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剧人，求学读西洋戏剧，工作是话剧、地方戏的组织管理，写作主要也是剧本和戏剧评论与理论研究。� 眼下，戏剧与文学分野有如泾渭，似乎不大搭界了。� 其实，历史上戏剧作家理所当然被称作文学家，莎士比亚、易卜生、奥尼尔，关汉卿、汤显祖、曹禺，都在文学史占着重要的一页，古今中外莫不如此。鲁迅想写剧本，茅盾写了话剧《清明前后》，老舍创作了许多剧本，那时节文学与戏剧之间的鸿沟并不深。�
而使我与文学“搭界”的是《四川文学》这座桥梁。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党号召大演革命现代戏。《四川文学》主持编务的李累老师，指示冯良植同志来约我撰写重庆市话剧团创演的《比翼高飞》的剧评。这是一部依真人真事摹写的剧作，我的剧评长达万言，经编辑删削斧正仍有七千多字，在1965年第11期上刊发了出来。此后又为长航三峡航标工人演唱作品特辑撰写了点评文章。这对我这个剧人乃是不小的鼓舞。�
经历了“文革”的1972年秋天，我从作鸟兽散的五七干校回到原工作单位，得到省文化局党的核心小组军代表的召见，称为响应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调整文艺政策”，决定筹办《四川文艺》试刊（不说恢复《四川文学》）。当时省文联尚未恢复，这个任务就交给刚从冤狱出来的诗人雁翼，我充作助手。当时只有三人，还有一位是做事务工作的重庆文联老人徐自立。不久，温舒文、陈之光、唐大同、徐孝坤也加入进来，大家在“走资派”过去的一间客厅里办公。�
那时我们既战战兢兢，又有重新工作的劲头，因为“文艺黑线”的紧箍咒还套在头上，而能操旧业又不免有点兴奋。我们试图破除“文化工作危险论”，几经动员约得老作家艾芜小说稿《高高的山上》。我也是“人还在，心不死”，贸然抛一篇《试评〈向阳路上〉》的剧评文章。这是成都市话剧团复演的一出小戏，表现城市医疗队下乡为农民治病的事迹，得到当时省委主要领导人的充分肯定。我想它歌颂的是 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省委领导又给予称赞，这是“穿钉鞋、拄拐棍”，不会出问题的牢靠事，所以不免技痒，重拾“剧评”之笔。但没过多久，狠批“文艺黑线回潮”，艾老的小说被中央“文化组”头目打成“黑线新标本”；我的小文章也被推上省文化界“批判黑线回潮大会”，指控为“《三上桃峰》在四川的黑样板”。�
于是我和雁翼在编辑部呆不下去了，我们只好选择逃离。恰好此时，长春、西安两电影制厂片来川约稿，我们趁机躲到那里写《黄河少年》、《开山的人》两个电影文学脚本。�
躲过风头，我又回到已恢复建制的省文联《四川文艺》，此时老编辑家李友欣、李累已被“解放”并主持编务工作。在他们的指导下，我继续学习编辑改稿工作，并在刊物上发表了评京剧样板戏《杜鹃山》等文章。这期间《四川文学》旧人陈进、谭兴国、陈朝红、何同心等陆续回到原岗位，使我有了更多的师友，同时结识了一批新老作家，如重庆作家群，绵阳三刘（克非、刘俊民、刘汤），有的作者经辅导切磋渐成名家（如周克芹、吴因易），实在感到欣慰。我也由之从戏剧行进入了文学圈，这是一种幸运。�
使我在文学圈涉足更深、与《四川文学》关联更紧密的是调入省委宣传部工作之后。我所在的文艺处负责联系省文联、作协是其重头工作，部领导马识途本身又是名作家，在他的指导下， 写了不少文艺理论方面正本清源的文章刊登在《四川文学》上。同时，将研究现代作家鲁迅、夏衍、田汉、曹禺、罗淑、马
识途、茹志鹃、雁翼等作品，和我省新进作家周克芹、魏继新、王庆、黄放、耕夫、林贵祥、漆丰、孔祥友等作品的理论成果，分别发表在《四川文学》及分蘖创刊的《当代文坛》上，这批较为中肯的评骘起码起了个宣传的作用，并且由此引发出一点理论勇气，写了一组文艺时评性的文章，虽曾遭致某种误解，但我对此是无怨无悔的。�
与此同时，由于沙汀、艾芜、马识途前辈的鼓励奖劝，《四川文学》把我的文学兴趣培养起来了，我试着写了些散文、随笔类的东西，这也是一种精神慰藉。但近二十年来，由于工作从事戏剧艺术行政和对外文化交流任务很重，对于文学创作少有问津了。加之文学思潮、写作观念急遽变化，深感跟不上趟，也便自甘落伍了。�
衷心感谢四川作协还惦念着我，前些年由吉狄马加、杨牧二位介绍加入中国作协；衷心感谢《四川文学》还记着我，长年如期寄来刊物，主编意西泽仁先生还热情约我登上“文学相册”，我只有竭诚感恩的份儿。我当继续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