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长征，在国人的心中，是中华民族史上最摄人心魄、最具雄浑壮美的华彩篇章，是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长征，在外国人眼里，是一个突破时代和国界的前所未闻的神奇故事，是人类文明史上无与伦比的感叹不已的壮丽奇观。长征，这一中国革命的重大史实，也是文学艺术界一直精心耕耘的热土。在这个特别的季节里，我们发表一组纪念性文章，寄托着对无数壮烈牺牲的红军将士的层层哀思，涌动着对长征精神的永远延展，怀揣着对新长征更多的热诚和期盼。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可以肯定地说：没有长征的胜利，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今天的改革开放，而使贫弱的中国能进入世界强国之列。我们永远不要忘记长征这段光荣的历史。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骄傲，是人民军队的光荣，是中华民族的自豪。”纪念长征胜利，“就是要激励全党全军各族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奋勇前进。”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据肖华同志讲述：当我们踏上这片黄土高原时，毛主席对身边的人说：“明年这个时问，还是这条路，二、四方面军要从这里上来!”果然，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战胜张国涛的错误路线后也到达陕北，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所以党中央将今年定为长征胜利70周年。1965年是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30周年，正是在这一年，肖华同志用他的心血和激情写出了《长征组诗》。他是一位老红军，17岁任师政治委员。他经历了长征的全过程，在一场关系红军命运的强渡大渡河战斗中，肖华是指挥员之一。由于当时的战斗气氛过于紧张，司号员连冲锋号都吹不响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肖华当机立断夺过号来吹响了冲锋号，终于取得这一战斗的胜利。红军没有走上太平军翼王石达开的覆辙，才有今天的新中国。肖华在红军中历来有儒将之称。他写的歌词颇受指战员的喜爱。在1962年，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时，肖华把原红军歌曲《上前线去》(调寄《布琼尼进行曲》)重新填词，发表在七月号《解放军歌曲》上，这首传统歌曲经他重新填词又在部队广泛流传，成为一首优秀的历史歌曲。1965年有一个温州五人评弹小组去沿海岛屿给部队演唱肖华的《四好歌》(调寄《大莲花》)，她们唱了八次之多，战士们还没听够。以上两例可以说明肖华的歌词是深入人心的。在肖华同志创作《长征组诗》的过程中，曾广泛征求意见，从将军、作家、到身边的工作人员，不管是谁提的建议他都能“从谏如流”，消化吸收。如作曲家石磊同志提出诗中的“干人”二字，唱起来听不懂。后来便改成了“亲人送水来解渴……”。在写了《长征组诗》后，肖华在杭州养病期间又连续发表了许多诗作。我们到杭州看到这些诗作后，对肖华同志说：“您写诗词的速度真快，质量也不低。”当时他的秘书李圭同志开玩笑说：“你们知道吧?咱们肖主任现在已是熟练工人了!”这就说明，组诗的产生决不是偶然的，是肖华同志多年积淀、有感而发、勤奋创作的产物。作者时年48岁。岁月如梭，现在人们对这段历史恐怕有些淡忘了，所以这一段前言先把《长征组诗》产生的历史背景说清楚，再来回顾《长征组歌》的音乐创作历程吧。
《长征组歌》走到今天，已有41年。经历了多少曲折，多少风雨，但是《长征组歌》没有被流逝的岁月所销蚀，而是变得更加璀璨了。一部合唱作品，历经几十年，公演千余场，始终受到社会各界的热诚欢迎，这在世界音乐史上也是罕见的。
《组歌》是时代的作品
1965年，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当时是以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的时间为长征胜利纪念日――作者注)，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肖华将军写出了不朽的组诗――《红军不怕远征难》。总政治部指示：总政文工团和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均以肖华同志的《长征组诗》为基础，创作演出两台文艺节目，要求“总政”搞一台大型歌舞，“战友”搞一部声乐作品。去受领任务的是总政文工团团长时乐蒙和战友文工团副团长晨耕。于是谱写《长征组歌》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就由战友文工团担任。当时，大概有这么几个理由：一是“战友”驻在北京，占天时、地利、人和之便；二是有多年演唱大合唱的传统，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社会上叫“战友派”)；三是有一个音乐创作力量较强的班子；四是有一批出类拔萃的独唱演员(时称“二马一贾”，即指马玉涛、马国光、贾世骏，后又出现张振富、耿莲凤、王克正、马子跃等优秀演员)。这些都为日后《长征组歌》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晨耕同志到总政领受任务后，立即召开了各分团长的会议，会上要求全团上下务必全力以赴、无条件地支持组歌的创作。据当时的歌剧团团长张非同志说：“为了《长征组歌》创作演出的需要，总团可以调动各分团的任何人。”为此歌剧团决定暂不排大戏，先后调去张振富、王伯华、马子跃、阎祖荣、韩忠等主要演员，其中有的同志还在组歌中担任了领唱(如王伯华、阎祖荣)。歌剧团余下的人则排些小戏下部队演出。其它分团亦如此，如从杂技团调去葛玉亮等在声乐上训练有素的同志，以充实合唱队的力量。七曲《到吴起镇》有一个特殊的高音，葛玉亮是相声演员，学过京剧，当时只能由他来唱这一嗓子。几年后换了李树田，这个任务便交给他来完成，直到他退休。
晨耕同志是《长征组歌》得以成功的关键人物。他除了负责整个剧组的策划和排练外，还负责组歌音乐创作的组织领导和具体实施。我当时正承担大型歌剧《雷锋》的创作而未能及时到位，待我进入《组歌》创作时，前六曲的旋律已见雏型；正赶上研究起草第七曲《到吴起镇》的旋律，这一曲充分发挥了陕北音乐高亢、热情、欢快、奔放的特点。在转入抒情段落中又加进了风格独特的陇东音乐。此曲采用了秧歌中大场子与小场子相结合的方法，使音乐对比强烈，情感的抒发更细腻，塑造的是秧歌队的群体形象。
在晨耕领导下，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这个大合唱要谱成一部雅俗共赏的大合唱，“不要高不成低不就，穷嫌富不爱”(这是当时的原话)。我们要写一部可以向广大群众普及的大合唱，才能达到宣传“长征精神”的目的。在作曲时我们参考了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和《生产大合唱》。在《黄河》的七首歌曲中，只有《保卫黄河》是群众歌曲形式，流传最广，妇孺皆可唱。其它六首都是艺术歌曲，如《黄河怨》、《怒吼吧，黄河》等均是专业合唱团的保留曲目，但很难在群众中普及。《生产大合唱》则是把很多的具体劳动场景(如拉犁、播种、收割等)搬上舞台，从而形成一部化妆表演的大合唱，比《黄河》具有更广泛的群众性。而《长征组歌》各曲均可作为独立的歌曲向广大群众普及。41年的事实证明，这个设想完全实现了，这也是最令人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全文 欣慰的。当年上至国家总理，下至普通群众，均能把十首曲子全唱下来，这是很难得的。如北京卫戍区仪仗营曾组织干部战士演唱《长征组歌》。有的连队演唱全曲时，连长担任各曲的领唱。青岛颐中集团也曾组织本单位千名职工演出了全部《长征组歌》(青岛交响乐团伴奏)，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今年青岛各专业、业余合唱团都组织了《长征组歌》的演出活动。在音乐广场“艺海群声”的晨练活动中常有四、五百人分声部合唱《长征组歌》，并有专业人员指导。
集体的智慧与力量
创作《长征组歌》的过程，留给我的是激情燃烧的回忆。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开始了对全曲的加工修改及精雕细刻；每天都在晨耕的办公室兼卧室中工作，合作得很顺利，进展也很快。有时我们加班开夜车，实在疲惫了，则由晨耕自备咖啡。喝过咖啡，有了精神接着干。晨耕虽是领导，但在创作上他从未拍过板，而是经过大家都认可了才能最后定稿。每一曲都是如此。在合作中我们全力以赴，心情舒畅，团结互助，不讲情面。艺术面前人人平等，艺术问题来不得半点含糊，谁说得对就按谁的办。在《长征组歌》的音乐创作中我也曾献过三策：第一，建议在第三曲《遵义会议放光辉》欢腾热烈的乐段之后，加一段“回声”，以表示各地红军和党组织对“遵义会议”的拥护和响应；第二，第八曲《祝捷》，表现的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与陕北红军配合在直罗镇打了一个大胜仗――歼灭了敌军109师，无一漏网。这是为党中央把大本营设在陕北的战略决策举行了一个“奠基礼”。由于第七曲已用了地道的陕西和陇东的音乐，因此在第八曲不能再用陕西音乐。可用花鼓音乐来刻画出一位湖南籍红军战士，他从战场回来向战友们绘声绘色地描述毛主席亲自指挥的这一仗的真实场景；第三，第九曲《报喜》写的是来自江西先期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深切怀念正在北上的二、四方面军。在第一曲《告别》中已用了赣南采茶的曲调，此曲则可用赣东北采茶和“南北词”的音乐刻画一位红军女战士(马玉涛演唱)，唱着江西民歌来表达对二、四方面军的关切，并且在她那高亢而飘逸的唱腔下面衬上一组男声合唱。这段进行曲式的男声合唱时隐时现，逐渐强起来，以表示二、四方面军在行动中。这三策立即被晨耕、生茂日志所采纳。经过几十年的演出实践证明，这三策均为听众所理解。尤其是王克正同志在第八曲《祝捷》中扮演了一位湖南籍的红军战士，他的演唱十分独特。有一次演出后，周总理专门从合唱台上把王克正叫下来，接见了他，并给了一些鼓励。原副总参谋长彭绍辉将军就是长征中的湖南籍红军指挥员，他特别喜欢这首歌。以后许多演唱此曲者都在刻意模仿王克正的唱法，但至今还没有听到有谁能超越他。第九曲初稿写得不完整，周总理看了彩排后认为此曲未能把马玉涛的演唱特点充分发挥出来。因此又改写了一稿，由我和晨耕专程到人民大会堂周总理办公室，把这第二稿唱给他听。听后他说：这只能算一个方案，你们试唱一下，如不好可在原曲的基础上加工。二稿经试唱，效果不理想。于是我们又回到初稿上下功夫，把该曲后半部的音调伸展开来，使其尽可能发挥出马玉‘涛嗓音沉厚、音域宽广，可以大起大落的演唱风格。这一曲经过的周折较大，最终总算完成了任务。通过《长征组歌》的创作，使我收获很大，不仅积累了艺术创作经验，而且更加深刻认识到集体的力量和智慧是无穷尽的。用生茂的话说：“在集体创作中，一加一并不等于二，恐怕等于三、四、五也不止。”另外，我更深深地感受到团结、互助和友谊的珍贵，大家拧成一股劲儿，发挥出了每个人的特长，个人风格与整体风格有机地揉和在一起，达到了个性与共性的高度统一。
一曲《长征》传天下
《组歌》的全部声乐部分完成初稿后，我们一行四人去杭州向肖华将军汇报。我们组成了一个“演唱组”：我唱高音，晨耕唱中音或复调，生茂唱低音，遇秋伴奏。我们每演唱一曲，肖华将军都很高兴，我们就个别歌词的改动也作了说明。因为肖华原诗的格式都是“三七句、四八开”。即每段都是四个三字句八个七字句。对此，时乐蒙同志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写一个曲子，可以把十段词都唱下来；但是，要写成大合唱困难可就多了。”如第四曲《四渡赤水出奇兵》，我们加上了开头的“送水”唱段，就成了“三七句、八八开”了。又如第八曲《祝捷》，我们把“大雪飞，洗征尘，敌进攻，送礼品”的原词根据音乐需要改成了“大雪(呀)纷飞(呀)，为我洗征尘，敌人进攻送来好礼品……”。这也打破了原来的格式。当我们唱给肖华将军听时，他觉得听起来很顺畅，同意了这样修改。在杭州确定了初稿后，我们立即返京，把初稿交给战友歌舞团，随即投入排练。在排练过程中，著名指挥家唐江同志付出了全部心血，充分地发挥了他那合唱指挥艺术的才能，并对原曲进行了许多加工和修饰，使全曲更加完善。器乐部分则由李遇秋同志负责，这是他的强项，很快写出了管弦乐总谱，交给唐江排练。应该特别提到的是，他在第六曲《过雪山草地》前面加了一段交响性的乐曲。这段音乐把爬雪山时的景象描绘得生动逼真。此后，才引出草地的场景和贾世骏的独唱，他那浑厚而嘹亮的男高音精心刻画出一位红军指挥员的形象，把这个核心唱段演唱得十分完美。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在全军普及《长征组歌》，我们还整理出一个简化本，把原来的四部合唱改为二部合唱，并由《解放军歌曲》发表。以后又连续发表了演出合唱谱单行本和遇秋整理出来的管弦乐总谱。
关于组歌的演出盛况，晨耕同志的文章已有详细记载。“文革”中，我从香港报纸上看到过演出《组歌》的情况。当时唱的是选曲，用钢琴伴奏，黎草田先生指挥。粉碎“四人邦”后，香港演出了全部由管弦乐伴奏的《组歌》，指挥于磷。当时他们无法到北京来抄总谱，于是请了当地的四位作曲家从录音中把总谱记录下来。我收集了有关香港演出《长征组歌》的报道和评论，并整理出全部的剪报，交给了肖华同志，他非常高兴。1978年肖华在兰州军区任政委时又写了一部《红军西征组歌》，可以说是《长征组歌》的续篇。他曾约我陪他到军区文工团讨论过这个作品，此是后话了。
大合唱是舶来品，如果不与中国的生活实际相结合，则很难成为广大群众喜爱的艺术。以前我们下部队演出时，听到战士们反映：“大合唱像一堵墙，看也没得看，听也听不清。不像小合唱、表演唱那样活泼有趣。”而《长征组歌》则不然，首先是拆掉了这堵“墙”，让所有的演员都穿上红军服装，并且有动作、造型、有情节、有人物。又有幻灯、布景的配合。一开幕就把观众带人当年红军长征的历史景象和氛围中。作品表达的是真实的感情，唱的人落泪，听的人也落泪。台上台下融为一体。周总理在每次看演出时，都情不自禁地随着音乐轻声击掌吟唱，可见这个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是多么强烈。著名作曲家朱践耳先生在评论《长征组歌》时，非常中肯地说：“这是革命的大合唱，是大合唱的革命!”
《长征组歌》是一部公认的、成功的集体创作的典范，这是不容置疑的。它成功的经验和条件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团结、高效的创作集体，这是一个有着亲密无间的“战友精神”的团队。《长征组歌》除了歌词和音乐，还有声乐指导、人物造型、舞台调度、舞台设计以及后勤保障等等，可以说是从总团到各分团全体人员共同努力打了一场“人民战争”才完成的。这个作品的成功，更包括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心血，特别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许多老红军将领都对《长征组歌》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具体指导。就我们负责音乐创作的几个人来说，当时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宣扬长征精神，把作品写好；否则，就对不起在长征中牺牲的几十万红军官兵。
最后，我们应该回答的问题是：“为何《长征组歌》历经41年而久唱不衰呢?”从作品本身找原因的话只有两条：第一是自主创新，新的内容，新的形式，是对合唱艺术的全面改革，但万变不离其宗，仍然是“战友”风格；第二是强调它的群众性，我们自始至终没有忘记毛主席关于“音乐家们应该注意群众的歌唱”、“学习群众的语言”(当然也包括音乐语言)的教导。这两条可以算是《组歌》最基本、最重要的创作经验。值得记取。长征精神将世世代代继承下去，而《长征组歌》也会继续唱响在祖国大地上。
(作者单位：青岛海军麦岛干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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