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仪已久印象高原 2008年的金秋时节，我又来到松潘，已不记得这是第几次走进这片高原的土地，但却是第一次瞻仰心仪已久的“红军长征纪念碑”，心中的情感，是怀念，是景仰，是激越，久久不能平静……
这里是父亲战斗过的地方，他已经逝去快30年了。父亲郭济民，1916年生于山东昌乐，早年求学，追寻新知，立志高远，济世救民。后投笔从戎，历经红军时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及新中国国防建设。1955年授大校军衔。20世纪50年代，他率领大军驻守在川西高原，身先士卒，栉风沐雨，忠贞不渝。今天，这沿途的高原景象仿佛都还留着他跋山涉水、剿匪平叛的匆匆身影。那时他军务繁忙，根本顾不上我们这些孩子，便把我们交付给了成都军区八一小学。因此，每到放暑假时，军区便派上一辆大卡车，拉上我们这一群孩子，翻山越岭两三天，才能见到风尘仆仆、又黑又瘦的爸爸和妈妈。在我的记忆中，那些川西高原上的夏天是最幸福的日子，鲜花开满在草原上，姹紫嫣红，无边无际，好看极了;不知名的野果，红绿青黄，有酸有甜，很是馋人;牛羊成群， 草地如茵，真是“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如歌如画，如痴如醉！当然，最好的还是可以和爸爸妈妈在一起，也只有这一段短短的时光我们才能感觉到是有家的孩子。等到夏天一过，我们就又要回成都了。那里虽富为天府之国，又有舒适的好气候，但长长的一年里，虽同学众多，却是没有父母、心里寂寞的日子，那实在是难熬！特别是一到冬天放寒假，因为大雪封山，我们不能去父母身边，只能呆在学校，和妹妹一天一天地捱，虽也过过“春节”，但印象却是那样的模糊。真正属于我们的“春节”在夏季，因为那是与爸爸妈妈在一起的时光，是那些与蓝天、白云、鲜花、野果和牛羊相拥相伴的欢乐。那种苦涩的甘甜，是今天的孩子们无法体味的。虽然时光已匆匆流泻数十年，但那些乘坐大蓬车往返于成都与青藏高原的印象，那些崇山峻岭，那些美好的“夏日春节”，至今仍然清晰地留在我的印象中，经年累月，挥之不去……
父亲把一生都献给了他所忠诚的事业，除了记忆，他没有给我们这些儿女留下一点点可作凭借的的资料，便穿着他沾满征尘的戎装匆匆去了，让我们无法用文字追溯他的生平，记录我们的怀念，只能在他战斗过的地方――川西高原，仰望金碑，把深深的怀念寄托在这座红军长征纪念碑上！
……
1986年夏天，我作为“重庆青联考察团”成员到过四川的阿坝州，拜谒了当年红军长征经过的雪山草地。团里有一位青年雕塑家，叫郭选昌。他告诉我，中央决定要在松潘修建一座大型的“红军长征纪念碑”。这个碑不是一座单独的碑，而是一个综合性的纪念碑式的建筑，是一座碑园。他已经受邀参加设计制作。我半信半疑。在空气稀薄、如此荒芜的高原上，要建如此庞大的纪念性建筑，我有些怀疑。但我看郭选昌却是信心满满。那时他从四川美院毕业不久，但已经在中国雕塑界崭露头角，成为中央军委邀请参加创作的10位雕塑家之一。这十位雕塑家有大名鼎鼎的叶毓山、程允贤、龙德辉、王官乙。他们曾经创作过毛主席纪念堂的《毛主席座像》、《向警予像》、《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遵义烈士纪念碑》、《重庆歌乐山烈士纪念碑》、泥塑《收租院》，都是名满华夏的大家。而郭选昌当时还只是一位讲师，可见雕塑界前辈对他的器重。
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初终于传来了消息，“红军长征纪念碑”落成了。规模空前，巍峨雄伟，自不待说。尤其令人称奇的是，由于纪念碑采用亚金制成，每到仲夏前后，夕阳西下时，碑体映日，通亮如锻烧之金，折射出万道金光，造成了丽日蓝天之下，山川金碧辉煌，眩目若佛光普照的奇观，十里之外均可见到。因此，这座碑便被誉为“中华第一金碑”，这一景观也得到了“金碑夕照”的美名。随着时间的推移，听说更多的奇景不断出现。每到雨后放晴，彩虹忽现，彩虹恰挂于金碑上空，似碑为桥拄，顶彩色大道，似乎既寓意通向幸福明天，又如红军英烈现世，其壮观之景，令人肃然起敬，人称“双虹挂彩”。再者，每当夏季漆黑之夜，若遇雷电交加，大雨倾盆，人不能辨物时，主碑则在漆黑中泛出微光，如星星之火，光明即在。人称“瀑雨泛金”。因此，“金碑夕照”、 “双虹挂彩”和“瀑雨泛金”并称“三绝”。这在我国建碑史上还是第一次，并非刻意设计而成，是为真正的“奇观”。
远山的雪峰，近处的红叶，高原的寒冷和着美丽，把我们带到纪念碑园前。那天，大门前铺上了红色的地毯，还有威武的礼兵站岗，高大的花篮摆放在邓小平题写的“红军长征纪念碑”卧碑前，更增添了庄严肃穆的气氛。
金秋时节，金碑闪耀。站在松潘城外元宝山下，仰望气象万千的碑园，40多年前的“春节”思念，20多年前的夏日考察，还有这深秋时节金红色的一草一木，怎不让人思绪万千！
恢弘磅礴非凡气象
红军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壮举，也是中国军人书写的一个不朽的传奇。据不完全统计，在长征经过的11个省中建有1300余处大大小小的纪念碑、纪念亭、烈士墓。而松潘县川主寺镇元宝山顶这座气势恢宏的纪念碑，占地300亩，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纪念总碑”（碑园）。
这座气势磅礴的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是一个把雪山草地的自然风貌，同现代雕塑和建筑艺术巧妙地融汇为一个整体的纪念性艺术杰作。不仅有耸立于元宝山顶的“团结胜利”主碑，还有一座由群雕、浮雕、亭台、馆舍、湖泊组成的碑园，同时辅之以大量文字和形象的手段，向人们展示出长征―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史诗，让参观者无不受到心灵的震撼和启示。
碑园的大门简洁、庄严，门墙正面朝南镌刻着由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的“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九个金色的大字。北面是用黑花岗石镌刻的《碑志》，由四川省委和成都军区撰写， 凡390字，热情而又如实地讲述了红军长征的伟业丰功和在这里建碑的意义，书法遒劲，雕刻精细:
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千古江山，英雄辈出，惟万里长征，举世无双。中国工农红军，不畏远征艰险，受命于危难之际，转战于生死之间。遵义会议，转危为安。凌厉万里，逶迤千城，前仆后继，披肝沥胆。任雪山莽莽，任草地茫茫，跨万水千山，伴月冷星寒。汗飞三江水，血染九重山。纵横神州十一省，长驱两万五千里。胜利会师，铁流三万，悲壮历程，天惊地撼。中华威，民族魂，创一代天骄，垂万代风范。
历史播迁，春秋迭易。五十年后，中共中央决定，建碑于松潘。彪炳英烈，昭示后人。古松潘方圆千里，叠嶂重峦，玉嶂参天。三路红军，同征此间，爬雪山，过草地，战包座，打塔山，确立北上方针，奔赴抗日前线。在此建碑，旨意深远。
碑园山势雄伟，松柏苍翠，一水横来，四路交汇，背靠雪山，面对草原。寒春登顶，望云崖雪莲，藏娇于芙蓉雪浪;金秋远眺，看层林尽染，落笑于枫叶飘丹。侧连九寨风光，后接黄龙仙境，三景鼎立，隔山呼应。游人络驿，瞻仰丰碑，四海赞颂，万人心遂。
高原建碑，历尽艰难。中央决策，前辈关怀，三军鼎助，四方支援，顶风破冰，备战三载，丰碑落成，艺苑璀灿。长征路上，史诗重现。金碑照山河，功业耀人寰。
进入碑园首先进入眼帘的景观是“黎明火种”，这是碑园的“序曲”―一座矗立于“种子广场”中心的雕塑。这座雕塑将直径60公分的亚金铜球，放置在三块黑色巨石交替组成的“大山”之下。据说，每当清晨，太阳从元宝山后冉冉升起，阳光照耀着金色的“种子”光芒四射，灼灼照人，寓意着在风雨如磐的旧中国，深受三座大山压迫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进步势力，就象生机勃勃的种子，要冲破黎明前的黑暗，点燃神州大地的燎原之火。
广场尽头便是“翠湖红柳”―一个呈不规则半圆形的天然湖泊。湖面数十亩，清澈如镜，四时不枯。湖侧是岷江河床，远近有蔟蔟生机勃勃的原生红柳和新植的白杨，在晨晖夕照下，形成五彩纷呈的斑斓图画。
经过碑园栈桥，登上山坡台阶，便来到了“断壁浮雕”，它由一块单面浮雕和一块双面浮雕组成，高3米，长度分别为9米和9.6米。在两块灰白色的花岗石上，雕塑家用写实的手法，塑造了50个形象逼真的人物，生动地再现了红军被迫作战略转移，出发长征时，同生死与共的苏区父老乡亲深情相别的情景。雕塑家将两块浮雕有意断开，是别具匠心的创意。断开的设计加重了当年红军离开苏区的被迫气氛，增强了苏区送别时战士和乡亲间依依不舍的鱼水深情的表达。那挥泪忍痛、万千叮咛，以及相互的劝勉和祝福，跃然入目。我们不能不叹服这种艺术创造的巨大魅力。
树立在两块浮雕之间的是“三军铜像”，由三个红军战士组成，象征参加长征的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他们好似刚从断壁浮雕上走出来的红军代表，背向而立、表情刚毅而信心百倍，正挥手向苏区人民作别。三军铜像与断壁浮雕相互结合成一个整体意境―“告别苏区”。
过了“三军铜像”就要攀登元宝山了。拾级而上，可见三座风格各异的亭子―或为长方，或为正方，或为六角，其中两个亭子吸取了藏式风格。三个亭顶特意选择了兰色琉璃瓦，取缅怀红军烈士之意。秋日阳光之下，碑林四周桦林一片金黄，主碑金光闪烁，小亭湛兰生辉。登顶途中，在兰亭小憩，兰亭与金碑交相辉映，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人称此景为“金秋兰亭”。
登上元宝山顶便到了称为“金碑夕照”的纪念总碑了。总碑耸立于海拔3100米的元宝山顶，高41.3米，重达10吨，背靠雪山，面向草地，气势恢宏。碑身为三角立柱体，亚金铜贴面，上方每面镶嵌一颗颗闪闪红星，象征红军三大主力紧密团结，坚不可摧。在24米高的碑顶巍然矗立着13.8米高的红军战士塑像，左手持花束，右手持步枪，双手高举成“V”字形，象征着长征的胜利。背衬蓝天白云，金光灿烂，挺拔庄严，汉白玉的碑座形似雪山，寓意为雪山草地树金碑。
金碑之后是一块形似火炬的人造花岗石碑，上面镌刻着毛泽东主席的名言“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言简意赅，寓意深远，既是对红军长征历史意义最好的概括，也是整个碑园“结束语”，更是对所有参观者的启示。是为“火炬碑文”。
凝固的史诗红色的飘带
拜谒了金碑，我又来到了山下另一侧的“英雄群雕”―“艰苦历程”。
这是碑园中除金碑之外最为重要的雕塑群，长72米，宽8米，最高点12.5米，由1440块红色花岗石做成，体积达1160立方米。远看这座群雕，整体象一面猎猎迎风的红旗，又象一骑昂首飞驰的骏马，形象地再现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崇高理想和革命精神，堪称我国规模空前的现代群雕。
群雕分为九组，规模宏大，气势恢宏，栩栩如生:
第一组“开路先峰”。由一名威武的红军战士和刚强的藏族向导组成，走在队伍最前面。他们是长征中无数尖刀部队和侦察英雄的代表。凝视这组雕像，仿佛能听见攻克娄山关的枪声，看到飞夺泸定桥的烽火，还有数不清的粉碎敌人围追堵截的英雄故事。
第二组“勇往直前”。两名年龄不同的红军战士手握钢枪，凝视前方的眼神和前倾的身形表现出坚定沉着，一往无前，他们是无数浴血征战的红军英雄的缩影。
第三组“团结北上”，由艰难跋涉的3名红军战士组成，代表着红军三个方面军并肩北上，不断奏响团结胜利的凯歌。
第四组在东侧，叫“山间小憩”。表现战斗间隙，红军战士稍事休息的生动情景。年长的战士坐下吸烟，年轻的战士正利用这短短的休息时间，在山崖上刻出一条标语:“红军万岁”。看那斜倚石壁的指挥员，凝神静思，似乎在考虑着下一步的计划……这组雕塑展示了长征战士生活中相对宁静的一幕。
第五组 “草地情深”，由一位怀抱婴儿的骑马女战士和一个正送上酥油茶的藏族姑娘组成。在枪林弹雨的征途上，一个红军的后代诞生了。然而父辈正浴血前进，妈妈也时刻面对着死亡的威胁。眼前，巍巍雪山，茫茫草地，朔风凛冽，饥寒交迫，人马断粮，奶水枯竭，孩子怎能生存？蓦地，一位美丽健壮的藏族姑娘迎了出来，为红军送来热腾腾、香喷喷的奶茶。红军得到了藏族人民的理解和帮助，红军的后代有了生的希望。
第六组 “征途葬礼”。长征的胜利是无数红军战士流血牺牲换来的。红军长征出发时有9多万人，可到胜利会师时只剩下3万多。一名手捧鲜花的彝族战士在墓前悼念牺牲的红军战友，这是一个震撼心灵的悲痛场面。
第七组 “前仆后继”，表现红军战士坚毅勇敢，一往无前的精神。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决不停止北上抗日的步伐。
第八组 “回顾思考”，那是一座独立凝思的红军指挥员雕塑。那高大威武的身躯，深沉睿智的眼神，正穿过历史的烟云，回望走过的万水千山，眼中尽是血染的漫漫征程、无数牺牲的战友、难忘的沿途乡亲……
最后一组 “英灵会聚”，就在群雕的顶端，彩云中一个个若隐若现的红军头像，让人神思遐想。它象征红军先烈英灵长存九霄，与日月同辉;也象征着先烈精神不死，依旧念念不忘共和国的命运，激励我们“不要忘记过去”，努力建设人民的江山。
万千心力聚于松潘
建设“红军长征纪念碑”是中共中央的一项重要决策。
为了纪念红军的伟大功绩，弘扬“长征精神”，对全国亿万军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1985年6月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了修建红军长征纪念碑的议题。杨尚昆、胡启立、邓力群、胡乔木、王兆国、胡绳等同志出席。会议对建碑的伟大意义，碑园雕塑的艺术构思，以及碑址的选择、碑名、经费来源、组织修建单位等都提出了明确的意见。会议指出“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在四川省松潘县修建红军长征纪念碑不同于此前各地已经建立的长征某一事件或战斗的纪念性建筑，“而是个‘总碑’，具有象征意义”。明确要求“要建成立体雕塑。塑像要有悲壮气势，表现出长征路上红军战士前仆后继、英勇向前、历尽艰险、流血牺牲、付出极大代价的主题”，“要反映出当时一、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的历史”。因此，“既有历史意义，又能充分发挥传统教育的作用”。会后，中央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印发的通知》。
随后，受党中央、中央军委委托，成都军区党委和四川省委负责建碑工作。消息传来，各路专家汇集。雕塑家、设计师、摄影师、建筑师等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在川西北―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因为1935年5月至1936年8月，红一、二、四方面军都曾从这里翻越过长征中最艰难的雪山，跨越过最艰苦的草地，举行过重要的会议，进行过激烈的战斗，留下了许多革命遗址。红军当年在阿坝州的活动，有名气、影响大的地方很多，马尔康、毛尔盖、红原、若尔盖……每一个地方都有很多建碑理由。
最初，纪念碑碑址选在了马尔康附近的阿底村。建碑办公室组织了16名专业创作人员赴阿底村勘察，研究制订了设计方案。随后，成都军区党委、四川省委专门召开会议，对碑园总体规划、雕塑创作、碑型设计方案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讨论，确定了选送中央审定的可行方案。接着，军事博物馆组织人员将方案制成模型和沙盘陈列展示，供中央领导审查。当时参加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的部分中央委员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参观了模型，一致表示赞同，确定主碑为金属三角立柱体碑型，总体规划可分批分期进行。
修建红军长征纪念碑的目的在于昭示后人继承和发扬伟大的“长征精神”，社会效益必须放在首位。阿底村虽与阿坝州州府相邻，又有较好的地势，但位置还是稍偏，交通也不便，人们难以前往参观。加之在阿底村建碑需迁走一个粮库，困难较大。有鉴于此，建碑领导小组拟定了大、小两套方案，将实际情况上报党中央、中央军委审批。
中央在听取了成都军区和四川省委的汇报后明确指示，可另选新址。 因此，几经勘察，反复比较。松潘县城北郊17公里的川主寺，进入了勘察设计人员和决策者的视线。川主寺是红一、二、四方面军都曾经过的地方，它背靠雪山，面对草地，既是东北去“童话世界”九寨沟（距88公里）、东南去“人间仙境”黄龙（43公里）自然风景区的交叉路口，也是西北去若尔盖和红原草地（距43公里）的岔路口，与松潘古城仅17公里，距成都360公里。真可谓“四路交会”的要道。
新的设计方案和录像片、解说词送到了北京。1987年6月，军委领导审定了成都军区党委、四川省委关于碑址选在松潘县川主寺附近的报告，并予批准。随后，成都军区和四川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分别到新选的松潘园址实地踏勘。一批老红军战士、解放军高级将领也到现场察看。碑园选址牵动了众人心。当时在松潘一带作地质考察的成都地质学院教授，听说要在川主寺西面的龙头山建碑，便主动上书四川省委和成都军区党委，陈述龙头山正好处在地震断裂带上，是一个大滑坡体，基石不稳，建议改在龙头山对面的元宝山。有关人员又经过实地踏勘、论证，最后确定纪念碑建在元宝山上。
形似金字塔的元宝山，山势突兀，地势开阔，红军长征通过的亚克夏山，走过的水草地，著名的包座战斗，以及长征史上重要的毛尔盖会议、巴西会议会址，都距此不远。在此建碑，确实是最理想的选择。
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对建立红军长征纪念碑非常重视和关心，邓小平同志亲自为碑园题名，江泽民、杨尚昆、李鹏、李先念、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王震、刘华清、肖克等同志及数名红军老战士先后为纪念碑题词。
1985年9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重返长征路，亲自勘察地形，选择碑址。随后，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多次主持会议审定碑园规划、模型和地址，并委托有关领导同志专程前往实地勘察。
1988年6月12日，受中央军委委托，国务委员、国防部长张爱萍作为中央军委的代表，同统帅部各机关并陆、海、空、战略火箭部队的代表一起，专程出席了“红军长征纪念碑建碑大会”。当得知修建纪念碑经费还有短缺时，张爱萍返回北京后立即以代表团成员的身份，联名向全军各大单位和四川省委省政府发出了《关于资助修建长征纪念碑的倡议》。与他一同联名的还有伍修权（总参谋部代表，原副总参谋长）、黄玉昆（总政治部代表、总政治部原副主任）、颜金生（中央军委纪委代表、军委纪委副书记）、胥光义（总后勤部代表，原副部长）、陈彬（国防科工委代表，原主任）、谭知耕（军事科学院代表，原副院长）、杨国宇（海军代表，原副司令员）、王定烈（空军代表，原副司令员）、陈鹤桥（第二炮兵代表，原政委）、陶汉章（国防大学代表，原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及军委办公厅主任刘凯。他们在倡议书上写到，“目前国家财政和军费都很困难，不宜再请军委增加拨款。为了使这项永垂千秋、教育后代的工程得以如期建成，我们特倡议:请四川省委、省政府，解放军各大单位、各军兵种、三总部、国防科工委以及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等单位，根据生产经营收益的情况，给以大力支持和资助”，并“建议建碑领导小组将资助单位及资助金额立碑刻上，以作永久纪念”。倡议发出后，立即得到全军各大单位和四川省委、省政府的热烈响应，鼎力赞助，先后共收到建碑资助经费352万元。
1990年8月25日，红军长征纪念碑正式落成揭幕剪彩。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同志出席了仪式。
20多年来，吴邦国、朱�基、李瑞环、李岚清、乔石、钱其琛、李铁映、王兆国、王光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亲临川主寺红军纪念碑碑园瞻仰并敬献了花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