租刻下的印记。抗战胜利后，那几百间大瓦房都空着了。抗战中迁至“立煌县”(即今金寨县)的安徽大学理应要从大别山里快快地迁出来。合肥当时自是没有一处空房子能容纳这所大学。于是，安徽大学就屈尊到我的故乡临河集李府的大瓦房里了。
安徽大学在我们村上时，我才六七岁，自是没有沾到一点儿“文气”。但是我为安徽当时惟一的一所大学能在我们村子里而感到自豪，而感到沾沾自喜。当我经常津津乐道地说及这一点时，朋友们都不信：你那个什么破村子，安徽大学怎么会在那里呆过?
弄得我有口莫辩。
“不错!”方君默先生证实道：“安徽大学是在临河集呆过!我就是在那里上的安大广
现为国家一级编剧的方君默先生，是我省最早发表长诗的诗人。早在1950年，方先生就在《光明日报》发了一个整版的长诗《山高挡不住红太阳》，诗人田间给予了高度评价。
后来我在《安徽省情》上看到安徽师范大学的校史说，1947年秋，安大从肥东县临河集迁往芜湖赭山。
解放后，皖北文化干部学校的校址定在我们村上。文化干校经常举行周末晚会。晚会节目单的海报，就贴在我家对门的墙上。我们几个小同学就站在海报前，“拱”那节目单上的节目内容。就是说，在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我们这些穷乡僻壤的小孩子，就比一般小学校的学生早一些时候知道了什么叫曲艺、相声之类的文艺了。
这期间，朝鲜战事爆发。临河集驻上了安徽省第一康复医院第五休养所，来休养的都是最可爱的人――从朝鲜前线负伤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伤员。伤员和医生，大多住在李府的瓦房里，但也有住在我们老百姓家里的。这样，军民关系很是融洽。让我们这些小学生和村民们最得实惠的是，几乎每个礼拜六都要慰问伤员，不是放电影，就是演大戏。不仅我们村里的人沾光，四乡八转的老百姓也都扛着板凳来看戏、看电影。想想吧，每周一部免费的故事片，县里的其他小学校能有吗?城里的中学生能有吗?省会的大学生能有吗?没有!统统没有!但是我们有。我们临河集村有。我有。想想列宁的那句话吧：“在一切艺术中，对我们最重要的是电影。”
故乡临河集啊，在我惟一的小学学历中，你却一年能让我看上几十部国产故事片和苏联故事片，这对于贫穷的我来说，这是多么丰富的营养!大补啊!
在养伤的伤员中，有一位战斗英雄边子正。他出席新中国第一届英模大会。他给我们做报告，讲战斗故事。他后来把他的战斗经历写成了小说。《安徽文艺》于1956年7月改版为《江淮文学》创刊号的头条小说《鞋》，就是他的处女作。他后来成为多产的儿童文学作家。他后来当了省艺术馆馆长，就在合肥宿州路九号省文联三楼上。
小小的临河集，由于先后竟然有这样几个“省级单位”驻在这里，在我家隔壁就有了一个邮政代办所。管这个代办所的是丁善文。我们叫他二爷。每天夕阳西下时，一位中年邮差身背绿色邮包从村西的河下走来，给丁二爷送来许多书信和报刊。不论是《皖北日报》也好，《安徽日报》也好，在三版的下端都有4幅志愿军打美国鬼子的连环画。丁二爷每天都让我看几分钟报纸上的连环画，和带有插图的战斗故事。
光看这些还不满足。
康复医院的图书室也放在农家里。多是小人书，摆在大桌子上，很多很多。我常去看。不能直奔主题。一去就拿书看，就会被管理员轰走。先慢慢进门。进门后，他不轰你走，就有希望。尔后再慢慢地往书桌边上“秀”(现在有一点明白“作秀”这个词的奥妙了)。“秀”到书桌边上，轻轻地拿一本就近的书，轻轻地翻看。管理员看你还比较斯文，看你一眼也就默许了。那你就尽看吧。那你这半天就倘佯在小人书的海洋中了。那你就幸福无边了!
有几位伤员看我喜欢看书，就帮我借“大书”看。开始啃长篇小说了。解放区的小说和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长篇小说，几乎在小学时都已啃过。这样便知道世间竟还有高尔基、高玉宝、陈登科这样读书没有我读得多的作家。外国的高尔基，我也看不见；中国的高玉宝，我也沾不着边；倒是身边不远的合肥城里有个工农作家陈登科，是位能看得见也会摸得着的一个坐标。长大了，我也要当作家!就是这!
在我家和丁二爷家连着的墙上，贴着．《安徽文艺》的广告词：欢迎订阅，欢迎投稿!
这期间，父亲病故，家里生活十分艰难。母亲改嫁到合肥，带着给人家当童养媳的三妹；大哥十四岁就当了学徒。家里就剩下我和三弟，每月靠母亲和大哥给的几元钱生活费，少米无油，吃了上顿无下顿。1954年大水后，家里更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一次，母亲给几元钱，我老是盯着墙上《安徽文艺》“欢迎订阅、欢迎投稿”的广告词，下了狠心：订!不吃饭都要订他一份!于是，我在丁二爷手里花4角5分钱订了一个季度的《安徽文艺》。我终于有了一份属于我自己的刊物了!作为50年前《安徽文艺》的一个“老”订户、“老”读者，我想，在我的同龄人中，我可能是《安徽文艺》一个最早、最小、最穷的订户了。
大水以后，要兴修水利。一天作文课上，李剑农老师出了个题目《兴修堤上》，我立即写了首“小诗”，开始“投稿”了。
那首所谓“小诗”未用，编辑部退给了我。50年了，我至今依然保存着。而当年在乡间订的一份《安徽文艺》，保存了一个时期，也不在了。但是我要感谢《安徽文艺》，是她使我这个小学少年开始知道了文艺。我更要时时感谢养育我的故土，是她，不声不响地给了我许许多多文化的乳汁，支撑着我这个在学业上先天不足的穷小子，歪歪倒倒地在文学的小路上蹒跚地学步。
责任编辑 鲁书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