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有一批人称“决策圈经济学人”的高层智囊――每遇重大经济问题，党中央、国务院会不时地问计于他们；每当起草党代会文件、政府工作报告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就聚集在一起热烈讨论，字斟句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二十余年，直接影响改革实践的每一次重大理论突破，都凝聚着这些经济学人的心血。这其中，有一位被称为“中国改革理论先驱”的经济学家，他的名字叫吴敬琏。
2001年12月29日，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在北京饭店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经叔平开启了当天晚上最隆重的奖项――2001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大奖。经叔平读着颁奖辞：“他敢于铁肩担道义，他是一位无私的、具有深刻忧患意识的社会贤达，一个纯粹的人，一个特立独行的智者，一个睿智和良知兼备的中国学者，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优秀代表，一个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高贵品格、年过七旬仍然能够保持童真和率直的经济学家。”这时，不用宣布他是谁，台下500名观众就已经明白了。满怀着对吴敬琏深深的敬意，他们自发地从座位上站起来热烈鼓掌。
志向，与时代的脉搏共振
吴敬琏1930年1月出生在江苏省南京市一个著名的报人家庭。20世纪30年代初，他的父母共同创办了上海《新民报》(现《新民晚报》)。父亲去世后，母亲邓季惺又到北京创办了《新民报》(现《北京日报》)。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刚刚接触世事的吴敬琏在思考着热血青年们共同探寻的一个严肃课题――怎样才能拯救中国。
吴敬琏的三代先辈都是民族资本家。先辈们在为国家求富强和自己谋发展的道路上所遭遇的种种挫折，使吴敬琏得出一个结论：科学和实业的发展受制于社会制度和政治格局，中国的振兴在旧的社会制度下是不可能做到的。他年轻时，是个“工业救国论”者。快到成年时，正好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他变成了“革命救国论”者。
1948年，吴敬琏考上了金陵大学文学院。这一年，他加入了共青团，并担任系团支书及院学生总代表。新中国成立后，因病休学一年的吴敬琏看到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高潮即将到来，复学时决定改学经济学专业。1951年，他所在的系并到了复旦大学。1952年9月3日，吴敬琏在大学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读书期间，为了更多地接触社会实际，他经常到附近的工厂、农村去了解工人和农民的消费情况。从那时起，他就和经济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大学毕业后，吴敬琏被分配到当时的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财政、企业财务、价格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问题的研究。
真知，在痛苦的反思中萌生
正当吴敬琏醉心于理论的探索之际，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接踵而来。经济学领域成了一片荒漠。1968年，吴敬琏被定为“帽子拿在人民手中的反革命分子”，下放到河南信阳“五七”干校劳动。因议论康生，进而定为“反革命分子”。
4年的劳改经历，使吴敬琏感到幸运的是，他遇到了一位令他终生受益的老师和朋友――经济学家顾准。1956年，顾准就提出了在当时的中国经济学界非常超前的“社会主义的生产也可以由市场规律自发调节”的观点。在顾准的帮助和启发下，吴敬琏开始恢复和提高英语阅读能力，在广泛学习世界文化史、经济史与政治史的同时，他同顾准一起分析中国的问题、探索人类历史的未来发展之路。
1976年10月，吴敬琏重返经济理论界后，随着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他越发意识到经济领域的改革不能零敲碎打，而要建立一个能有效运行的经济管理机制。至于这个机制的核心是什么?如何建立?都还没有答案。
信念，在实践的验证中坚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睁开眼睛看世界。吴敬琏发现，要发展现代经济，不懂得现代经济学必将寸步难行。
1983年1月，53岁的吴敬琏远赴美国耶鲁大学从事客座研究。他开始从大学本科生的基础课学起，对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进行了系统的“大补”。这段学习、研究与思考，使他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内涵有了全新的认识，并使他坚定了一种信念：任何真正的改革，都应当是以市场为取向的、“整体协调”的改革。
1984年7月回国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吴敬琏转入政府咨询机构――国务院发展中心工作。他关于中国改革的研究成果也日见丰硕，是惟一连续五年荣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芳经济科学奖”的学者。
吴敬琏有个大名鼎鼎的外号――“吴市场”。因为他倡导市场经济较早，并且不管遇到什么非议，他都不屈不挠地坚持这一观点。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吴市场”变成人们对他当初具有先见之明的一种赞扬之谓。
1989年，吴敬琏完成了《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一书的书稿，可许多家出版社都不敢出版。直到1991年下半年，中国财经出版社的社长和总编辑才在一份出版批文上签上了各自的姓名，并且注明――“一旦有事，共同承担”。当年12月，只印刷了7000册的《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一书与读者见面。几个月之后，恰逢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发表，经济理论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终于得到了澄清。后来，该书再版加印并获得了全国图书大奖，1998年被评为“影响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之一。
1992年3月14日，和着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春风，“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讨会在京举行。吴敬琏在会上呼吁，新一轮改革高潮正在到来，经济学家要更加务实，拿出具体可行的改革方案，为新体制的运行做好多方面的准备。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终于被写进了党的“十四大”报告。这不仅反映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对包括吴敬琏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长期探索、积极倡导的科学态度与科学成果的充分肯定。
近些年，吴敬琏不顾年事已高，经常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发达国家做深入的市场经济研究，到国内沿海地区广泛考察民营企业，到大中型国营企业探讨战略性改组方案，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式不断拓展研究空间，及时诊断出中国经济改革的症结所在，悉心寻求治疗的“药方”，并努力使其成为决策部门指导经济工作的重要依据。
良知，在直言的勇气中闪现
吴敬琏觉得，真正的经济学家，应该有“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浩然正气，也应该有忍受孤独寂寞、抵御压力诱惑的坚忍意志。他的决策和建议，既不唯上，也不唯书，更不媚俗，以一个学者的良知站在经济改革的前沿，并提出真知灼见，常常显示出特立独行的无畏勇气。
有人说，2001年是中国股市元年。吴敬琏对于股市中的违规违法活动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站在中小投资者的立场上呼吁加强股市监管，并使这种呼吁成为2001年中国资本市场最主流的声音。作为中国经济学界一言九鼎的人物，在关键时刻的这番讲话，不啻于引爆了一枚重磅炸弹，在证券界与经济理论界都引起了强烈的震撼。
在生活中性情温和的吴敬琏，在学术领域却以敢于直言而著称。在理论界和经济圈的智囊人物中，率先冲破旧的思维模式的束缚并主张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吴敬琏，对推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于祖尧所言，其贡献与“两弹一星”升天相比，毫不逊色。
蝉联2001年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奖的吴敬琏，面对赞誉感言道：“再一次得到这样的褒奖，我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这是我们的大众对经济学家群体的一种褒奖，因为经济学家群体在20多年的改革当中充当了一个为改革、为市场经济鼓与呼的角色。现在可以看到，市场经济的威力已经显现了。但这种褒奖可能也代表一种希望，就是希望我们的市场经济应该更加规范、更加健康，所以在这方面我还是不无忧虑的。”
中国加入WTO后，吴敬琏认为：“入世后，机遇是潜在的，挑战是现实的。入世不是天上下金雨，但前景更不会黯淡一片。”目前，吴敬琏主要是研究我国经济改革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他的新作《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一书已经问世。他说：“经济改革中的所有问题都在我的视野之中，但是，哪个问题最突出，这便是我研究的重点。”
深重的历史使命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及学者的良知，这便是吴敬琏的立身之本。
（摘自黑龙江《党的生活》原标题为《用智慧与良知拨开迷雾――走近经济学巨擘吴敬琏》本刊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