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记得１９８８年留日期间，读到《人间》杂志上刊载的报导文学作品《幌马车之歌》，心情激动彻夜未眠，宛若踽踽独行于黑暗中，忽见一道光明的喜悦感动！因为正如大多数台湾的知识分子一样，在长达近四十年的“戒严令”封锁下，历史的脉络始终是模糊混乱的。即便是被称为“政治犯第二代”的笔者，依然是透过作家蓝博洲的采访纪录，去建构那段至今仍未全然获得平反的“５０年代白色恐怖”历史。
随着局势变迁，作者蓝博洲于２００４年将原本单篇的《幌马车之歌》扩充成新版《幌马车之歌》，补充了许多新的资料，并且加进了一些新的观点。例如：当年就读“基隆中学“的学生的回忆；安全局方面说法与当事者之对照；触及入党等政治敏感话题之公开；增加蒋碧玉、黄素贞等女性证言等。新版仍依循旧版格式，用“序曲”、“乐章”、“尾声”，并且大量使用钟理和的日记及小说片段作为引言。只是旧版只有到第五乐章，新版则增至第八乐章。旧版第三乐章原标题为“校长钟浩东与他的同志们”，新版改为“战歌”；第四乐章原为“由白到红的祖国”新版改为“归乡”；第五乐章原为“枪决之后”，新版改为“二二八前后”；此外新版增加第六乐章“白与红”，第七乐章“风暴”，第八乐章“枪决之后”。
从初版到新版竟历经了１６个年头！这期间有许多历史见证人已离世，而台湾的社会也产生了不少变化。然而兼具历史纪录与文学特色的报导文学作品《幌马车之歌》，其生命力却历久不衰。以下笔者拟从书中所提及的主要人物生平事迹与历史的关系、女性的观点、革命与文学等方面略作探讨。
?�历史由人物及事件所构成，我们透过《幌马车之歌》所报导的钟和鸣和蒋碧玉的人生轨迹，了解了正直爱国的台湾知识分子如何在异族统治下寻求解放之路，又如何在国共两党斗争中，寻找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认同的曲折过程。台湾特殊的历史，导致台湾人民从日据时期至今，始终必须面对民族与阶级问题。
正如萧道应所言：“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人的教育，无非是为了改变我们的心智，使得我们能够更为有效地受它统治。我和钟浩东，基本上就是日本帝国主义通过麻醉教育，刻意要培养成为‘皇民意识飞扬’的一代人之一。”①钟浩东与钟理和的父亲原名钟镇荣，因为不满日本人的统治，报户口时，愤而改报为“钟蕃薯”，由此点亦可见其民族意识之强烈。钟和鸣在课堂上偷阅大陆作家作品，被日籍老师举鞭抽打并大骂“清国奴”，和鸣的问话“做一个中国人，为什么不能读中文书。”道尽了殖民地台湾人的悲哀。蒋蕴瑜说“七七事变”后，通过在台北帝大医学部就读的许强的分析，知道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真相，许强指着喷水池中四个喷水水牛铜像说台湾人民就像那四只水牛，辛勤劳动的收获，就像水一样，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压榨剥削下，通通都吐出来了。于是在庆祝“胜利”的提灯游行队伍经过总督府时，他们都故意让灯烧掉，以示抗议。在台湾的日本人都认为台湾是他们的，所以自称“内地人”，台湾人则是“本岛人”，萧道应他们最消极的态度就是称日本人为“日本人”，绝不称呼“内地人”。和日本人对话，不得不提到“日本人”时，则都改用“你们”来称呼，提到“台湾人”时，就用“我们”来称呼，除此之外他们日常讨论的主要思想问题还包括摒弃闽客之间狭窄的族群意识，反迷信反宗教等，本质是要反对封建意识。“这样的思想认识自然就规定了我们以后必走的反帝、反封建的正确道路”②。此点，与大陆进步的知识分子的道路是不谋而合的。而这群殖民地台湾的青年就在认识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是攸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战之后，决定与其在台湾屈辱的活着，不如回祖国大陆参加抗战。
五位热血爱国台湾青年，由于入国手续不清楚也不明了国共合作破裂的局势，此外听说在前线抓到日本鬼子或汉奸，可以领取巨额赏金，他们差点被当成日本间谍遭到枪决。幸经丘逢甲之子丘念台确认他们为抗日志士蒋渭水及钟镇荣的后代，才挽回被判死刑的命运。在祖国抗战五年的岁月里，蒋碧玉说“抗战逐渐接近胜利的末期，我们和移驻梅县的粤东工作团的其它团员，看到后方城市的党员干部开始过着奢靡逸乐的生活，讲求物质享受，尤其以取得外国用品为无上荣耀。我们这些在前线过着刻苦生活的人，不但自己的长期劳苦毫无报酬，有时反而被社会所轻视。”“当时，我们已经抱定了主意，不管什么主义，只要是站在人民立场，真正为老百姓做事的党，我们都可以参加！”③事实上钟浩东等东区服务队员于１９４４年，在罗浮山当地地下党领导下，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抗日民主同盟”，已准备好转移到东江纵队去，快要入党时，日本投降，东江纵队按照国共两党协议北撤。因而钟浩东加入中国共产党，延至１９４６年７月间吴克泰介绍，经张志忠批准，由吴克泰单线联系。
１９４７年“二二八”起义开始，钟浩东号召基隆中学师生支持台湾人民反对美蒋的斗争。由于基中本省籍师生尽力照顾学校的外省老师，所以台北延平学校、建中等各校学生大量失踪，而基中学生却一个也没出事。李旺辉说：“如同绝大部分的台湾知识青年一般，事变后，我的思想陷于无出路的苦闷。台湾往何处去？经历了这场反抗陈仪接收政权的民众蜂起后，我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陷入了重大危机，台湾该往何处去呢？我一直苦苦地思索这个问题……就在此时，钟校长科学地为我们分析了“二二八事变”一发生的原因；他认为，在本质上它只是一种偶发性的事件，但由于陈仪接收体制的政治、经济剥削所提供的物质条件，于是才迅速扩大蔓延。然而，终究由于台湾人民缺乏政治认识与正确的阶级立场，这一场民众自发的蜂起，就在国军的武装镇压下，迅速溃灭。后来，通过钟校长亲自主持的‘时事讨论会’的小组学习，我原先对祖国认同的危机，也因为对于战后国内时局发展的认识，以及阶级立场的确立，自然抒解。”④李旺辉的由白色祖国转而认同红色祖国的历史经验，是非常具有典型性的，这只要从事变前与后党员数的比较即可明了。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朝鲜战争爆发，全球进入冷战期，在美国军事后盾下，钟和鸣等追求统一新中国理想的台湾人，便在未能亲见理想实现的遗憾下，壮烈牺牲于马场町刑场上。
?�在台湾“老同学”口中，常可听到“从坐小牢坐到大牢”之语，其意即说明出狱后，政治犯在反共亲美，甚至反统一的台湾社会中求生存的困难。我们在《幌马车之歌》，除了看到钟和鸣的浩然正气勇敢身影，也看到了蒋碧玉在祖国参加抗战期间，经历女性独有的辛苦的生产过程；为革命而与骨肉分离的痛苦；为改善广东当地客家妇女被不合理制度压迫的情况，而教她们读书识字等的努力……事实上，在钟和鸣死后，她的生活陷入困顿，且必须承受巨大的社会压力，独立抚养孩子长大成人，其艰辛绝非一般人所能想像。而那位令和鸣赴祖国抗战前夕仍放心不下的母亲，在众人善意的欺骗下，误以为迎回的是佛祖的骨灰，至死都不知儿子已为革命而牺牲，读之不禁令人心酸。在《幌马车之歌》中，众多人物皆透过革命行动去实现其理想，连写过数篇作品的蓝明谷，最后也壮烈牺牲在马场町刑场上。然而与钟和鸣同父异母，出生日期只差２０几天的钟理和，却在二哥和鸣鼓励下，始终坚持文学岗位，最后在修改中篇小说《雨》时，咳血而死。《幌马车之歌》以理和作品为各章引言，正说明和鸣与理和不但在血缘上的亲密关系，更如理和在日记中将画家梵谷文生与其艺术上的知己、赞助者西奥兄弟间的情谊，比成和鸣与他一般，理和的文学上的知己、支持者，就是和鸣。笔者曾从一位“老同学”陈明忠那儿，听说在狱中，钟理和的表兄弟邱连和曾告诉陈明忠，钟理和也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笔者在采访基隆中学案的李旺辉时，也从他口中证实了钟理和的思想倾向，与其二哥和鸣等，是完全相同的。从这两位“老同学”的证言去理解钟理和的文学作品，便赋予其崭新的意义，须重新对其作品展开更积极的评价。
笔者认为，理和的故乡系列小说，乃是站在人民立场，对统治阶级不合理政策及社会制度的控诉。而《雨》塑造了一位不畏惧恶势力，不迷信，却仍有干预儿女婚姻自由缺点的农民饱满形象。除此之外，正如《原乡人》为纪念其二哥钟和鸣一样，《雨》或许也为纪念曾在土改政策「三七五减租」中，极力为农民争取权益，却最终为此牺牲在马场町刑场上的表兄弟邱连球吧！从这个例子，我们便可大胆假设，台湾作家及作品，必定仍有更进步的内涵尚待开拓！
台湾的报导文学作品，从日据时期左翼作家杨逵大力倡导，强调其革命性质，发展至今已产生许多变化。蓝博洲是在反共亲美为主流价值观的台湾社会中，少数坚持杨逵的报导文学理念，并予以发扬光大的作家之一。今年适逢中国抗战胜利、台湾光复６０周年纪念年，在曾沦为日帝占领区的长春，透过回顾比东北人民多痛苦了３６年的台湾人民钟和鸣等的奋斗历程，让我们明了革命果实之得来不易，以及充分认清《幌马车之歌》书中人物因牺牲而未走完的路，未完成的历史使命。谨以此拙稿表达对台湾５０年代白色恐怖牺牲烈士的景仰之意，也感谢将台湾最辉煌的历史纪录下来的作家蓝博洲！
注释：
①②③④《幌马车之歌》增订版，蓝博洲著，时报文化出版，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３４页，５７页，１３４页，１４５―１４６页。
作者单位：台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