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前夕,尽管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但以国王为首的特权阶级依然过着醉生梦死的幸福生活。在一次由国王举行的晚宴上,一个贵族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口吻说:“我们正坐在火山口上。”显然,生活在距离法国万里之遥的大清国官员张集馨不可能知道这个法国贵族近乎预言的感叹。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为清朝道光、咸丰年间的高级官员,张集馨通过其自订年谱向我们展示的他所见证的晚清危局,同样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和大革命前夜的法国一样,道咸年间的中国,也是一个火山口上的国家。
张集馨,字椒云,江苏仪征人,三十岁中进士。从翰林院编修外放后,先后任过山西朔平府知府、福建汀漳龙道、陕西督粮道、四川按察使、贵州布政使、甘肃布政使、河南按察使、湖北按察使、直隶布政使、福建布政使、江西布政使、陕西按察使、署理陕西巡抚等职。从张集馨的履历可知,他在清朝治下的十多个省做过高级官员。他的经历,使得他见证了当时整个官场的原生态。
官患
任何一个社会、一个政权走向没落的开始,几乎无一例外是从吏治上出问题的。作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官员的贪与廉、高效与低能、忠诚与离心,直接关系到国家机器的运转是否正常有序。显而易见,道咸时代的中国官员们,几乎概莫能外地交叉感染了恶性病毒。这些病毒包括――
陋规成为显规则,贪墨公行。众所周知,清朝在许多制度上沿袭了明朝,在官员的薪水上,明清两代实行的都是低工资制。作为对这种低工资的补偿,清代的官员们有许多被称为陋规的灰色收入;陋规中最大的项目,莫过于官员之间的相互馈赠――说是馈赠,其实是有着半合法外衣的公然贿赂。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进京办事的地方官向京官行贿和京官到地方公干时打秋风。此外,还有京官被放为地方官时,向同僚行贿。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张集馨被任命为四川按察使,前脚从紫禁城出来,后脚就得按照已成显规则的陋规办事――向各个相关部门的官员送礼,称为“别敬”。一番送下来,一共花去银子一万五千余两。这别敬敬的不是人品,不是感情,甚至不是级别,而是权力。同时,这也是对陋规这种大家已经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的尊重,否则,你就没法在这个圈子里混下去。而张集馨送礼的这些钱,显然来自于他薪水以外的收入。
腐败触目惊心,官场视为理所当然。与贪污贿赂相伴相生的必然是腐败。在张集馨年谱里,对腐败的记载多如牛毛。从他平淡无奇的记述文字来分析,作为清政府的高级官员,他本人早就对腐败见惯不惊,甚至还隐约有几分炫耀。
张集馨在陕西粮道任上时,由于西安乃进入西藏、新疆、甘肃和四川、云南等地的交通要道,往来官员络绎不绝。大家都在官场上混,保不准哪一天这客人就成为自己的同事乃至上司,岂可因一时招待疏忽,给自己的前途埋下隐患?等到次日客人动身上路时,还得赶到城外相送,并馈赠盘缠。酒局之多,以至于张集馨感叹:“大宴会则无月无之,小应酬则无日无之。”除了迎来送往外,本地的官员们也有许多相袭已久的腐败惯例:每逢年节,粮道必请将军、副都统及中丞、司道府县,以及本省内其他府县到省城办事的官员吃酒看戏。“不如是不足以联友谊也。”总而言之,政以贿成的另―种衍生物则是,帝国的运作几乎都在酒桌上。对于张集馨和他的同僚们来说,革命就是请客吃饭,就是收钱送钱。
张集馨统计他在陕西粮道任上的腐败花销,一年需要五万两白银。张自承,他每年的入项为六万余两白银。――按照清制,他在这一职位一年所有收入也不过银两千两。两相比较,差距竟然达三十倍,可见作为贪墨的陋规带来的好处要远远高于看似廉洁的低薪。
官员颟顸无能,愚昧无知。如此贪墨腐朽的官员,如果他们在治理国家的本职工作上还算称职的话,也许民众的气愤会稍微减轻一些。但非常遗憾的是,张集馨的同僚们,几乎都是一些尸位素餐的颟顸之辈,不仅无能,而且无知。
张集馨在汀漳龙道任上时,恰好遇上了英军入侵的鸦片战争。张集馨守卫漳城时,手下向他献计,说有一个会魔法的咒蛊人,凡是经他诅咒后的牛皮,一旦人吃入肚中,必死无疑。张集馨对这种不经之谈竟深以为然。他嘱咒蛊人依法咒之,然后把牛皮掺进面粉里,担至英军军舰停泊处贩卖。由于面粉白净,价格又低,英军果然买了数石。卖了面粉之后,咒蛊人“昼夜咒之”。张集馨此举表明,当西方已经把中国的国情摸得一清二楚时,中国的高级官员们所理解的世界却依然是以他们的帝国为中心,周边不过是一些不足为怪、可以通过民间伎俩就能略施小惩的蛮夷之国。
民患
在清朝这座即将倒塌的大厦里,亿万民众无疑是最底层的基石。通过张集馨平淡而忠实的记载,我们看到了道咸时代普通中国人的疼痛与恐惧、麻木和无奈。
司法不公,民命如草。司法不公的实质,仍然是官场的腐败。不过,与官场腐败相比,司法不公给民众带来的不满和恐惧更甚,对帝国统治基础的危害也更大。
张集馨曾做过四川等几个省的按察使,这个职位的主要责任就是司法和监察。张集馨记载,每当有罪犯――其实以今天的观点来看,只能说是犯罪嫌疑人――解到省上,不论有罪无罪,也无论男女老幼,先行重打四百板。打到皮开肉绽之后,再行审问。酷刑之下,当然是想要什么样的供词,就能得到什么样的供词。
如此残酷惨烈的司法,只能激起底层民众对官员和政府的仇恨,只能加快这座巨型活火山喷发的时间。以简州为例,此地一年之内发生的抢劫案即多达三百余起。当时的四川总督恶闻此类事件,“专务粉饰”,因此手下人也就报喜不报忧。虽然盗贼充斥、生灵涂炭,但自总督到朝廷,都以为四川仍然是丰衣足食、人民恭谨、深沐皇恩的天府之国。
民多戾气,基层不稳。苟且于如此乱世之下的民众,与承平的盛世相比,没有了自信、博大和宽容,多的是仇恨、凶狠和好斗。可以说,道咸时代的中国基层,弥漫着一股无法肃清的暴戾之气。绑票索赎、纠众残杀只是家常便饭。至于在械斗中的死亡者,则由主事者付给洋银三十元――这就是当时一条人命的价钱,以张集馨在陕西粮道上的进项而言,他的年收入可以买断两千条人命。而政府的举措更可谓离谱之极:械斗时,政府坐山观虎斗,等到械斗结束,政府必然出面向双方征收一笔费用,名为械斗费。如果不肯交纳的话,政府就会调集武装人员前往洗庄,“房屋树木,一概毁伐”。张集馨的前任告诉他,单是漳州一地,十一年之间发生的凶案,就多达九千余起。
至于张集馨任过按察使的四川,自清初开始,基层就是一个帮会林立的温床。其中最大的帮会是哥老会――张集馨时代称之为“�匪”。张集馨在四川按察使任上时,关于�匪的所见所闻,大多是“杀人于市,掳抢勒赎”。�匪如此横行不法,和地方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或从中收受好处不无关系――所谓“蛇鼠同眠,警匪一家”,盖如是也。所以,有时当局打算派兵清剿,但还没开始行动或是行动刚开始,�匪就已经得到情报,逃之夭夭了。这种多年来的养痈贻害,导致张集馨这个四川司法的最高领导人出门到庙里烧香也深感�匪威胁――“非以重兵围护,不敢出署”。张集馨这种封疆大吏,也对动荡的社会颇感不安,何况普通民众呢?因此,动荡的社会里,当人心思乱,而当局却完全无能力控制时,我敢打赌,这样的政府的存在时间绝对不会长久。
张集馨在见证大清帝国面临的种种危局时,他虽然没有、也不可能断言他所效忠的这个王朝即将走上不归之路,但事实上,他所描述的诸种山雨欲来、火山将喷的细枝末节,却让我们看到了比改朝换代更可怕的社会现实:有时候,改朝换代给普通民众带来的并不完全是痛苦,而是痛苦中的希望与新生。张集馨死于同治六年(1867年)。在他身后,大清王朝在风雨飘摇中又走过了四十余年。
【选自王兆成主编《历史学家
茶座》(2010年第2辑)
山东人民出版社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