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海外汉学研究者中，加拿大籍华人学者叶嘉莹无疑是最中国化、同时也是对大陆学界影响最大的一位学者。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叶嘉莹先生就以讲学和著述的方式开始了她在大陆的学术生涯。近三十年来，她往来于东西文化之间，不仅为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还将西方文艺理论引入到中国古典诗词的研究之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学术影响。此外，她还凭借其独特的个人魅力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由衷热爱，推动了大陆古典诗词的普及。
叶嘉莹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对词学及相关问题的研究上。从1980年大陆出版其第一部词学论文集《迦陵论词丛稿》至今，她的词学论著和论文不断付梓出版或发表。1997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迦陵文集》收录了《迦陵论诗丛稿》、《迦陵论词丛稿》、《唐宋名家词论稿》、《唐宋词十七讲》、《清词丛论》、《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杜甫秋兴八首集说》、《古典诗词讲演集》、《汉魏六朝诗讲录》、《我的诗词道路》等十种论著，是大陆较完整的叶嘉莹文集。其中的大多数此前均已出版或以论文形式发表，但仍有供不应求之势，可见其影响之大。在叶嘉莹的众多学术论著和论文中，笔者以为，以《迦陵论词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和《中国词学的现代观》（岳麓书社1990年版）最为重要，也标志着叶嘉莹词学研究的不断深入。
《迦陵论词丛稿》是作者的词学论文集，其中收录的论文时间跨度长达三十余年，主要内容集中于对具体词人和词作的批评与鉴赏，虽然这些文稿并不是一时一地之作，也不是有计划的系统化研究成果，但其中彰显出的叶嘉莹的学术个性已十分明显，影响也颇为深远。本书自结集以来，即受到了专业学者和普通诗词爱好者的共同肯定。对于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这几乎可以算作一种奇迹。究其原因，在于两个方面：对于专业学者来说，叶嘉莹化用西方文艺理论，细绎文本，对一些词学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又莫衷一是的老问题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研究视角。在这部书里，最受学者关注的是《拆碎七宝楼台――谈梦窗词之现代观》一文。“梦窗”即南宋词人吴文英，此人一生曳裾侯门，以布衣终老，他的词一向毁誉半参，毁之者讥之为“七宝楼台”，“碎拆下来不成片断”（张炎《词源》）；誉之者则推其“奇思壮采”，“虽清真不过也”（周济《宋四家词选序论》）。然之所以毁誉若斯，则都语焉不详。叶嘉莹此文，从对文本的“细心吟绎”出发，发现梦窗词具有违弃传统而近乎现代化（即西方近代艺术表现方法）的特点，从而为解读梦窗词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也确实有助于准确评价吴文英词的艺术价值。叶氏在这一问题上的开拓性研究，在《迦陵论词丛稿》出版后不久，就得到了大陆学界的一致好评。而这篇论文所体现的叶氏学术精神，更博得了学者的称赏：“她不逞才使气，很平实，摆事实，讲道理，气质高尚，气象平和；她行文极细密周至，原原本本，不厌其烦，诲人不倦的苦心流露在字里行间；她是比较文学家，文中引了很多西方著名的、有影响的作家、作品，来作对照说明。甚至不妨说，她对梦窗的研究，是由广义的比较文学方面受到启示的。”（周汝昌《愿抛心力作词人――读迦陵论词丛稿散记》，《读书》1982年第10期）这篇论文写定于1966年，而大陆学者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才有机会接触。对于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思想禁锢之后，刚刚获得思想自由的大陆学者来说，叶嘉莹的阐述严谨细密、尊重事实、不迷信权威，既吸纳西方思想，又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古典诗词的审美特征，她在学术界所引发的震动是可以想象的。
而对于普通欣赏者来说，叶嘉莹的学术著作没有学院派的繁缛枯燥，她旁征博引，娓娓道来，字里行间，不仅是一个长者循循善诱的耐心和宽容，也包含着充满智慧的人生感悟。浓郁的人生情怀，让她的文字具有鲜活、真诚的感人力量。她不仅还原了诗词之美，也承载了她本身如同古典诗词般的通灵优雅。所以说，《迦陵论词丛稿》在非专业读者群中的影响一方面固然来自于古典诗词在中国读者心中的崇高地位，另一方面也来自于这部书稿本身和叶嘉莹本人的感染力。
《中国词学的现代观》结集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首先由台湾大安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内地则于1990年由岳麓书社出版。与《迦陵论词丛稿》相比，这部论著的重点转移到了“批评之批评”，即词学理论的研究之上，因此具有更纯粹的学术气息。在本书的主干部分《对传统词学与王国维词论在西方理论之观照中的反思》一文中，叶嘉莹对词的审美特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她在王国维“要眇宜修”说的基础上，将词的审美特质总结为“具含一种深远曲折耐人寻绎之意蕴”，并从词史发展的三个阶段论证了这一特质的存在及其在保持词之文体独立性方面的重要性。她认为，词史的发展虽经历了“歌辞之词”、“诗化之词”和“赋化之词”三个阶段，词在每一阶段都形成了不尽相同的审美风格，但其佳者，往往都具有曲折含蓄、耐人寻味的深情远韵，而这正是词脱离音乐之后，仍得以独立于诗歌之外的真正本色。也正是从这一本体论出发，叶嘉莹有力地驳斥了词学界以清词为“词鬼”的偏颇观点，指出词的这一美感特质在清词中有更为出色的表现，清词的价值未可轻视。由于叶嘉莹对词美感特质的提炼是以词史的发展现实为基础的，而非单纯的感性体悟，因此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科学性。可以说，这是叶嘉莹词学体系中坚实的理论基石。此外，这部书还展示了用西方理论进行具体研究的范例，可以看作是叶嘉莹用比较诗学研究词学的进一步尝试。
从现有的论著和论文来看，叶嘉莹已基本完成了现代词学批评理论体系的建构，其内容涵盖了创作论、本体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等各个方面。不过，叶嘉莹词学研究的个性化特征和主要成就并不在于其涉猎面之广，研究领域之全，而在于其融现代与古代、西方与东方、感性与理性等多种元素于一体的独特视角和话语方式。
首先，叶嘉莹从现代理念出发，对传统词学进行梳理，以实现古典审美理想的现代化转型。自晚清以来，词学研究一直是备受学者关注的“显学”。但是传统词学由于受以直观感悟为主的表述方式的限制，大多数观点和见解都缺少必要的阐释及分析。这不仅影响了词学在世界范围的传播，也成为今人接受词学理论的最大障碍。叶嘉莹词学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让古典文学作品在现代人的心灵中得到生命的延续，并在以历史为背景的世界文化的大坐标中，为之找到一个适当而正确的位置。从这一立场出发，她一直致力于用现代人能够接受和理解的话语方式去梳理和评价古代词学理论。比如在其词学理论中占重要地位的“兴发感动”说即来自于“赋、比、兴”的传统诗歌理论，但叶嘉莹将之与西方文艺理论相比照和融合，形成了包含创作、评价和接受在内的新的理论内涵。从创作而言，词人“应物斯感，感物吟志”，“兴发感动”是创作的动机和起点；从评价而言，词人不仅需要有“兴发感动”，而且必须具备“能写之”的素质，因此文学作品是否传达出词人的“兴发感动”是评价作品高下优劣的重要标准；从接受而言，读者的“兴发感动”即从作品的阅读和欣赏中得到情感的共鸣和心灵的净化，这是作品能否为读者接受的关键因素。这一理论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中国诗歌所特重的感发特质，使诗歌文本与生命实现得以互为作用，完成了诗歌首要作用的实现”（钟锦《哲学视域中的叶嘉莹词学》，《兰州学刊》2004年第5期），更在于她把文学接受和文学创作融合为一个连贯的整体，这在古典诗词主要是以接受的方式发挥其作用的当代显得尤为重要，“兴发感动”因此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而叶嘉莹的词学研究之所以能得到词学研究者之外的广大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的欢迎，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她以“兴发感动”为媒介，将当代读者与古代词人对人生的独特体验联系在了一起。
第二，立足传统，以西补中。即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本，借鉴西方文艺理论，解读古典诗词的艺术魅力，并在此基础上重构词学理论体系。叶嘉莹有较长时间的海外生活和教学经历，东西方学术思想和文化思想的差异让她能够跳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拘囿，从更宽广的视野对古典诗学和词学进行新的审视。她不止一次地提出，借助于西方新理论的观照，可以对中国传统诗论中的某些问题做更为科学、更为理论化的反思，甚至认为中国新诗学体系的建构需要有新的外来理论的刺激。在学术实践中，叶先生也不断尝试着将西方文艺理论引入到对诗学（主要是词学）概念和理论的阐释中去，其中的绝大多数都获得了学术界的认可。但是与大多数海外学者不同，叶嘉莹有着深厚的中国情结，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对古典诗词的热爱不但没有因长期的海外生活而淡忘，相反在其去国怀乡的现实人生的磨砺下变得更为浓烈。她对西方文艺理论的借鉴并不是为了颠覆中国传统词（诗）学的独特价值，而是为了汲取其长于分析、富于思辨的特点，以此来补救传统词学失之含混和散漫的弊病，进一步发掘其理论精髓。她一直强调传统诗学的研究者必须对本土文化有深刻透彻的了解，同时在具体的学术操作中也不排斥传统文学批评方法。比如她重视对作品本身的解读，常常作逐字逐句的考证；注重“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经常联系作家的生活经历对作品进行深入分析；而在具体的作品品评中，叶嘉莹最拿手的也还是以感悟为主的传统鉴赏方法。从其现有的学术论著和论文来看，叶嘉莹并无意于对任何西方文艺理论进行深入探讨，她只是将之拿来解决词（诗）学中的具体问题。对此叶先生自己并不讳言，她说“无论中西新旧的理论，我都仅只是择其所需而取之，然后再将之加以个人之融会结合的运用”（《（迦陵论诗丛稿）后叙》）。但是她却实实在在地解决了一些古今治词者困惑不已、争论不休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大陆词学研究者开拓新视角的热潮。除了前文已提及的梦窗词研究之外，她以符号学和阐释学的观点解释清代常州词派“寄托说”的合理内涵和限度，用“女性叙写”分析词审美特质形成的原因等就是成功的范例。叶嘉莹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她既不固步自封，也不迷信西学，所以显得游刃有余。对于今天的学者，西方文艺理论已不再陌生，有些词学研究者甚至对此颇有心得。但是词学研究并没有出现像叶嘉莹所预期的新局面。究其原因即在于这类学者往往存在着对传统诗词的隔阂和对西方文艺理论的过分依赖。中国古代文学理论重在对文学作品的整体性感悟，而西方文艺理论则重在理论本身的系统阐述，两者各有优点和缺憾。对于以抒情为主的中国古典诗词而言，传统的词（诗）学理论自有其价值，未可一味抹杀。在一些学者的论述中，中国古典诗词和传统诗学成了证明某一理论的材料，这就不仅是削足适履，而是本末倒置了。
第三，感性与知性的融合。即以理性整合感悟的散漫，以感性融化理论的生硬。叶嘉莹曾经如此概括自己的学术研究：“我对于诗歌的评赏乃是以感性为主，而结合了三种不同的知性倾向：一是传记的，对于作者的认知；二是史观的，对于文学史的认知；三是现代的，对于西方现代理论的认知。”（《迦陵论诗丛稿）后叙》）第一种属于“知人论世”的传统范畴，而后两种则带有较强的现代性和理论性。通过这三方面的比照，叶嘉莹把属于个人（包括创作者和鉴赏者）的“兴发感动”梳理并整合成一个具有一定普适性的理论体系。如果说前代词学家们吉光片羽式的感悟如同一颗颗珍珠，那么叶嘉莹的理性化分析就是在寻找各种合适的丝线把这些散落的珍珠穿缀起来，让它们成为一个整体，成为一件艺术品。
不过，就像歌德所说的那样，“理论是灰色的，唯生命之树常青”，相对于充溢着生命色彩的古典诗词，西方文艺理论作为方法论的有效性是有限度的。不可否认，西方现代理论的缔造者大多过于重视理论本身的严密性，有时甚至不惜曲解文学作品的原意以证明其正确性。而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更增加了误读的可能性。叶嘉莹的学术研究虽然一直受益于现代西方理论，但她对各种理论的择取是建立在自我真实的审美感受之上的。所以其词学研究仍给人以古典和生动的整体印象，最大程度地保持了中国古代诗词鲜活的美感。作为一位有着丰厚传统文化学养的研究者，叶嘉莹把重在有得、直指人心的传统鉴赏方法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作为女性学者，她在审美感悟上所具细腻敏锐之特征，也让她往往能抉微发幽，得前人所未得，并让读者有吾心戚戚之感。叶先生细读作品、细味词心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补救了以西方理论解读中国传统诗词可能带来的生硬�格之弊。
然而叶嘉莹学术研究之“感性”，并不只是指直观感悟式的审美体认，也包含了融合自我生命体验的“兴发感动”。她在《从艳词发展之历史看朱彝尊爱情词之美学特质》一文中提出了“弱德之美”的概念，以此来解释词之美感的内在本质。她认为，“弱德之美”从外在表现形态而言是一种约束和收敛的属于弱者的隐曲之美，而从其内在精神而言，却包含着强大的外势压力下坚持操守、坚持理想的人格之美。叶嘉莹独倡之“弱德之美”的概念，来自于三个方面：个人的生活经历、独特的审美感悟、西方双性理论。而第一方面最为重要。叶嘉莹曾在一次访谈中这样概括她的人生经历：“我这一生都是被动的，没有主动的选择，把我扔在哪儿，我就自生自灭去成长。”（《“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叶嘉莹教授访谈录》，《文艺研究》2003年第6期）她在艰难而坎坷的生活之中，用女性独有的坚韧和中国传统文人的执著，坚守着她对人生的热爱和信心，也坚守着被她视为心灵家园的古典诗词。“弱德”――苦难人生的共同经验以及承受苦难的勇气和坚定，使叶嘉莹找到了解开古代词人心灵之锁的钥匙。
平心而论，叶嘉莹的“海外”色彩并不浓厚，即使与众多土生土长的大陆学者相比，她依然算得上中华传统文化的忠实守望者和自觉传承者。长达数十年的海外生活没有改变她的文化认同，西方文艺理论的借鉴也只是在方法论上赋予她的研究以现代立场和知性色彩。纵览其论著和论文，字里行间始终洋溢着浓郁的古典美，充满着以生命拥抱文学的热情，就如同她的为人，优雅中透着睿智，沉着中不减灵秀。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