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大约150万来自大陆的国民党军人、军眷背井离乡,前往台湾,但是,台湾岛内的军事基地根本容纳不下猛然间溃退的大批军人及家属。蒋家父子只能动用从大陆带来的资金,建起简陋的临时住所来安置军眷,于是就出现了台湾历史上著名的“眷村”。
台湾作家龙应台有一个中德混血的儿子安德烈,有一天,安德烈问龙应台:“妈妈的家乡在哪里?”龙应台却无法回答,她发现自己对父母那段历史无从感受,于是,她开始搜寻资料,追寻自己父母的来历,试图复原父母及他们那代人的记忆。
龙应台出生在高雄大寨乡的眷村,因为她是出生在台湾的第一个孩子,父母为其取名为“台”。名字本身,就为龙应台烙上了迁移者的身份。
龙应台的父亲龙槐生来自湖南衡阳,15岁就离开了家乡,在衡阳火车站,稀里糊涂地进了宪兵“学生队”。龙槐生永远忘不了离开衡阳的那一幕:当时他的母亲匆忙挤入人群,从怀里掏出一双白色布鞋垫塞进了儿子手里。母亲本想给儿子做双新鞋,却因时间太赶而改成了鞋垫。
这双鞋垫,龙槐生一揣就是六十余年,他没想到这次离开就再也没能回家。
龙应台的母亲应美君来自浙江淳安。1949年1月应美君匆忙离开淳安,去寻找当时驻常州的丈夫龙槐生。离开前,美君对自己母亲只留下一句话:“很快回来啦。”
一年半后,应美君随着国民党撤退的军舰辗转来到了海南。军舰上的人要去台湾,可台湾在哪里,开军舰的都不知道。舰上的军官一边安抚惶恐的士兵,一边安慰自己说:“去那个叫做台湾的地方,就当是暂时躲一躲雨吧,也好。”可做梦也没想到的是,这一场雨,一下就是60年。
应美君和龙槐生在台湾高雄的码头找到彼此,同前后流落在这个岛上的一百多万国民党军人和家眷一样,暂别家乡变成了永恒离别。
龙槐生这些“外省人”最初来到台湾时,并不觉得会在这里长住,总想着有朝一日可以回到大陆,所以他们对生存的土地――台湾着墨不深,他们可以侃侃而谈大陆家乡的历史和地理,却不知淡水河的长度、曾文水库的集水量。不少人在离世前还坚持一辈子回家乡的梦想。
80岁那年,龙槐生在女儿龙应台的陪伴下去听《四郎探母》,一边听,龙槐生还用带着湖南腔的发音,打着拍子哼唱:“七十年岁月如江水飘月,一生再也看不到那来不及道别的母亲……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唱着唱着老泪纵横。
所有来到台湾住进眷村的外省人,都和龙应台的父亲是一样的心境:他们在台湾没有父母,没有家产,也没有任何人事背景,无助感时常伴其左右。这种强烈的思乡情,有时会被眷村人写在公共厕所的墙上,形成眷村特有的厕所文学,只是一旦笔迹被查出来是谁写的,就会被抓走关起来。
像龙应台这样的眷村第二代虽然没有强烈的陌生感,但也是在没有亲戚的环境下生长,清明节的时候,他们无坟可上……那时,龙应台才知道,原来,没有亲人死去的土地,是无法叫做家乡的。
2009年9月,龙应台的新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在台湾出版,这本书是龙应台写给自己父母的。可惜,书出版的时候,父亲过世了,母亲失忆了……
(倪早菊摘自《国家历史》)
