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芹 初识“李雪芹”这个名字，是在一个笔记本上。笔记本的扉页写着： 奖给李雪芹同学： 初中二年级英语期末考试第二名。
××县××中学
1999年7月
笔记本写得满满当当，是1999年7月2日至2000年8月20日的日记。第一页是目录，每篇日记都安着题目，如：放假的第一天、妈妈哭了、为什么会这样、工作有大小之分吗……日记文笔青涩，透着孩子气的想表达清楚的努力。写下这本日记的就是那个获奖的叫雪芹的女孩，那时十四五岁，正在读初中三年级。这是一个细心、内秀的农村女孩子，是杨家塘村支书的三女儿。
那是2006年8月16日，我们去杨家塘下乡，午饭后在支书家休息，几个人挤在一个满是各种课本的房间里。有个同事翻到了这个笔记本。乡村人没有什么隐私观念，倒是惊奇于有人读初中就开始写日记。同事们传看了一圈，对其中记录的农村生活的琐屑谈笑了几句，就把本子扔在了一边。我出于好奇，拿到手里看，不禁细细读了起来。
我成长在兄弟姐妹众多、至今生活依然困顿的农村家庭。雪芹的日记所写的生活情景和心绪细节我太熟稔了，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记录这些，更不会在她这么点年纪的时候就对此反复思量。许多农村孩子都像我一样艰难而懵懂地长大着，成家，然后老去。
但这个叫雪芹的女孩却执拗地把那些琐碎的、不知意义何在的细微点滴都记录下来，并努力思索―――不少日记的结尾处她都写有结论式的句子，更凸显出一个农村少女对亲情、友情、农事、乡村与城市、艰辛与温暖、科学与迷信、理想与现实……试图理解与把握的努力。
农村的家庭贫困艰苦，偶尔买一点水果，吃两个像样的菜，都让人惊喜。雪芹对这不多的享受总是细细记录。然后，她不安了，幸福感遽然而逝，取而代之的是对父母苦累和身体的担忧，对家庭拮据的焦虑。春节前，爸爸买回来一台彩电，她和弟弟高兴着。转而，她责怪爸爸了，不该一下花掉那么多钱。爸爸说，你们不是常常跑到别人家里看彩电吗，以后就不用跑来跑去，可以在自家看。日记最后，雪芹写道：“原来爸爸希望我们多呆在家里，不要老往别人家跑。是啊，我真是不懂事，只顾自己贪玩，不去想爸妈的感受。以后我一定要永远陪着我的爸爸妈妈。”
雪芹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兄弟姐妹多的孩子从小就学习着分享和分担。日记里写到两个姐姐，初中没毕业就去广东打工。同村一个和姐姐同厂的青年回来了，说厂里夜夜加班，太苦了，他不想再去了。雪芹很难过，替姐姐担心，觉得都是自己读书要花钱，害得两个姐姐受苦。过年的时候，姐姐回家，雪芹就说，你们不要去打工了。姐姐当然不同意，说在外面打工很好。雪芹说，打工好，那我也去，我们三个人打工，挣钱供弟弟读书，爸爸妈妈就不用再累死累活了。姐姐不同意，说，你和弟弟要好好读书，把书读好了，才有出息，像我们这样，是没有出息的。这又是说打工不好了。雪芹也很迷惑，她想读书，但亲人的苦和累让她焦虑不安。她很想心安理得地把书念下去。有个同学和她争论“工作”：同学说，工作没有大小之分，做官的和种地的是平等的―――正是教科书上的论调；雪芹却觉得工作有大小之分，否则，学习就毫无意义了，大家都回家种地算了。对社会，对未来，雪芹有些朦胧的猜想，她的心智是早熟的。但是，知识的摄取跟不上她的心智，这导致了她的焦虑。
雪芹对父母姐弟以及农村的世界充满感情，在日记里有着细细的记录。开学的时候，家长们也来到学校，给孩子交学费，安排住宿和生计。有些孩子的家离学校远，每个星期都要骑自行车来上学，自行车的存放就成了一个问题―――放在学校，会被盗，只有找学校附近村子的人家存放。有亲戚在这里的还好说，没有亲戚的怎么办？雪芹的自行车放在亲戚家里，而更多的同学并没有亲戚在这里，他们的自行车放哪里？雪芹看着那些焦急的父亲，同情他们，帮了几个跟自己的亲戚说好也放在他家里―――她为自己帮不上更多的人而难过。农村贫困，艰难，她不明白为什么会是这样，她觉得人们和自己一辈子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生活，她应该为改善生活，改变农村的贫困而做些打算，但父母的期盼和学校的教育只有一个目标―――“跳农门”。雪芹的成绩很好，却满心疑惑，不知道学习的意义何在，不敢确认自己上学的正当性―――这建立在父母和姐姐们的辛苦之上的上学机会，竟然只是为了离弃他们，离弃农村。
读着这个十四五岁女孩的点滴诉说，我也感到了焦虑，那困惑着她的问题，我一个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十几年的成人也同样找不到答案。我们这个社会，我们的教育，又何曾反思过这个问题？更别说试图解决了。雪芹带着自己的迷惑热爱着农村，也爱着校园的生活和学习。读她在校期间的日记，多了些许明朗，那些伙伴间的互相欣赏，那种共同学习的氛围，互相讨论带来的愉悦，不时把我带回到同学年少的时代。有一则日记写她们晚上洗澡，有一个很好的句子：“这个洗澡间给了我们清洁和羞涩。”显露出不俗的语言悟性。洗澡间是教职员工专用的，她们下了晚自习后偷偷跑来使用。查夜的老师发现了，呵斥她们，雪芹吓得把换下来的衣服都落下了。大热天的，一个星期才回家洗一次澡，怎么可以？特别是对于爱干净的女孩子来说。学校没有条件建一个学生洗澡间，难道就不可以宽容一点吗？但雪芹没有往这方面想，她只知道自责，决定以后再也不违反学校的纪律。
这是一个多么驯顺的孩子，却又智力不俗，敏感多思。这样的孩子成长起来以后会是怎样？那些迷惑，那些不为社会和教育关注的属于农村少年的焦虑和困惑，会跟着她一辈子吗？还是会在未来的生存压力与社会竞争中被忘掉？以她的温顺，如果一直处在比较有善意的人际环境，也许可以获得平静而不失幸福的一生。但如今的这个社会，多么的龃龉不平。她会不会有所改变？否则，她将怎样承受来自周围的挤压与伤害？
正当这样想着的时候，一个同事从大厅进来，说，书记女儿怎么了？一进屋浑身湿漉漉的，说话不对劲……接着，村支书的妻子进来拿了一身女孩子的衣服出去。我走到大厅，只看到几个同事在打牌。
我坐在椅子上，心中隐隐有一点期待，想见一见那个叫雪芹的女孩。同事刚才说的书记的女儿应该就是她。她的两个姐姐已经出嫁了。
一会儿，一个个儿高挑、面目清秀的女孩子进了大厅，就站在我面前，眼睛看着我，我有些惊慌，说了句你好，顺势站了起来。她说，你坐呀。她的脸色灰白，说话的时候，嘴唇很紧张，声音轻轻的，很柔和。和她面对着，我感到尴尬，就逃跑似的进了房间，听到身后她的声音，怎么不坐呀，你怕是么……我没有回头，仓促地径直进了房间。我似乎真的在躲避什么。对了，是她的眼神，虽然没有直接看她的眼睛，但我感觉到了，那种忧苦而又凄凉的眼神，怎么会从这样年轻的一个女孩子的眼睛里流露出来？房间里，同事们在议论，说支书的这个女儿原来读书成绩很好，高中时受了什么刺激，只考了个井冈山学院，现在读大三。雪芹1999年读初三，到现在正是读大三的时候。那个十四五岁写日记的女孩，现在已经是大学生了。我想到自己刚才的无礼，想出去和她聊一聊。但是大厅里又没有了她。过了会儿，她从大门进来了，对着人痴痴地笑，手里举着几片叶子，念叨着，这花儿多好看哦……这花……看着她的样子，我恍然明白她精神错乱了，突然揪心地想，是不是刚才我的无礼刺激了她？她的母亲过来拉她，她轻柔地挣脱着，要母亲看她手里的“花”。她的眼神散散的，有一种让人寒心的凄惨和慌乱。她痴笑着，更像是在哭。当母亲拉得急的时候，她挣脱得更用力一些，两个手臂舞着。这时母亲就抱着她，哭喊着，我的宝宝呀，你别吓我呀，你好好的怎么这样呀……村支书在一边悲苦着脸，爱惜而又痛心地看着女儿，叫妻子不要哭，不要吓着了女儿。
一个女同事和雪芹的母亲护着她进了房间。我们站在院子里，向村支书打听情况。支书说，雪芹暑假在家里一直好好的，还帮忙干农活。昨天去县城，通知亲戚朋友来喝她弟弟的升学酒―――村书记的儿子考上了广西大学。刚才回来，浑身湿透，听她自己说，想不开，下车后到河里，有人喊住了她，就回家来了。唉，怎么又这样了，真是造孽。读高三的时候，发过一次病，因为被盗了200元钱。那时她和弟弟都在县城读书，两个人的生活费每月100元，由她保管。家里穷，他们知道省着花。被盗了200元，她受不了，就发了癫，到市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病院）治疗了一个多月，当时好了，还参加了高考。本来是数一数二的成绩，却只能勉勉强强考个专科了。唉，真是可怜我的女儿，太懂事了也不好啊……
听着这些，人心里隐隐的痛。没料到这个温顺、聪慧、敏感的农村女孩这么快就被偶然的人世丑恶袭击，有了精神病人的可怕命运。她未来的人生道路如此漫长，将要面对更多的更经常的意外和伤害，难道只有另造一个温室，让她与世隔绝？或者，她的疾病，让人们觉得她应该受到优待，但是，谁可以为她支撑这样的一个温室？家庭因为她的病以及她和弟弟的上学，已经负债累累。以后吧，就算她幸运地能够得到一个温室，但背着病人的称谓过一生有何意义，这是一个聪慧的女孩子应该拥抱的人生吗？
晚餐的时候，她出来了，已认得人，小心地打着招呼，坐下来和大家一起吃饭。吃完饭，抢着收拾碗筷。
第二天，我打电话给村支书，建议不要把雪芹当作一个精神病人往医院送，而应该试着找心理医生去开导她，或者家人朋友多与她交流。后来，听说她还是到精神病院住院治疗了两个月（新农村合作医疗只有住院治疗才可以报销部分费用），出院时还带了许多药，一直吃着。出院后她继续完成学业，现在已经毕业了，在村小当代课老师。雪芹学的是小学教育专业，毕业后参加县里组织的教师招考，差了几分，没有考上。
《南方周末》曾有文章报道德国一个学者在中国开展心理问题治疗与研究的事情，说到现在中国的心理问题人群的庞大和普遍，以及疗救体系的缺乏。更主要的是，我们只依赖传统的物理治疗和药物治疗对付心理疾病，而在人文关怀和社会家庭治疗上完全处于空白，这让被心理问题困扰的人们几乎断绝了恢复正常人生的途径。这些，让我更加对雪芹的未来人生路悲观起来。
下乡的时候，我们时不时地又会碰见雪芹。她还是那样谨慎、茫然，但忧愁已经少了许多。也许，乡村小学的教学生活让她慢慢在摆脱病魔的折腾。我想和她多聊一聊，但关系的生疏以及身份的羞涩使我们只能有一些表面的寒暄。不知道职业生活是不是可以让她坚强起来，完全恢复到正常人的生活，让她从此远离精神病人的称谓。我只能默默祈祷，远远地祝福，为那个叫雪芹的女孩，为那些聪慧的农村孩子，为所有忍受着精神困扰的人们。
小 惠
有人电话举报计划外怀孕对象，镇计生办按线索悄悄摸了底。
一个早晨，天未大亮，计生服务队一行十几人驱车来到赵家村，分工把一幢三层小楼房的前后偏门都守住了。然后敲门，压着嗓子喊，开门，开门，镇政府执行公务，请配合。许久，大门开了，一个头发蓬乱的男人阴着脸迎接我们。他大概知道我们缘何而来，什么都没说，让我们进了屋子。计生办主任留在一楼盘问他，其他人进入各楼层各房间搜查。二楼房间里有张大床，凌乱的被褥下一个两三岁的小女孩熟睡着。三楼，没有人。平顶上，茅草盖顶的遮雨棚旁边，终于找到了，是一个年轻女人，小腹处微微凸起。我们叫她下到一楼来。
到了一楼，服务队队长―――镇党委副书记，一边给我们使眼色，一边走到一楼房间的门口―――计生办主任和那个男人在里面。女人也想进房间，我们拦住她，说，先到车上去吧，去计生办做个检查。女人说要和老公说几句事，我们说有什么事等下说，你老公也要到计生办去的。女人倒还温顺，被半推半劝着往大门外走。突然，房间门口闹起来了，男人往外冲，喊，小惠，你不要和他们去，不能去！你们不准带我老婆走！队长和主任死命抵住房门口，把男人往里推，说，快拿户口出来，拿了户口和我们一起到镇里去。那个叫小惠的女人犹豫了，在大门口转着身子，却被我们挡住。她说要去穿鞋。一看，还真是赤着脚，大概刚才躲得匆忙，鞋都顾不及了。我们知道，这时候再拖延不得，等村民起床，听到吵闹，围将过来，就很麻烦了。我们对她说，先上车，鞋子我们帮你拿。就有人到二楼去找她的鞋子。小惠又说女儿还在睡觉，我要去交代婆婆帮着看孩子。我们说，等下让你老公去交代，你先上车吧。小惠竟不争辩，也不撒泼撒赖，只是老公的话让她一时怕着上车。我们推着她，说，没关系，只是去做个检查，你老公也一起去的。说着推着，就到了车上。鞋子也帮她拿来了。我们碰到过很多撒泼的孕妇，吵着闹着铆着劲不上车，引惹得村民都围过来和我们理论，挡住车子的出路，甚至和我们动手，把孕妇夺走，藏起来。即使孕妇没有被夺走，我们也带不走；村民们人多势众，愤恨起来，拿石头拿农具来砸车，打人，我们只能放弃孕妇落荒而逃。而后追究起来，法不责众，处理村民的事往往不了了之，连受伤干部的医药费都只得往政府报销，而落实不到闹事的村民头上。
我们上了车，队长和主任瞅着空也来到车身边，跳上来，司机发动车子，就往村外开了。小惠老公在车后喊叫，我们再也不管，只递个手机给小惠，让她打电话告诉老公坐摩托到镇里来。有村民刚起了床，站在家门口张望。就算他们明白过来怎么回事，没有一番吵闹的前奏，是不会贸然出头为难公家车的。
在车上，队长和主任问着小惠的情况，她都说了。老公叫赵生根，和她2003年结婚，当年就生了一个女儿。按政策，农村夫妇第一胎生女儿，可以再生一胎。但他们两个上世纪九十年代都买了商品粮（我们这里称为小城镇户口，当初政府为了完成城镇化指标，大量低价卖户口，家底稍稍过得去的农民都争相为儿女买，以为从此就吃上“皇粮”了），计生政策上和在公家单位上的人同等待遇，只能生一胎。计划生育实行了二三十年，不能说农村重男轻女的观念毫无改变，但一家里最少两个孩子，两个孩子中最少一个男孩的要求基本每家每户都有。这里面，有一种平衡的观念在。那些农民，抱着一无所用的所谓小城镇户口，没有工作可以开除，自然不像真正吃“皇粮”的公家人那样唯政策是从，他们办不到再生一胎的手续，就私下怀孕生子，然后抱出来交罚款，上户口。村干部对这样的事都是睁一眼闭一眼，根本不会盯着往上面报。赵生根夫妇也作着这样打算，想不到镇政府竟得到消息，兴师动众抓他们来了。我们当然不会告诉小惠说是接到举报才来抓她，只给她讲政策，劝她引产。
对我们的劝告，小惠听着，不吭声。她坐在车座上，神情沮丧，但眉宇间透着与世无争的安详，这是惯于养尊处优的人才有的；再者，她身姿丰满，皮肤白皙，这在农村也极为少见。我们几个坐得离她远点的，都在议论说这是一个没有受过累吃过苦的女人。
车子直接开进了镇卫生院。小惠慌了，说，我不能引产的，要等老公来再说。引产手术前，有些例行的检查，她怕得要命，以为我们会趁机让医生打引产针，说什么也不肯进诊楼的门。队长火了，叫几个人一起来拽她，推她，突然她就哭了，说，我不引产，我交罚款，求你们了，等我老公来，我们交罚款。
她老公来了，还带来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妇女。那个妇女一下摩托，看见小惠在哭，就对我们大吼，你们怎么打人啊！打坏了你们养她一辈子啊！我们都说没打她，打她干嘛。妇女跑到小惠身边，拉着她的手，说，儿啊，你哭什么？应该是小惠的母亲。我们旁边人看着觉得不自然，女儿都出嫁了，生孩子了，还叫得这样娇宠。突然她又举起小惠的手质问我们，还说没打人，这是什么？我们一看，那手臂上真的有一条一条的紫红痕，大概是刚才拽拉的时候挤压的。
唠叨了一通当干部的抓人不该出手太重之类的话以后，小惠母亲才说起小惠的计划生育来。说农村人都可以生两胎，我们小惠只生了一个女儿，你们凭什么抓她？我们给她解释政策，小城镇户口只能生一胎。小惠母亲说，人家好多小城镇户口不都是生了几个的，你们只会吃老实人。我们说，那些生几胎的都要罚款的。小惠母亲看来等的就是这句话。她说，人家交罚款，我们也交就是了，你们抓人干什么？我们又给她解释，政策就是不允许生，那些人都是偷偷生下来，政府拿他们没办法才收钱，叫做社会抚养费，我们叫惯了才说是罚款；现在你女儿大着肚子被抓到了，只有引产，哪有没生孩子就交费的。但小惠母亲不听这个，只反复说，人家生得，我小惠也生得，又说政府只吃老实人，又骂村干部，死心缺德，别人都让生几胎，赵生根只生一个女儿就不让生了，又骂赵生根，死木烂柴，交不到人……她在那里叫叫骂骂，我们听得心烦，不和她理论了，去和赵生根说。赵生根却阴着脸，不说一句话，大概在心里揣测是谁把他老婆怀孕的事捅到镇里了。
任我们怎么说，他们就是不松口同意小惠进诊楼的门。队长给我们使眼色，又要去强拖了。我们围过去。几个年轻的控制赵生根，队长和主任跟住小惠母亲，两个女同志和其他人围着小惠，准备强行把她推进诊楼去。看着我们要来强的，小惠母亲大哭大闹起来，头和手一起往队长和主任身上撞，你们打死我吧，打死我吧。赵生根突然一甩手，坐到摩托上，狠狠地说，你们狠，你们去弄，出了事你们要负责！就发动摩托要离开。那边小惠见状，赖坐在地上，我们的人一伸手要抓她，她就以头碰地，吓得我们只有赶紧退开。一时间卫生所的院子里哭天抢地，乱作一团。
我们慌神了，还真没见过这样的一家子。只得叫住赵生根，有什么事再说嘛，你走什么，是你的事，你走有什么用？看我们神色缓和下来，赵生根熄了摩托，但还坐在上面，阴着脸看我们，那神态似乎在说，看你们怎么弄。我们还真的是没办法，万一出个什么事，谁都担待不起。队长和主任到一边悄悄商量，看来只有让他们交引产押金了。把这个话和赵生根说了，他却甩出一句话，什么引产押金，现在没有，等生了小孩，罚款自然会交给你们。一听这话，队长脸都气红了，我们也嚷嚷起来，哪有这样的人！好歹不识，来来来，今天就是豁出去了，也要引了它！一伙人就全部向小惠围过去。小惠愣住了，任我们抓她起来，往诊楼里推。赵生根呆住了，坐在摩托上不敢动。小惠母亲扑过来了，拉住小惠，哭着喊，我们交罚款，我们交！又回头骂赵生根，你死了，小惠是引不得的呀，引了以后就不能生了呀。赵生根下了摩托，走过来。我们还在用力推小惠，小惠母亲抓住小惠死不放手，对着赵生根继续骂，你个死人，你倒是说话呀，你的钱呢，你们交钱呀！赵生根不说话。小惠母亲说，哦，我晓得，你天天就是赌，连生孩子的钱都不留着是吧？小惠是瞎了眼，怎么就嫁了你这样个死人。又去骂小惠，边哭边骂。小惠好像没了力气，“咚”一下坐到地上，勾着头，肩头一耸一耸，哭泣起来。
我们在旁不知如何是好。再去抓人已于心不忍。但赵生根总不表态，我们嚷嚷着造造声势还是要的。我们估摸着小惠母亲说得没错，赵生根肯定是没有钱。有人就对他说，去借吧，这么后生昂昂的，借万多块钱不到？赵生根终于开口了，说，现在确实没有钱，等我们生下来吧，生了小孩我主动过来交罚款。我们说不行，要交押金，不交押金就只有现在引产。又有人说，我们是看你老婆可怜，要不然抓到了就只有引产，哪还有这样宽大的，我们这样做都担着政策风险呢。小惠母亲喊了这么久，也累了吧，小下声音来说，书记，各位书记，请你们了，我女儿是再不能引产了，医生说过，她再引产就不能生孩子了呀，请你们了，求你们了，我们交钱。说着，拿出一个存折来，交给赵生根，说，你去取！赵生根看了小惠一眼，接过折子，又问我们，引产押金交了是不是还会退？小惠母亲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主任说，引产了就可以退。赵生根又问，以后生了孩子，这押金抵不抵罚款呢？队长说，本来是不抵数的，但看在你丈母娘的份上，可以抵。队长做了个顺水人情。
赵生根坐摩托去银行。小惠母亲把小惠扶起来，坐到旁边的石凳上。小惠还在流泪。经过这一番闹腾，我们也累了，各自找地方坐下来。我们都在悄悄议论，这个小惠挺好的人，怎么他老公这样，一点责任感都没有，出了事就只顾自己走人……小惠母亲听到，接过话，是呀，当初我和她死爹是不同意的，还逼她引过产，她就是蠢，要跟他，有什么办法。她又在那里和小惠聊着，也和我们聊，渐渐就听出些情况。原来小惠父亲是小学教师，前年去世了，可以说是被气死的。小惠不听话，嫁给赵生根这个赌棍，是一气；小惠弟弟高中毕业，买了大货车跑运输，在外面又赌又嫖，到处欠债，最后只有把货车买了去还，小惠父亲一辈子十几万积蓄就这样打了水漂，又是一气。小惠老公前些年在电信所做合同工，负责收本镇北片的电话费和修电话，在农村也算是不错的营生，收入稳定，又清闲。小惠也就是那时候和他谈上的。小惠父亲知道了赵生根经常坐在牌桌上―――虽说打牌已经成了风气，但人家在牌桌上有输有赢，只是耍耍而已，他上桌却不管赌得大还是小，总是恋战，不到没人凑桌或输得身无分文，不会下桌。这样的人是靠不住的。小惠从小乖巧，父亲很溺爱，死不同意这门婚事，却扛不住小惠一次又一次大着肚子，再说，谈的那段时间，赵生根还真没怎么上桌，父亲就让她嫁了。不想婚后不久，赵生根和人赌了一次大的，一下子输掉一万多，把代收的电话费都输掉了，电信所追究下来，靠赵家和小惠家凑钱还上了，才没被告上法庭。几个月后，电信所就把赵生根换了。这两年，小夫妻俩也不种田，也不种土，赵生根帮人修修电器，有时候打点零工，生活就这样过下来。他们从小都没怎么务过农，本该出去打工，但小惠要生孩子，带孩子。生根家只有生根一颗独苗，生根父亲又从十多年前就一直在外打工，收入还可以，就接济着他们，希望小惠在家好好生下个孙子来。日子过得虽说不上富足，但小惠不用受风吹日晒，倒也比在家做闺女时差不了多少。小惠和她母亲说，现在家里缺钱，不是因为生根赌，赵生根受了教训，小惠又和他闹，他是再也不敢赌了，只是靠他父母接济过下来的生活，哪还能存得下什么钱呢。至于生孩子的罚款，如果生下是男孩，赵生根父母一百个愿意交。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肚子里是男还是女。这些年政府打击什么“两非”（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和非医学需要选择性别终止妊娠），做B超的地方也找不到了。只有等生下来。而一生下来，就是第二胎，要结扎了。如这第二胎又是个女孩，那可怎么办？这样说着，小惠浑身哆嗦了一下……
赵生根取了钱回来，交了，我们给他打收条，交代以后孩子生下来，要记得拿收条来换社会抚养费收据。又交代，回去要对别人说是医院检查出小惠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引产。小惠母亲说，我小惠是不能引产的，以前医生说过，她引了以后就再也别想怀了。我们说，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然后让他们回去。
过了几个月，赵生根来，闹着要退还钱给他，原因是小惠早产了。但是，产下来还是活的，是个女孩。我们只认对象生养了，其他的情由，哪有什么可讲，就给他换了社会抚养费收据。他们一家的计划生育事情，就算了结了。按政策，小惠是必须结扎的，我们也去抓过，小惠死命抗争，我们怕强下去出人命，就放弃了。其实对我们来说，小惠扎不扎都无所谓了―――医生说，她是没有能力违反计生政策的，怀不上了，即使怀上，也等不到生下来，早早就会自动流了。对于她本人，却还是扎了好。但她认死理儿，我们也没办法。有一次我们把这个理和赵生根说，要他劝小惠扎了，他说，我不管。听村上干部说赵生根父母一直逼他和小惠离婚，但赵生根天天混在桌上，又是赌，又是酒，什么事情都无所谓了。又听说他们家种上地了，只有小惠一个人侍弄，赵生根一概不管。
两年后，一个夏天的傍晚，下乡回来的路上，有人喊，不就是那个小惠？我们看去，路边黑瘦的一个妇女，戴着草帽，拖一辆板车。我们的车子开得快，面影一闪就到车后去了，伸头去车窗外，只能看到躬身用力的一个背影，夕阳打在上面，两边是金黄的稻田，再后面是村子，山峦……我心里疑惑，那真的是小惠？有人问，要不要拿她去扎了，抵一个“二女户”结扎的任务？队长若有所思地慢慢摇着头，嘴边挂一丝苦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